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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史在没有钱
前言
黄金荣曾是上海滩的传奇人物，绰号“麻皮金荣”，在中国旧上海的黑白两道中举足轻重。他与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为“三大亨”，他们的影响力一度渗透至中国的政界、军界和财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人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命运。黄金荣为何决定留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而没有随蒋介石逃往台湾？他的选择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考量和故事？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黄金荣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中，也正因为贫穷迫使他从小承担重责，他的父亲早年因病去世，不久母亲也随之离开了人世。无依无靠的他，凭借亲友的微薄援助，在上海城隍庙的一隅挤出一席之地开设了裱画铺，艰难维持生计。
城隍庙是一个集百态人生于一身的所在，黄金荣在这里不仅学会了生存技巧，还磨练了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尽管裱画技艺平平，但黄金荣对交际的热爱让他在这里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的交友并非出于计算，而是源于对人际关系的真挚热爱，这种性格特质让他在后来的岁月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帮助。
1892年的一个夏日，黄金荣的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消息：法租界巡捕房正在招募华人巡捕。在那个时代，这等于是一个稳定而体面的职业机会。于是，他果断关上店门，投身于激烈的竞争中。报名者众多但黄金荣侥幸地在面试中遇到了父亲的老友之子，这位翻译的暗中帮助，让他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巡捕。
一入巡捕房，黄金荣展现出了他的勤奋与智慧。他是一个勤勉的执行者，还懂得如何在法租界这片“国中之国”中生存。他的工作效率和能力逐渐得到了上司的认可和重用。黄金荣不只是执行命令的机器，他还具备解决问题的独特能力，这让他在巡捕系统中迅速崭露头角。
黄金荣的办事能力不仅局限于官方任务，他还能巧妙地利用自己的人脉网络解决复杂的案件。比如有一次法租界一家新开的商行的金字招牌神秘失窃，让店主急得团团转。
其实这场失窃是黄金荣自导自演的一场戏，目的是为了展示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回了招牌，这一行为赢得了商家的感激，还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法租界的地位。
另一次福建督理参谋长杨知候在上海码头遭遇抢劫，随身携带的六箱珠宝、字画被悉数掠走。这一事件惊动了淞沪护军使，堪称一桩大案。黄金荣主动请缨，提出协助调查。他调动了自己培养多年的手下，通过黑白两道的势力，不到半天时间便将所有被抢财物完好无损地归还。随着时间的推移，黄金荣与官方的联系也日渐紧密。
在法国人的支持下，黄金荣更加嚣张跋扈。他趁机加入青帮，自称“天字辈”。凭借其巨大的势力，黄金荣在青帮中独揽大权，元老们敢怒不敢言，帮派逐渐成为他的私人工具。黄金荣通过开设舞厅、贩卖鸦片、设立赌场，垄断了上海的灰色产业，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杜月笙、张啸林三足鼎立，几乎瓜分了上海滩。
黄金荣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大肆剥削、压迫当地百姓，因而被称为“流氓大亨”。尽管如此许多大人物仍然不得不给他面子，比如孙中山在革命期间曾得到过他的资助，而蒋介石更是拜他为师。
蒋介石早年在上海开设股票交易所“恒泰号”，起初生意兴隆。但1921年上海爆发了“信交风暴”，类似于今天的小型金融危机，“恒泰号”无力支撑，很快倒闭。蒋介石的合伙人被逼无奈，在黄浦江跳江身亡，蒋介石也只能东躲西藏，逃避追债者。
