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叶剑英，这位为中国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帅，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追悼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向这位革命家致以崇高的敬意。然而，在这场全国瞩目的庄严仪式中，令人意外的是，叶剑英的几位遗孀却全然不见踪影。众所周知，叶剑英一生曾有过多段婚姻，几位遗孀都曾伴随他度过了不同的革命岁月，但为什么在这场告别仪式上，她们一个都没有出现？
叶剑英的革命初步与曾宪植的相遇
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局势紧张。叶剑英获悉汪精卫暗中策划，企图加害两位关键的革命领导人——叶挺和贺龙。得知这一消息后，叶剑英立即冒着巨大的风险，设法找到叶挺和贺龙，与他们商讨对策。在叶剑英的推动下，双方迅速做出决定：叶挺和贺龙率领的部队必须立即向南昌进军，以免陷入汪精卫的陷阱。
起义军成功占领南昌后，形势依旧紧迫。国民党军队在张发奎的指挥下，企图对起义部队进行追击和打压。然而，叶剑英看清了局势的复杂性，并极力劝阻张发奎停止追击起义军。
8月上旬，叶剑英的责任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他被任命为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在叶剑英的推动下，他着手对教导团进行整编和扩充，并促成了教导团中警卫团的扩编。为了加强部队的革命性，他积极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担任警卫团团长。
进入12月，广州局势进一步动荡，革命氛围日益浓厚。叶剑英与张太雷、叶挺等共产党领导人一同策划和领导了广州起义。作为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叶剑英的责任重大，他不仅需要指挥部队，还要协调不同单位的革命力量，确保起义的顺利进行。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城市的关键据点，广州的工农武装在这场起义中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在广州起义浪潮中，叶剑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次组织的秘密会议上，叶剑英首次见到了曾宪植。叶剑英对曾宪植的背景略有所闻——她是一位出身名门的女性，但抛弃了优渥的生活，选择了一条充满艰难与危险的革命之路。
起义结束后，虽然局势一度陷入低谷，但叶剑英和曾宪植仍旧坚持信念，继续参与各种地下活动，共同面对接踵而至的困难与挑战。曾宪植每次被捕后，叶剑英都牵挂不已，尽管彼此之间的联系时常因为战乱和任务中断，但他们的感情始终没有完全断绝。后来，在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里，曾宪植与叶剑英重新走到了一起，二人育有一子，取名为叶选宁。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的压力和彼此不同的生活轨迹逐渐显现出来。叶剑英的革命工作愈加繁重，而曾宪植在长期的分离中也开始有了不同的追求。尽管他们有共同的孩子，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分开，结束了这段因革命而起、因现实而终的婚姻。
叶剑英与危拱之的战地婚姻
1937年，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叶剑英作为红军的一员，继续他在革命前线的奋斗。在这一年的春季，叶剑英被派往延安，他遇到了危拱之。
危拱之曾在长征中表现出色，多次负责重要的联络和筹划任务，她的坚韧和决断力使她在延安地区的政治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叶剑英到达延安后，他很快就被危拱之的能力和对革命事业的热忱所吸引。
在紧张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中，叶剑英和危拱之之间的关系迅速发展。不久，两人决定结为夫妻。
尽管两人的婚姻基于对革命的共同信仰，但叶剑英和危拱之的日常生活却少有平静时刻。他们经常需要分头行动，叶剑英可能在前线指导战斗，而危拱之则负责后方的物资调配和党的宣传工作。
战争的残酷现实和政治任务的重压开始对叶剑英和危拱之的关系产生影响。他们在处理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明显，尤其是在战略选择和资源分配上的不同观点。这些理念上的差异使得两人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少。
最终，这段建立在共同革命理想之上的婚姻未能持久。两人在理念上的不合和生活上的压力使他们逐渐疏远，直到最终决定各自生活，结束了这段革命伴侣的联姻。
南方局时期与吴博的婚姻生活
1939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叶剑英被调往南方局工作。这段时间，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南方局的政治和军事事务，任务繁重且复杂。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叶剑英结识了吴博，她在南方局的各项任务中，表现得十分可靠，常常承担一些重要的联络和组织工作。
