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是东北抗联斗争形势最为困难的一年。尽管抗联各路军与广大官兵克服险恶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想尽一切办法与最凶残的日寇战斗，但抗联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还是得不到根本扭转。
首先是抗联同党中央的联系还没有接通，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从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至今，东北党组织、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一直中断。
其次是抗联各路军的处境十分艰险。
第一路军被隔绝在东南满。第一次伯力会议也就是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召开后，第一路军主要领导人还不知道会议的精神。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在牺牲前撰写的一份报告里说："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大部分瓦解了"，而且有"全部瓦解之虞"；第二方面军的部队，在本年春天遭遇日鲜匪团之后，粮食愈感缺乏";"第三方面军和警卫旅的部队，虽然没有多大变化，但仍有少数动摇分子的逃走或投降，也不能补充新队员。旧队员及一部分干部，因为袭击村落而蒙受损失"。在杨靖宇、魏拯民相继牺牲后，第一路军濒于解体，余部相继越界入苏休整。
第二路军在周保中指挥下，于1940年夏、秋季攻势中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曾夺得轻、重机枪十余挺，毙敌三四百名","但及至降雪后，在敌人的压迫下，又增加了天然的困难条件，使第2支队在行动上处于被动地位，转入恶劣状态。更由于各方、各部门工作任务之未得全部完成及部分被破坏，使得对活动队给养供给缺乏，又遭受到疲劳与饥饿的胁迫，再加上整个指挥人员及战斗员没有注意到在最紧张的环境下作最紧张的注意与战斗准备，使得冬季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特别是最后一次宝清密营之被袭，牺牲了很多宝贵的中级干部及战斗员及重要武器，这是最值得痛心的"。
第三路军在1940年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中取得胜利，成绩是突出的，但也遭到了敌人的疯狂"讨伐"。张寿篯在报告里说："日寇的大规模军事'讨伐'都是动员大批陆、空军的力量，由今年4月开始，（向）各抗日区分别出扰，直到今天也没有一刻停止","根据今年与敌接火的次数的统计和战斗的激烈，敌'讨伐'的严重，是远远超过三九年度。敌人向我们进攻的凶恶与野蛮性是显然加紧的"。
正是在这种困难而复杂的情况下，抗联将士迫切要求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而研究和解决抗联队伍的一些重大问题，又是当务之急，为此各省委和抗联各部队领导人，都怀着十分迫切的心情，盼望能够在苏联方面的帮助下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东北抗联始终未能与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
即使如此，东北抗联的领导者们仍然为此不懈地努力着。召开第一次伯力会议，抗联与苏联远东军方面形成了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战斗关系后，从1940年3月到10月，中共北满省委曾6次向党中央报告北满党组织和部队的工作情况，迫切希望得到中央的指示，以便在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导下确定新时期的工作。中共吉东省委负责人周保中除了多次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信外，一再向苏联远东军方面呼吁，请他们协助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1940年年初，冯仲云到达伯力时也同样带着这样的使命。为了迅速达成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目的，吉东省委领导人周保中甚至于表示："可以采取一些特殊办法，比如让苏联方面以'遣送越境犯、政治犯'的名义，把抗联的联络员经过伊尔库茨克，转入中国新疆，向陕西、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去。"然而，事实上，苏联方面从未答复过东北抗联的这种请求。
多次的努力失败后，苏联远东军方面也从未向抗联领导同志做过任何说明与解释。时间一久，东北抗联的同志们心生疑虑：是党中央把这些长期坚持艰苦奋战的优秀儿女丢下不管了，还是苏联远东军在这个问题上另有想法？这一直使抗联领导干部们深感是个解不开的谜。因为从当时的情况出发，由苏联出面沟通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并非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这个难解之谜不久后在第二次伯力会议上露出了端倪。王新林（苏名瓦西里，苏联远东军区内务部部长）通知：中共代表将到达苏联远东地区。
