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谈胡风的一封信

胡峰（1902-1985）解放后值得同情，"胡峰反党集团"绝对是一个错误的案例。1952年12月16日，周洋在文艺界召开座谈会，"帮助"胡峰理解问题，总结道："胡峰在文学理论上是实行反党路线的。"1953年，《文学杂志》刊登了林莫涵的《胡峰的反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之路，还是反现实主义之路》，批评胡峰。胡峰不相信，从1954年2月到7月，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三十万字的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报告（俗称"30万字"），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文艺界的问题，把矛头指向林默涵、何其芳、周洋。结果，胡峰被控"反马克思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现实主义"等一系列罪行。他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并被判处14年徒刑，这在1965年底是"宽大处理"的。文化大革命之初，胡峰再次入狱，再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于1979年1月出狱。1980年，中央在给胡峰的对手党的一份文件中说，胡峰反党集团案"触动"了2100多人，逮捕了93人，其中78人被指定为"胡峰分子"。

　　

胡峰是诗人、文学理论家、文学活动家，当我们把胡峰作为诗人、文学理论家、文学活动家来研究时，一定要注意与胡峰的冤情、他的诗歌、文学理论和文学活动分开，对成果做出真正的评价;不要对胡峰的错误案例带来同情，去研究胡峰的人的著作。1982年10月25日写给书武的一封信，收录在《全集》中，对全面了解胡峰很有帮助，特别抄录如下：

鲁迅说，口号是我提到的，文章是我叫胡枫写的。胡公说：那天错过了云，这是两个人分开。他的自传我没看过，在桂林，彭彦娇对我说，有一位海外华人有兴趣经营出版社，问我会不会配合吗？我没有这样的野心，告诉他去胡公，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南日"来临的开始。......我不会在重庆结束时和他说话，直到解放后党开张时，骆宾基拉才拉开底线，重新说话。我一开口，就忘记了自己的过去。

信中"鲁迅说，口号是我提的，文章是我叫胡枫写的"，说"两个口号辩论"的事情。1936年6月1日，胡峰的《人民对文学有什么要求？文章发表在《文学丛书》第三期上，提出了"国民革命战争的通俗文学"，与周洋等人的"国防文学"展开了对决。反驳胡峰的文章大肆抨击他是"刻意标新，混淆视听，分化整个文艺运动的路线"。

鲁迅在写《回答徐伟勇和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文章除了详细陈述了这个口号的正确性外，还说："这个口号不是胡奉提，胡峰写的文章是真的，但那是我要求他做的，他的文章没有讲清楚也是事实。这句口号，不是我个人的"标准新差别"，是几个人经过一番讨论，毛盾先生就是要参加讨论的一个。鲁迅是要对自己的身体承担全部责任，把批评的火力揽到自己的身体，以减轻胡峰的压力，缓解理论家与胡峰之间的对立之间的"国防文学";夏衍曾经说过，如果胡峰的文章是鲁迅署名的，或者胡枫在文章中说"通俗文学"这个口号是经过与鲁迅等人商商后提出的，他们绝对不敢站出来反驳。这可能不是假的。1945年1月，胡峰在《希望》第一期上发表的《书武的主观论》引发了文艺界的批评，胡枫承认自己"目光全非"。这封信指的是胡峰在桂林创办的"南田出版社"。"我不会在重庆的尽头和他说话（胡峰- 引用注释），"他说，正如这句话所证明的那样。再看看宋云斌1955年7月2日的日记：

四点钟，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堂，彭震汇报了会议筹备情况。晚餐后,......冯宾福是后记，蜻蜓已被宣布为胡峰分子。俞在桂林的时候非常佩服胡枫，俞渝经常带着它"举起吧台"，但从1945年开始，俞渝似乎就一直与风共度时光，曾经为后言风的风格有多差。今年5月，余增来杭州对胡峰集团作报告时，嘲笑反虎风集团的报道："君曾经非常崇拜胡峰？"答案是"过去的思想倒退......"甚至说"又倒又退"，带着微笑，第一个果实也为胡峰分子而结。语言云"人不容易认识，知道人不容易"，相信吧！

1955年7月，他被指定为胡峰，先是开除党籍，后改为"留在党内看"，在出版社做一般编辑工作。1958年，他被指定为右翼，在沙漠大改革期间因"反革命纵火罪"被判入狱。1960年冬天，他回到北京。1967年1月，他因"当前反革命"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于1976年9月获释，11月返回北京。1983年6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3月26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