无奈之下蒋介石逃往法租界，寻求黄金荣的帮助。早在黄金荣52岁大寿时，蒋介石曾恭敬地前去祝寿，因此黄金荣对他印象不错。见他落难，黄金荣便做了个顺水人情，收蒋介石为徒。
拜师礼当天，蒋介石毕恭毕敬，双膝跪地，递上书信：“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志清是蒋介石当时常用的名字。在黄金荣点头后，蒋介石连连磕头行礼。
随后黄金荣对外宣布，蒋介石是他的徒弟，蒋介石的债务便由他承担。债主们深知黄金荣的手段，不敢找他要钱，蒋介石的难题便迎刃而解。正因如此蒋介石与黄金荣一直保持良好关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金荣在上海充当打手，逮捕、杀害大量共产党员，罪行累累。
为感谢“师父”的帮助，蒋介石特意题字“文行忠信”赠与黄金荣，但讽刺的是黄金荣与这些美德毫不沾边，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只是狼狈为奸，与忠诚毫无关系。
与国民党反动派为虎作伥多年，1949年解放时，黄金荣诚惶诚恐。杜月笙等人早已离开，黄金荣的儿媳也带着财产逃往香港，年迈的黄金荣行动不便，担心自己死在逃亡路上，便未离开上海。他整天呆在家里吸大麻、打麻将度日。
在1949年初，陈毅作为上海新任市长到任，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城市。上海现因物价飞涨、社会治安混乱而步入暗淡。鸦片泛滥，妓院林立，让这座城市几乎丧失了往日的光彩。
当时的形势复杂敏感，毛泽东的指示明确——对上海的攻略必须采用文攻，而非武力解决，因为上海不仅是经济重镇，更是社会风气的晴雨表。陈毅理解这座城市的特殊性，他清楚任何粗暴的改变都可能引起不可预测的后果。
在蒋介石眼中上海是不可失去的“肥肉”。他命令国民党死守这块土地，而陈毅却要设法以最少的摩擦接管城市。陈毅采取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首先了解和评估了上海的经济政治状况以及普通市民的生活现状，深入掌握地方实际情况后，才开始实施进一步的计划。
陈毅的决策是谨慎的。他命令部队在不惊动市民的前提下，尽可能在市郊地带展开行动，避免城市中心的直接冲突。这一策略成功地将国民党势力从市中心引出，避免了可能的大规模战斗和平民伤亡。
陈毅还下达了严格的纪律指令，禁止解放军进入或借住民宅，以及禁止取用民众的任何物资。他强调部队与市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尊重与理解基础上，确保解放军的形象和解放事业的正当性。解放军的行为赢得了市民的信任和尊重。在冰冷的夜晚，解放军士兵只能在户外承受严寒，不少士兵躺在街头，以天为被地为床。
第二天清晨市民看到这些年轻士兵在寒风中的坚持，不禁心生敬意，纷纷自发地拿出家中的食物和水，支援这些来自远方的解放者。这种互相的理解和支持，让陈毅对未来上海的改革充满了信心。他坚信，通过温和的政策和亲民的行动，可以逐步将上海转变成一个更加公正、繁荣的城市。
当黄金荣得知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时，黄金荣主动向新政府伸出了橄榄枝。他不仅提交了青帮400名骨干的详细名单，还附上了详尽的财务报告，显示出他对新政权的忠诚和悔改之意。
同时黄金荣在青帮内部发布了严令，禁止一切赌博、毒品交易及卖淫活动，命令帮众务必低调行事，避免引起共产党的注意。陈毅看到了黄金荣的努力，决定给予他一个机会，采取了宽大政策。
杜宣受陈毅委托前往黄金荣的住所传达政府的意图。他坦率地指出黄金荣过去的罪行，但也强调了政府愿意宽容他的前提是必须彻底服从人民政府的领导。黄金荣感激涕零，连声答应并将蒋介石曾赠予他的金表作为忠诚的象征，交还给了政府。
此后黄金荣遵守诺言，极力避免公众曝光。他所控制的各种产业如“大世界”依然运作，但他已将日常管理工作完全交给了他的门徒丁永，丁永昌作为年轻一代的领导者，他的行为却开始偏离了黄金荣的初衷，恢复了部分非法业务，导致民怨沸腾。
当上海市民以千人之多联名投诉丁永昌的行为时，陈毅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对黄金荣及其门徒采取严厉措施可能会激怒其他旧帮派，导致社会不稳；但若不处理，又无法维护政府的权威和正义。经过深思熟虑，陈毅决定必须采取行动，向社会展示政府的决心和正义。
于是在一天清晨，邓代表按照陈毅的指示来到了黄金荣的住所。黄金荣虽已年迈体衰，但当听说自己将承受公众的惩戒时，表现出了难得的坚毅和接受的态度。陈毅决定让黄金荣在“大世界”的门口扫街，既是对他个人的惩戒，也是向公众传递一个信号：任何违法行为都必须承受后果。
