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夸他的批判文章写得很好
© 徐敏｜文
1949年平津战役期间，国民政府派专机前往北平，按抢救名单接文化人南下，名单上胡适居首，朱光潜名列第三。当时的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亲自到朱光潜住所，劝说他南下。朱光潜问南下是到哪里？陈说先到南京。朱问如果南京保不住又将如何？陈说那就到台湾。朱又问：大陆都保不住，区区台湾如何自保？陈说台湾是战略要地，美国不会不管。朱光潜觉得终究前景暗淡，不是长久之计，最终拒绝了前来北平接人的专机，和大多数中老知识分子一样选择了留下。
他认为自己是搞美学的，纵然改朝换代，美都是需要的吧，跑什么跑呢？
而且，以他当时在学界的地位，他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想当初，1933年7月，朱光潜带着他的《诗论》初稿从法国启程回国。早在一年前，安徽大学便已电聘他回国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但朱光潜谢绝了这一邀请，他梦寐以求的教书之地是北京大学。
还在回国之前，他便写信拜托中央研究院历史所的老同学徐中舒向胡适推荐，朱光潜的自荐作品就是他刚刚完稿的《诗论》。胡适看后颇为赏识，尤其对于朱光潜的西洋文学知识印象深刻，随即聘请他出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不仅如此，胡适还考虑，研究中国文学不懂外国文学不免眼界狭窄，于是安排朱光潜给中文系学生讲解外国文学课和美学课。这个安排，后来成就了朱光潜在中国美学的地位，他拿着《诗论》和《文艺心理学》在北大讲课，反响热烈，大受欢迎。
于是朱自清邀请他到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讲了一年课。随即徐悲鸿也约请朱光潜在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的《文艺心理学》。
那时候，朱光潜在三所学校同时上课，风头一时无两，名震京城。
当年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的季羡林，就是在此时选修了朱光潜开设的美学课，整整听了一年。
50多年后，季羡林回忆当年听课的感觉，认为“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
季羡林说：“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
这评价不消说是很高的了。
即便在教育界有如此高的声望，朱光潜也主动放低身价，对新政权率先表示了拥护。甚至，为了迎合时代的需要，他还主动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发表在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反省自己曾经受过的欧美式民主自由的教育，表示今后要转向马列主义哲学的学习。
1951年底，大陆高校掀起了清除胡适影响、批判胡适的高潮，各路专家学者纷纷发言表态。为配合运动的需要，朱光潜也写了一篇文章《澄清对胡适的看法》，文中写道：
“胡适出于绩溪世家，父亲在台湾做过官，家里在上海还有生意。论出身，他属于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他一向以他的家世自豪，就证明了他的封建骨骼。他的宗派观念很强，逢人就叙家谱，无沦你姓江姓程，他都可以证明你源出安徽，所以他可以和汪精卫攀同乡。清朝徽州盛行考据之学，胡家先世也出过一位禹贡的考据家。胡适一生爱搞考据，后来特别嗜好《水经注》，这种兴趣方向全是封建传统决定的。”
“还在五四运动时代，他就已经站在反动的立场了，他维护帝国主义，反对爱国运动。一个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反动思想，又有真正进步的学术思想。胡适的买办思想浓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比如说，美国人喜欢搜集邮票，以稀奇的样式满足自尊感，所以胡适就走冷门，搜集火柴盒。这样一个买办思想浓厚热衷亲美的人会是什么好人呢？”
朱光潜在文章中还提到，有一天他去看胡适，见他书房的桌上摊开着许多书，这就证明他平日无实学，临时东抄西摘。
这篇文章，美国纽约的华文报纸作了转载。有人问胡适，读过后有什么反应？胡适大笑说：“朱光潜先生的文章写得很好！在那种环境里他怎能不写？我非常同情他。”
