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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初期：耿飚的加入与奋战
1925年，耿飚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年后，他迈入了工农红军的行列，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一入红军，耿飚便显露出其非凡的军事潜力和对革命的深厚热情。他先是被任命为红军的团长，负责指挥一支由数百人组成的队伍。在这个职位上，耿飚不仅关注战斗技巧的提升，还注重提高士兵们的政治意识，确保他们在战斗中能够坚持共产党的战斗目标和原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耿飚的领导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和肯定。在多次的战斗中，他展示了出色的策略和决策能力，使得他很快被提拔为师参谋长，后来又晋升为军参谋长。
湘江血战是耿飚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场战役中，耿飚带领的红军部队与敌军展开了殊死的较量。这场战斗持续了五天五夜，双方在湘江的浅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红军在人数和装备上都不占优势，但在耿飚的指挥下，他们利用地形和夜间作战来抵消敌军的技术和火力优势。耿飚亲自巡视前线，指导部署，确保每一次反击都能对敌人造成有效的打击。
乌江，这条湍急的河流成为了长征路上的一道难关。在强渡乌江的任务中，耿飚展现了他的策略性和果断。部队在夜幕降临时开始行动，耿飚亲自监督筏子和简易桥梁的搭建，确保部队能够迅速且安全地渡过江面。尽管敌军试图阻挠，但在耿飚的指挥下，红军士兵们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渡河，几乎是在敌人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就已经稳稳地站在了对岸。
接下来的娄山关战斗是对耿飚指挥能力的又一次考验。娄山关是一处天然要塞，守军利用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线。耿飚部署了一系列迂回和佯攻战术，巧妙地分散了敌军的火力，然后集中兵力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耿飚在这些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和出色指挥，使他在部队中的声望迅速上升，士兵们对他的敬仰和信任也随之增强。他的名字逐渐在红军中传开，"耿猛子"这一绰号也因他在战斗中的无畏和坚决而广为人知。
抗战时期：展现军事智慧
抗日战争期间，耿飚同志在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担任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负责指挥和组织军事行动，维护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他率部驻守在险峻的陇东地区，这里地形复杂，既是抗日的前线也是重要的抗日基地。耿飚和他的部队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多次与日伪军的交战，有效地保卫了边区的安全和稳定。
1941年7月，耿飚被派往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是对他军事和政治能力的进一步培养。在那里，他不仅学习了党的理论和政策，还深入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这对他后来的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有了重要影响。
1944年9月，耿飚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在这一职位上，他负责协调晋察冀三省的军事行动及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确保了信息与资源的有效流通。这一时期，他的工作对提高战区的战斗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到了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尾声，耿飚指挥部队发起了对张家口的进攻。张家口，作为连接华北与内蒙古的战略要地，长期被日伪军占领。耿飚的部队经过精心策划和连续作战，最终成功收复了这座城市，打破了日军在该区域的控制。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至8月，耿飚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担任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在这一期间，中国国内的形势再次紧张，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在叶剑英同志的领导下，耿飚积极参与了对抗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各种活动。他主要负责监督和确保京津地区的交通安全，保障兵力和物资的调动，这对于防止国民党军事行动扩大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的外交筹备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国际舞台上的种种挑战与机遇，毛主席迅速确定了一套全新的外交方针，即“另起炉灶”。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彻底切断与旧时代国民党的外交联系，包括废除他们的外交机构和清除相关人员，以彰显新中国的独立性和新起点。