1940年9月28日，中共吉东省委和第二路军负责人周保中收到来自苏联的一个振奋人心的通知。
通知内容让周保中激动不已："在本年十二月初，中共代表就可来到而召集党的工作人员会议，所以在十二月前一切军事领导者、军事委员和党的书记要到达此地。同时把你们所选择的干部带来，设（如）军事领导者和政治委员没有机会来时，那么则派其代理人来参加会议，在此会上一定有您方二人至三人参加。"
王新林的这个通知还同时发给第一路军杨靖宇、魏拯民，第二路军赵尚志、王效明，第三路军张寿篯、冯仲云，第5军柴世荣、季青。
9月30日，他再次发来通知："在今年十二月将要召集党和游击队之干部会议。在此会议上并有中共代表参加。所以，应在此会议上来解决党组织和目前的游击运动之一切问题。"
10月14日，王新林在给周保中的电报中再次重申了这个问题，并说明："在这个会议上必须解决都是最要紧的问题。"同时请他们选择15-20人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同时带到伯力接受训练。③
所有的抗联领导干部都把这个通知当做特大喜讯。"接到通知后，我高兴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几年来，我们是在失去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坚持奋战的，好像是一个失去母亲的孤儿。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我们都是在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思念中度过的；又有多少次的梦乡，我们是从回到党中央怀抱的喜庆中惊醒的。这次党中央将派代表来参加会议，我们能亲耳聆听党中央的声音，怎么能不使人兴奋哪！"
抗联领导干部都是怀着这种心情陆续进入苏境的。从11月到12月初，抗联各部领导人先后到达伯力，等候中共中央代表的到来。他们包括：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参谋长崔石泉，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政委冯仲云，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第二路军第5军政委季青、第5军军长柴世荣及所率第5军人员一部，第一路军金日成、安吉，第二路军第2支队及第三路军第3支队等先后从东北各地进入苏境。抗联领导干部所率领的队伍留在雅斯克村附近进行临时驻屯。
然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对先后到达苏境的抗联各部领导干部，苏联远东军方面却安排他们分散住宿，使他们彼此不通消息。1940年11月初率第二路军总部第一个进入苏境的周保中，对陆续到达的抗联各部领导干部的情况一无所知。同样，已经到达苏境的抗联其他领导同志对抗联各部其他领导同志的情况也是一无所知。11月底，已经到达伯力的第5军政委季青在城内偶然遇上了周保中的副官乔树贵，远东军方面对他们的隔离政策才被打破。在周保中的要求下，从12月初起，抗联各部领导干部才得以汇集在一起。
1940年12月1日，周保中、冯仲云、张寿篯、金日成、崔石泉等各位抗联将领到达伯力城郊白桦别墅。
白桦别墅依旧寂静地耸立在肃穆的白桦林中。蓝天白云，苍劲挺拔的白桦林，苏联远东地区特有的山野景象。
这些天，周保中一直焦急地等待着中共代表的早日到来。烦躁的时候，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沉默不语。实在闷得不行，他便走出屋门，望着远处的白桦林久久不出声，陷入长长的思考当中。此次会议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周保中联想起前不久，在一次双边会议上，当地苏军代表提出过"将抗日联军和中共党组织分开"的提案。周保中闻讯后，直接找到苏联边疆区党委负责人伊万诺夫，驳回了这个实际上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对抗日联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极端错误而危险的提案。既然这次会议将有东北抗联企盼已久、可以说望眼欲穿的中共中央代表参加，那就绝不允许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抗日联军利益、尊严的事件发生。
时间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中一天天地过去了。离开了冰天雪地的战场，来到了和平环境中，抗联将领们的心无时不在牵挂着留在东北的抗联官兵们，也渴望早日取得党中央的指示，迅速回到东北战场狠狠地打击日寇。然而，抗联的将领们到齐之后，仍不见中共中央代表到会。
12月7日，周保中再次询问苏方："中共代表何时到会？"拖至12月16日，王新林通知周保中：中共中央代表不能前来参加会议。这一反常情况，引起了抗联将领们的深思、疑虑和不安。他们决定继续交涉。
