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作者：梁衡（《人民日报》原副总编）
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从来都是由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政党的正确思想，也从来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产生的。
恩格斯说，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苹果。一个百年大党，如果没有犯错并纠错，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当我们庆祝如今的辉煌时，怎能忘记那些为纠正党的错误付出代价，甚至献出生命的人。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张闻天。（文末附视频《张闻天：一个被历史遮蔽的人物》）
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4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8年。无论4年还是8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期。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28年。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推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
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步步得势，直至取得政权。
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右一）在红军时期的合影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决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
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
1938年，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忍辱负重20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变。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6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是明显的高职低配。
1951年，张闻天赴苏联担任驻苏大使
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当时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
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作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虽然远离权力中心，但作为旁观者，张闻天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燥热之中，浮夸风四起。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张闻天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这20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工农群众，工作亲力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怎样地看他、待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
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1955年，左起：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一鸣惊破庐山雾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7月2日中央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8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两人惹下终身大祸。1959年，新中国刚建立十年，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一味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这期间彭德怀因为一封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信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转向大批右倾。这也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
张表示：吾意已决。
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
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的说法，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如“刮共产风”，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