响应这一方针，周总理提出了外交干部选拔的三条主要途径，确保新的外交队伍既专业又忠诚。第一条途径是从原中央外事组和各大城市的地下工作及统战工作的同志中选拔。这些人因长期从事相关工作，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外事经验，还通晓外语，具备处理国际事务的必要能力和敏感度。
第二条途径是从解放军的各主要战略单元——一野、二野、三野、四野以及军委直属机关和各大军区中挑选骨干分子。这些军事人员在战争中磨练出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他们的纪律性和执行力对于新兴的外交行为尤为关键。
第三条途径则是着眼于国内高等教育机构，选拔那些热情高涨、精通外语、并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青年学生。这些年轻人的现代视角和学术背景使他们成为了理解和应对国际事务新潮流的合适人选。
在这一系列精心设定的选拔原则指导下，全国范围内的选拔工作迅速展开。众多来自不同背景但各有所长的人才被发掘，并开始接受为期不长但非常针对性的外交培训，以确保他们能够迅速适应新的职责。
在这批即将赴任的外交大使中，耿飚的名字尤为引人注目。作为第十九兵团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不仅在军事上有着辉煌的成就，他在战时所展现的组织和策略能力也被认为是处理复杂国际关系的重要资产。耿飚的军事背景和领导经验，特别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对外事务的处理，使他在外交岗位上同样能够游刃有余。
在被正式任命为新中国的外交使节后，耿飚及其同僚们接受了针对性的进一步培训，涵盖了外交礼仪、国际法规、以及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等多方面内容。这些培训旨在使他们不仅了解外交的基本技能，更能深刻理解新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与机遇，以及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利益和提升国家形象。
斯德哥尔摩的国庆盛宴
1950年10月1日，在斯德哥尔摩的大饭店里，气氛庄重而热烈，这是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办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宴会厅内挂满了红色的灯笼和五星红旗，象征着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庆祝。宾客们穿着正式，男士们西装笔挺，女士们则身着晚礼服，气氛中弥漫着一种庄严的节日气氛。
大使馆工作人员忙碌地引导着宾客入座，五百多名瑞典各界贵宾陆续到达，晚宴开始，耿飚上台致辞，他简洁有力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一年来的成就和未来的展望。
就在这时，瑞典皇家海军的最高司令，一位高大的北欧男士，他感觉耿飚这个大使有点土里土气，很不服气地向耿飚提问：“你是将军，曾经带过多少兵？”这个问题明显带有一定的挑衅意味，似乎是在质疑耿飚的军事背景和其作为外交官的资格。
场面一度陷入了微妙的尴尬，周围的宾客也注意到了这一幕，气氛突然变得有些紧张。然而，耿飚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或不悦的情绪，他面带微笑，以一种轻松的语调回应道：“我的那个兵，也就10多万人吧！”
司令原本或许只是试探性地提出问题，却没有预料到会得到这样震撼的答复。听到耿飚曾指挥过10多万人的部队，这位司令的表情从一开始的轻蔑逐渐转变为肃然起敬。他马上放下手中的酒杯，那杯子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啪”声，此动作在宁静的宴会厅中显得格外响亮。
随即，司令站直了身体，对着耿飚行了一个军人特有的笔挺礼仪。这一礼，无需多言，已是对耿飚军事生涯的最高敬意。然后他迈出一步，主动向耿飚伸出了手。他的握手坚定而热情，表达了对耿飚的尊重与认可：“真是了不起，您率领的军队比我们国家的军队还要多！”
周围的宾客们见到这一幕，原先可能存在的任何疑虑或轻视之情都烟消云散了。他们纷纷围拢过来，想要更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这位中国大使。耿飚的背景和经历成为了人们交谈中的热点。一时间，宴会厅内的气氛变得更加热烈，人们不再只是出于礼貌交谈，而是真心实意地对耿飚表达敬意。
许多宾客开始与耿飚讨论他的军事经历，他们对耿飚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感到惊讶与敬佩。几位瑞典的军事官员也加入了讨论，他们对策略和战术有着浓厚的兴趣，渴望从耿飚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人们的话语中充满了赞赏：“他是伟大的国度派来的伟大的大使。”这样的评价在宴会中不绝于耳。耿飚的军事背景给他在外交领域带来了独特的威望，这种威望在当晚的宴会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认可。
参考资料：[1]陈辉.耿飚:毛泽东称赞敢说真话的好大使[J].党史博采（上）,2022(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