在王新林避而不见的情况下，12月20日，周保中、张寿篯写信向苏方正式声明："原来会议通知中共中央代表将参加会议，东北游击运动与苏联远东军的工作联系，应由中共中央代表来规定新的方针。现在既已经没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今后，游击运动的一切必须由东北党组织决定。因为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必须由中共党组织领导游击运动。"信中再次要求苏方代为接通中共中央与东北党组织的联系。
在无法按原计划召开联席会议的情况下，东北抗联将领们在伯力城深入讨论了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加强中共党组织建设问题，选举周保中、魏拯民、金策为东北抗联中共代表，临时机关设在伯力。
会议后期的一天，苏方人员和王新林露面了。这位头发浓密、眼神总是虎视眈眈的苏军大校环顾着与会的抗联将领们，再次阐述着自己的建议："同志们，我认为可以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到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
另一位苏军上校紧接着向周保中解释把抗联的党组织和军队分开的理由是："抗联在东北独自活动下去已无实际意义。"苏方其他官员也主张：由于中苏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根本利益一致，应当把两国军队合并在一起，由瓦西里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东北抗日游击队的军事行动。
最后，王新林又以保护抗联、减少无谓牺牲作为理由，建议："把仍留在东北牵制、打击日军的抗联部队，全部撤到苏联境内，重新编组，然后再分别派回东北进行侦察活动，为苏军提供情报。"
对于这种以"统一指挥"为名、行吞并抗联之实的"取消主义"的论调，周保中义正词严地指出："苏方代表王新林这种沙文主义思想和论调严重违反了共产国际规定的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的原则，这不仅会给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更不利于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对此，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党组织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远东边疆区党委负责人伊万诺夫一时语塞，他明白这句话的内在力度。他耸了耸肩膀，做了个遗憾和费解的表情。
紧接着，冯仲云那绵里藏针的目光从伊万诺夫等苏方代表身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到王新林身上时，眼神一下子变得十分严峻逼人。冯仲云以洪亮而坚定的语调告诉伊万诺夫："我们可以谈判国际合作问题。比如，在苏联境内野营军训，交流反法西斯的军事情报。但是，抗日联军的领导权、指挥权不能谈判。我们绝不会、也绝对不可能与任何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做交易！"冯仲云的话音落定，想要继续辩解的远东军代理司令官那尔马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尴尬无言的苏联官员们深陷在沙发里，寂静的会场使得王新林显得非常狼狈。半晌，伊万诺夫回过神来，打着圆场说："我们还是把中国同志和苏联代表的意见汇报给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吧，希望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意见。"
周保中紧接着补充道："任何损害中国党和东北抗日联军利益的决定，都将受到拒绝和抵制。我们认为，现在瓦西里同志已不适宜作为联络代表。这个要求也希望苏联同志加以考虑！"说完，他起身与伊万诺夫握手告别，退出会场。伊万诺夫望着这些身穿苏联军装的抗联将领们，再一次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
会后，周保中决定上书苏共中央，阐明东北抗日联军党组织的立场、意见和要求。一个月之后，周保中收到伊万诺夫的请柬，称他将于3月中旬在伯力宴请中国同志。
3月中旬的一天，在伯力军区招待所宴会厅，伊万诺夫宣布苏共同意中共东北抗联党组织的立场和意见，并委派新的联络员接替王新林的职务和工作。新任联络员瓦夏（注：抗联的同志为今后联络方便，仍以"王新林"来称呼瓦夏。）在祝酒词中代表苏联远东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向中国东北抗联将士表示钦佩和慰问，并愿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中国同志并肩作战，夺取胜利。在欢快的乐曲中，周保中等人真诚地和伊万诺夫一口干下了杯中斟满的伏特加。
以周保中为核心的东北抗日联军党委会，在第二次伯力会议上，坚决地同王新林"取消主义"的主张做斗争，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在特殊的环境中牢牢地把握住中共对抗联军队的绝对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