1981年，留美学者周策纵回大陆访问，在北大拜访了朱光潜，他将胡适的这段话告诉了朱先生。朱光潜听了后，看了看和周策纵一同来访的年轻人，然后低下头，用十分富于感情的音调缓缓说道：“你知道吗，我的大半生都在北京大学教书，我如果不到北大来，还不知终生会怎么样了。我到北大就是胡先生尽力介绍来的！”说到这里，朱光潜哽咽住了，沉默了许久，说不出话来。
尽管做了上面所讲的诚恳检讨和配合，但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组织上还是让朱光潜从原中老胡同搬到原燕京大学南校门的几间平房居住。这里的房屋年久失修，而且是某位先生家的后灶房，拥挤和破败不说，还逢雨就漏。夫人奚今吾不得不常常拿盆四处接雨。
非但如此，在当时实行的工资方案中，学校还把朱光潜从一级教授降为七级教授。对于这种污辱性的举动，朱光潜仍然不吭一声。
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改造运动中，朱光潜愈发降低身段，不断地深刻检讨，从根本上否定自己过去的学术观点，他自我批判说：“我的文艺思想是从根本上错起的，因为它完全建筑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必然是反现实主义的，也必然是反社会反人民的”。
通过上纲上线的检讨，朱光潜终于获得了谅解。1956年，他被允许搬到稍许宽阔的燕东园的一座洋楼里，工资也恢复成了一级教授的标准。
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朱光潜被红卫兵作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不但家被抄，人被斗，还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关进了牛棚。当时季羡林也关押在同一个牛棚中。面对红卫兵罗织的种种罪名，和极尽羞辱的批斗大会，翦伯赞、冯定、冯友兰无不怒形于色，翦伯赞甚至与夫人宁可以死抗争。而朱光潜却能忍辱负重，表现出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态。哪怕被红卫兵打得满脸是血，步履蹒跚，他也能顽强应对。
朱光潜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用了平静的语调追述说：“在文革中我被关进牛棚，受尽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于是宿病齐发，又加上腰肌劳损，往往一站起来就不由自主地跌倒，一场大病几乎送了性命。”“在牛棚里时，我天天疲于扫厕所，听训，受批斗，写检讨和外访资料，弄得脑筋麻木到白痴状态。”换做一般人，恐怕承受不住，但朱光潜竟然挺过来了。
与他同处一个牛棚的季羡林，发现即便身在那种阴森森的环境，朱光潜居然还在锻炼身体。晚上睡下以后，季羡林“发觉他在被窝里胡折腾，不知道搞一些什么名堂。早晨他还偷跑到一个角落里去打太极拳一类的东西。有一次被监管人员发现了，大大地挨了一通批。”
1969年7月，老伴奚今吴所在的单位全体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长子朱陈下放在安徽肥东青龙中学，长女朱世嘉远在哈尔滨安家落户，次女朱世乐去了山西洪洞的部队农场，一家人四处离散。
朱光潜曾经对前途感到黯然，他在给长子朱陈的信中说：“我想将来回安徽住，在合肥能否租得两三间民房？能否请得一个帮忙做饭的？望代我留意一下。”他甚至悲观预测，依当时的健康情况，大约还有三五年可活。
就在他有点万念俱灰之时，有一天在西语系清扫垃圾，竟然从乱纸堆中发现了自己丢失的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的译稿，那是前几年抄家被抄走的。这使他又惊又喜，但又不敢擅自拿走。幸而联合国资料翻译组的负责人马士沂深知他的想法，网开一面，叫他拿回去再“查查毒”。在马士沂的允许下，朱光潜利用劳动和批斗间隙，开始了黑格尔《美学》的续译和整理工作。
文革结束后，朱光潜更是一心扑在美学翻译的劳作中。直到1985年春，病情突然加剧，头脑时而清醒，时而模糊，还在牵挂翻译之事。有时会突然冒出一句：“这个词应该这样翻译。”1986年3月5日上午，朱光潜突然感到不适，随即呕吐不止。家里人急忙给北大医院打电话，没人接；又给司机房打电话，答复没有车。待到下午2点才将人送往友谊医院，终因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2时30分去世，终年八十九岁。
这个一生以美学为追求的学者，把美学融进了他的血液中。有人回忆说，在那个特殊年代，朱光潜被安排去打扫厕所。作为美学家，他以不同常人的美学眼光看待厕所，不惧脏臭，清扫厕所特别敬业，绝不马虎，每一块墙砖和地砖都要擦得光亮整洁，如同对待他的美学著作。
资料来源：
《欣慨交心——朱光潜小传》
百度百科《朱光潜》
知乎《应该怎么批判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