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日落之后将三百块大洋送到西土地庙香炉底下，钱到人归！”。
1933年3月的一个深夜，山东乳山市牟平县徐家镇黄疃村大地主刘岐峰遭人绑架，家人在院中发现一封劫匪留下的信。
看完信的刘家人是惊慌不已，深怕一个不慎，惹怒了绑匪，自己老爷被撕票，他们立马想方设法筹钱。
当他们按照绑匪的要求，把300大洋放到土地庙后，绑匪真的把人给放了回来。
就在大家惊喜绑匪讲诚信时，有人又在过道里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刘岐峰的儿子刘经三所写。
在信中，他自称“不孝男”，并言明这300大洋，是他向父亲“暂借”，还说若将来事业有成，必加倍奉还。
看到信，刘家的众人很愤怒，儿子绑架老子？哪有这样的道理？都是一家人，需要用钱，为什么不明说？
然而，刘岐峰看完信，却是哈哈大笑，他丝毫不介意儿子的作为，反而多次在朋友面前夸奖他，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拿着这笔钱，干什么去了！
刘经三，本名刘炳礼，经三是他的字。
刘家在牟平县，是名门望族，其父刘岐峰，是晚清秀才，而且医术了得，家里开着药铺和缫丝厂，虽不能说大富大贵，但在县里，也是排得上号的大财主。
更为难得的是，刘岐峰此人悬壶济世，乐善好施，在乡间名望极高，还曾被乡民们推举，担任乡长一职。
刘经三是刘岐峰的长子，从小被父亲给予厚望，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然而，他却跟别的富家子不同。
他从来没有看不起穷苦人家的孩子，反而经常跟他们一起玩，若是有人欺负穷苦小孩，他也总是站出来替他们抱不平，也是因此，刘经三成了村里的孩子王。
1922年，刘经三离开村子，前往济南育英中学读书，在这里，他参加过学生运动，也接触到了一些革命思想，虽未因此走上革命之路，但对他的触动却极大。
从济南回来后，刘经三投身教育行业，曾出任牟平县教育委员、瑞泉中学校董等职，后来，他又跟着父亲经商、经营药铺，还“子承父业”，也当上了乡长。
1929年春，刘经三参加牟平县各乡乡长会议，会议之上，县长郭培武极力为滥杀无辜、横征暴敛的部下开脱，这让刘经三愤慨不已。
他丝毫没给这个县长面子，当面怒怼道：“县长大人，好贱的人命啊，如果你被打死了，赔偿1000行不行?”。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郭培武更是面红耳赤，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怒怼县长一事，郭培武在牟平县出了名，也是因此，他被怀恨在心的郭培武安了“三条罪名”，要把他法办，无奈，刘经三只能背井离乡，逃到关东避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短短3个月，东三省便落入日寇之手，这让郭培武痛心疾首，回到家乡后，他开始关注时事，并跟当地的共产党人有了接触。
1932年秋，24岁的刘经三，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为革命事业奋斗，因为表现出色，1933年1月，牟平县委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县委书记。
上任后，刘经三多次发动和领导胶东南部沿海一带的农、渔、盐民同官府进行斗争，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个月后，胶东特委成立，刘经三被任命为组织委员，他与特委书记张静源，在霄龙寺开办了一家“鸡鸭公司”，一方面赚钱为组织提供经费，一方面以此做掩护，来印刷宣传资料，密藏、转运枪支弹药等等。
胶东特委初建之时，困顿至极，虽说“鸡鸭公司”能提供一部分经费，但依旧杯水车薪，无奈，刘经三只能一次次从家里拿钱，支持革命。
可即便如此，胶东特委还是经费奇缺，怎么办？思来想去，他把主意打到了自己父亲刘岐峰的头上！
作为刘岐峰的儿子，家里的情况，刘经三自然知晓，他知道父亲手里有一笔积蓄，这笔钱是用来防备不时之需的。
虽说老爷子开明，但刘经三也清楚，这是全家人的保命钱，自己明着要，老爷子一定不给，于是，他便开始谋划“绑票”。
当他跟同志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在场的所有人都表示反对，因为他为了革命，已经牺牲太多了，可刘经三执意如此做，同志们只能听命行事。
1933年3月的一个晚上，刘经三带着两名同志来到自己家门口，让他们去敲门，自己则躲了起来。
果然，听见敲门声，老父亲刘岐峰便出来开门了，两名同志用刀抵着老爷子，然后给他套上麻袋扛走，“绑票”成功！
紧接着，便发生了文章开头，家人在院子里捡到“绑匪”勒索300大洋的信。
