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国玺的故事100假玺纷出
英国的科学家李约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里，同样问道：“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有学者做过统计，在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地球上出现的对人类文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有54％以上是中华文明贡献的。但是，在进入19世纪时，这个数字降低到了0.4%。
1976年，一位美国学者把这个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现代科学的萌芽是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或者其他的文明？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像爱因斯坦一样伟大的科学家，也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1953年4月23日，爱因斯坦在给J.S.斯威策的回信中，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括号中的文字系信件原文）
爱因斯坦去世六年后，李约瑟获悉了爱因斯坦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在1961年的牛津科学史讨论会上，这封信获得了与会的多数科学史学者的认同，但却引起了李约瑟的不满，他在会上批评了爱因斯坦：“非常遗憾，这封萧伯纳式的书信及其一切轻率笔触，现在却被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本人，本来应该是第一个承认他对于中国的、梵语的和阿拉伯的文化的科学发展（除了对于它们并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点外）几乎毫无所知，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崇高名声不应该被提出来作为证人。”
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停滞？以改变中国人国民性的朱元璋统治术来看，首先，要了解“知丁法”。
在《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里，国家规定，国民只能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否则就是“逸夫”、“游民”。
为此，政府要求民众对自己的邻居，必须做到“互知业务”，如果邻居中存在“逸夫”、“游民”而不向官府报告，除了“逸夫”、“游民”会被处死，里甲与四邻全家，都将被流放化外。 配合“知丁法”，国家还有“路引制度”。国民没有“路引”，每日里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
万历三年，即公元1575年，张居正重申“祖制”：“不许别创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张居正下令遵照“皇祖明旨”，毁天下书院。
清军入关后，萧规曹随，顺治九年，即公元1652年，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
乾隆四十七年，即公元（1782年，《四库全书》编成，皇帝钦定明朝亡于门户，而“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
如此，科学研究和科技发明被定性为不务正业，且从事者既无地位也无经济空间，不能养活自己。
以史观之，中国在近代沦为落后，完全归之于清室，清室将有所不甘。
这里涉及到中外文化之异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士大夫鸿篇巨著不少，其中大有见地的文章很多，认为西人文明以“科学”和“民主”为帜，主张个人幸福至上，可谓执其圭臬。
作者也认为，中国文化重大缺陷为缺乏思维，即科学的方法论，故孔子提倡“中庸”，中庸是不偏不倚，是最高的方法论，惜后世之人不能遵其道，非左即右，常走极端，是中国人思维中的痼疾。西方文化自从明朝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李之藻翻译《谈天》，始输入中国，至清康乾时，西人天文、数学不断输入，国人以奇术观之。
造成中国人如此思维，由来久矣！
《战国策》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钦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尚书·泰誓下》记载公元前1048年，周文王征讨商王誓词：“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庄子·天地》载: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傦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佚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礼记》规定：“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桓宽《盐铁论》上：“工商盛而本业荒也。”及“商则长诈,工则饰,内坏窥而心不诈。”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第四年，太医司马程上“雉头裘”，晋武帝在殿上将其烧毁，并下了诏书：“奇技、异服、典礼所禁。”
《明史·天文志》载：“司天监进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以其无益而碎之。”
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朱元璋下旨“蹴圆的卸脚”，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犯禁踢球，于是被“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道咸年间，西人挟洋枪洋炮侵华，中国无此术，吃大亏，仍不愿放弃天下第一的思维，曾国藩、李鸿章信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以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然，就象猫学虎技为吃虎，怎能成功？
故创办上海制造局，在内译书，在北洋练海军，在马尾造船，有同光时洋务运动。
至光绪二十年甲午海战，世界范围内庞大之北洋舰队，亡于倭寇陆军，国人方知有机器不能强国，要注意其来源，就有光宣间废科举，兴学校之举，然百年大计，仓促不能见效，国人又性急，大伙都认为是体制问题，先君主立宪，后代议制，最终发生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亦不逮。
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又认为体制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东西，就提出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进行思想改革，即新文化运动，欲西方化，借此打出一条活路来，以期凤凰涅槃。搞来搞去，没有一个定星盘，总不如日本人乖巧。
打倒孔家店，虽激忿之说，但中国文化中，排斥科技，这是认识论上的巨大错误。
樊迟向孔子学习种菜，孔子怒，孔子所教六艺中，无此类学科，遂抨击樊迟。又俩小儿辨日，孔子不能解，小儿讥其何为圣人？孔子说：“天道远，人道迩。”受其影响，在士大夫中有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思想，贻害百代。
反观西洋亚里斯多德，将知识分为理论的科学、实践的科学、创造的科学，并认为分析学和逻辑学为一切科学的工具，故中外文明从古时起，即分道扬镳，形成重大分野，至今不可同日而语，故不可完全归罪于满清。
中国要自立于世界之林，就要摒弃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不要思维的毛病，非改变思维方式，提高思维不可，舍此别无他途。
乱极思治，穷则思变，乱世出伟人，欲知清室如何？中国命运如何？传国玺还有没有人关心？这伟人是谁？请看下章“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