吴博的性格沉稳，与叶剑英合作时配合默契，渐渐地，他们在紧张的工作间隙中开始培养起了更为亲近的关系。由于革命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而是选择了在简单朴素的环境中完成了这场结合。
婚后，叶剑英和吴博的生活虽然依旧围绕着革命工作，但相比于叶剑英之前经历的动荡岁月，这段时间的生活多了一些安定的氛围。
不久之后，他们的女儿叶向真出生了。吴博负责照顾孩子的同时，也继续参与南方局的工作，而叶剑英则在更高层次的政治事务中忙碌。尽管叶剑英的工作繁重，陪伴家人的时间有限，但他和吴博依然尽力在家庭生活中寻找平衡。
叶向真从小在革命环境中长大，受到了良好的文化和艺术教育。叶剑英和吴博对她的成长非常重视，虽然工作繁忙，但他们始终希望女儿能够接受到好的教育，并在艺术和文化领域有所发展。叶向真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成长，成年后成为了一名导演。
北平岁月与李刚的家庭生活
1948年底，叶剑英的生活重心从南方转移到北平。当时，国共内战的形势逐渐明朗，北平即将解放，叶剑英作为中共高级将领，担任着重要的军事任务。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华北军大的学员李刚。共同的革命经历使他们彼此产生了好感，进而决定结为夫妻。
婚后不久，李刚生下了一对儿女，分别取名为叶选廉和叶文珊。作为父亲，叶剑英尽管身处战事与政治工作中，但对这对儿女充满了关爱。李刚承担起了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她在婚后逐渐将更多精力放在家庭上，虽然仍然参与军大和党内的一些事务，但相较于之前的工作，她的角色更倾向于家庭。
尽管两人共同育有一对子女，且在婚姻初期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但最终，这段婚姻并没有经受住时间和现实的考验。到了1955年左右，由于感情上的裂痕愈发明显，双方逐渐走向了分手的边缘。
叶剑英晚年的家庭与遗留影响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在北京作出了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讲话，围绕祖国统一问题，他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九项具体政策。这篇名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明确指出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路线，并为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他提出，国共两党可以举行对等谈判，旨在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除了发表重要谈话外，叶剑英还通过与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互动，不断推动祖国统一的理念。他经常会见那些回国探亲、观光的港澳同胞和侨胞们，向他们介绍国内的发展情况，鼓励他们为祖国的统一和建设贡献力量。叶剑英总是热情地欢迎这些海外同胞回家，利用这些机会传递祖国希望实现和平统一的坚定决心。
到了1982年9月，叶剑英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转折，叶剑英在会上强调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新时代的到来需要更多年轻有为的同志进入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特别提到，党内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重要的领导原则，确保在推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保持党内的团结和高效决策。
叶剑英于1986年逝世，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叶剑英的追悼会被高度重视。然而，围绕他的个人生活和多位遗孀的问题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当时，叶剑英的几位遗孀仍然健在。
叶剑英的家族背景和他多次的婚姻经历给中央的决策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聂荣臻元帅当时参与了追悼会的筹备工作，他提出了一项决定：几位遗孀不应出现在叶剑英的追悼会上。
聂荣臻的建议得到了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支持。追悼会是对叶剑英一生革命功绩的致敬，而他的私生活，特别是与多位遗孀的关系，显然不适合在这个场合被过多提及或引发讨论。
追悼会当天，许多党内外领导人、老战友和军队代表出席了仪式，对叶剑英的革命贡献表达了深切的敬意。虽然几位遗孀没有现身，但叶剑英的子女们悉数到场，他们代表着家庭向叶剑英告别。随着追悼会的结束，叶剑英的历史功绩得到了全面总结和肯定。
参考资料：[1]蒋如洲.论叶剑英对长征胜利的贡献[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6,12(6):2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