黄金荣在众目睽睽之下，拖着衰弱的身体，用扫帚清扫着地面，这一幕让过往的行人深感震撼。有人在窃窃私语，有人则对这一判决感到满意。记者们蜂拥而至，记录下这一刻的画面，次日上海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黄金荣扫街的照片，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黄金荣的《悔过书》公布后，陈毅感到了一丝喘息的空间。黄金荣的公开忏悔确实减少了民间对政府的投诉，看似改过自新的黄金荣，在民间赢得了一定的正面形象。然而新的问题又在陈毅面前展开，虽然黄金荣表面上遵守了规矩，但他依然在背地里对员工施加压力，克扣工资，榨取劳力。
虽然黄金荣已经退居幕后，其日常业务由子孙管理，但仍有很多员工和市民向政府反映，黄家的企业仍然存在严重的剥削现象。这对陈毅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不能直接依靠严厉的手段解决黄金荣的问题，因为这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
沉思良久后，陈毅想到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他决定利用法律和舆论的力量来间接地约束黄金荣，同时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某日陈毅派遣了几名信得过的手下前往黄金荣的住所，以检查非法武器为由进行突击搜查。黄金荣对这突如其来的搜查感到震惊，他立刻表态自己已经多年未涉世事，更不知道家中会藏有违禁物品。
搜查过程中，果然在黄金荣家中的一个隐秘地点发现了大量的军用枪支。虽然最终查明这些枪支是黄金荣的儿子所藏，黄金荣本人并不知情，但此事已足以给黄金荣以重击。
作为对这一事件的回应，陈毅决定让黄金荣再次进行公开的劳动改造，以此示警并警示其他可能存在的非法行为。他告诉黄金荣，劳动是改造灵魂和教育民心的方式，黄金荣将在他曾经的产业“大世界”的门前扫街。
第二次扫街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上海，很多市民围观。有的人对黄金荣的处境表示同情，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是对他过去行为的应有惩罚。黄金荣身着简朴的工作服，手持扫帚在大世界门前清扫街道，这一幕被众多摄影师和记者记录下来，再次成为了报纸的头条。
这一措施让黄金荣感到了深深的羞耻，也让他意识到无论他的年纪有多大，都无法逃避公正的审视，陈毅通过这一行动有效地提高了劳动者的士气，强化了政府支持劳动者权益的形象，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而蒋介石在台湾得知黄金荣再次扫街的消息后，不禁感叹陈毅的政治手腕。他认识到，尽管自己与黄金荣有过交集，但在处理公众人物的问题上，陈毅展现了超凡的公正与决断力。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对于黄金荣的处理不仅严格而有效，也在政治上达到了预期的教育与警示效果。
在陈毅的指导下，政府工作人员采用了既温和又坚定的策略，鼓励黄金荣成为改过自新的楷模。在这种情感与理性的双重影响下，黄金荣经历了深刻的心灵觉醒。同年，他撰写了《黄金荣自白书》，这封公开信详尽地回顾了他的犯罪历史，公然承认了自己对社会的罪责。
在这封自白书中黄金荣坦诚列举了从年轻时期开设赌场、贩卖鸦片到纵容其追随者欺压百姓的罪行。他承认了过去的错误，还赞扬了解放后上海的秩序与进步，表达了对人民政府政策的深刻感激和支持。
黄金荣写道：“现在的我，八十四岁高龄，已退隐江湖二十余年。看到新政府带来的巨变，深感自己早年的行为对不起人民。我感激政府的宽大和人民的宽恕，希望通过公开我的过往，能为改造其他旧社会残余势力作出示范。
这封自白书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上海的其他帮派成员受到黄金荣改变的启发，也开始自觉收敛，社会秩序进一步得到加强。1953年随着镇反运动的深入，黄金荣被建议再次提交一份详尽的自白书，以彻底了结自己的过往。
粟裕亲自会见了黄金荣，黄金荣虽然带着紧张和不安，但还是递交了自白书。然而，这份文件中所列的罪行之重，让他不禁感到深深的忧虑和恐惧，担心自己的命运。
这种压力最终影响了他的健康。在1953年6月20日，黄金荣在家中逝世，结束了他传奇而复杂的一生。他的去世标志着上海，乃至中国社会，从旧有秩序向新纪元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