在拿到这笔钱后，刘经三对老父是愧疚不已，这才写信说明“绑架”缘由，好在老父亲是知道他的，并未因此怪罪。
有了这300大洋，胶东特委迅速发展壮大，可惜好景不长，1933年7月，霄龙寺秘密联络站暴露，作为“老板”的刘经三，也遭到了通缉，不得不转入地下。
1933年10月，又发生了一件令刘经三痛彻心扉的事情，他的亲密战友张静源，被混进党组织的投机分子暗杀，牺牲时年仅32岁。
怀着满腔愤恨，刘经三亲自带着“打狗队”，惩治了这名叛徒，但可惜，他的战友永远也活不过来了。
更令刘经三着急的是，张静源牺牲后，胶东特委便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在召开胶东7县的代表会议，安排好工作后，刘经三只身前往天津、北平寻找党组织。
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刘经三终于与北方局取得了联系，当了解到胶东特委的情况后，北方局立马派了一位名叫常子健的同志，去胶东指导、协助刘经三等人工作。
1934年2月，胶东特委重建，刘经三又重新投入到危险紧张的地下斗争中来。
当时，刘经三担任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两个职务，由于活动频繁，他再次引起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注意。
1933年9月23日，刘经三与张连珠、李厚生两位同志，在巡视党组织的路上被逮捕。
被捕后，为“牺牲最小化”，刘经三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宣称不认识张连珠、李厚生二人。
最终，张连珠、李厚生被无罪释放，他则成了反动派审讯的重点对象，甚至都惊动了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省长韩复榘，当刘经三被押送到济南后，韩复榘还曾亲自审讯他。
面对韩复榘，刘经三表现的不卑不亢，他认为，韩复榘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对于所谓的“清除异党”，也未必会认真执行。
为骗取韩复渠的信任，他供出了“已”离开胶东的2名同志宋心一和张一民，韩复渠果然上当，当场做出批复，说“刘经三年幼无知，是误入歧途”，把他打发到反省院反省去了。
这一关，就是3年多时间，直到1936年2月，他才被放出来。
出狱后，他匆匆返回家乡，可回去后，却听到了一个让他呆立当场的消息，由于自己的“出卖”，宋心一和张一民被捕入狱。
原来，在供出二人之前，刘经三曾给二人写信，让他们离开胶东，然而，他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信件传递的速度，远没有没有电话快。
在他供出二人后，济南的反动派，立马给牟平的国民政府打了电话，二人还未收到刘经三的信，便惨遭逮捕。
因为这件事，刘经三被同志们视为叛徒，回到老家好久，上级组织没联系过他，下级的同志们，也不来找他，这让他愈加痛苦。
为了弄清楚问题，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经过深思熟虑，刘经三在未告知家人的情况下，一个人离开牟平，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途。
经过数月的辗转奔波，1937年2月，他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并被送进了抗大学习。
到延安后，刘经三没有隐瞒自己的情况，而是向组织写了报告，如实的述说了自己被捕后的事情。
对此，组织很快对他的事情定了性——即便是为了营救同志，也绝不能违反原则，在组织的教育下，他渐渐放下了包袱，全身心投入学习。
从抗大毕业后，刘经三留在了延安工作，表现也很不错，谁料这年8月，他却意外丧生了。
当时，天气闷热，酷暑难耐，因为热的实在受不了，有不少同志，都去延河洗澡纳凉。
见延河里人多，不谙水性的刘经三也下了河，结果被湍急的水流冲进一个漩涡，等救上来时，已经溺水身亡，年仅31岁。
值得一提的是，刘家除了刘经三，还有2人参加了革命。
一个是刘经三的弟弟刘经五，他于1944年入党，并参加了胶东的八路军部队。
解放战争打响后，刘经五跟随部队奔赴东北战场，在攻打四平时壮烈牺牲，死时跟哥哥一样，也是31岁。
另一个是刘经三的儿子刘喜璞，他15岁入党，16岁参军，参加过多场战役战斗，还曾身负重伤。
1958年，刘喜璞因旧伤复发离开人世，年仅29岁。
因为刘经三曾经过反省院，在建国后，他一度被认为是叛徒，浩劫期间，他的家人还因此遭了不少罪。
好在一点，最后事情查清了，也证明了刘经三是一名好同志，1983年，国家为刘经三颁发了烈士证书，若他泉下有知，也一定很开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