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渊
于渊，又名光藻，号邦齐，四川射洪县人。烈士家境困窘，祖、父辈皆靠租佃他人土地耕作养家。烈士稍长，亦藉帮人打短工，拉纤维持生计。二十一岁时，因得罪乡绅而离家从军。在其二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以骁勇善战，得由士兵累升至川军副师长、少将参军等职。一九二六年，在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中，于渊率部英勇抗击英军，遂以“爱国军人”、“抗英英雄”名扬中华，威震海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于渊毕生为党的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会中央委员。同月，牺牲于成都十二桥。
苦难生涯 刚烈汉子
蜀中“四川”之一的千里涪江，经川北射洪的洋溪镇，滚滚南流。离洋溪镇不远，有个于家坝。这里虽然地势偏僻，但土质肥沃，是县里棉花的主要产地。于渊诞生在这里。
于渊的父亲名“发祥”，意思是希望摆脱贫困，长发其祥，福荫子孙。可是于家不仅没有“发祥”，而且连生三子之后，更见窘迫，几乎到了人无立锥之地，家无隔夜之粮的境地，于发祥经不住长年累月的煎熬，终于积劳成疾，辞世而去。这时，长子于渊还不满十岁。为了糊口，他只勉强读了几天私塾，便与母亲共同承担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
几年过去了，他渐渐长成一个身高力壮的汉子，到江边当了拉船的纤夫。他赤着双脚，踩过崎岖的乱石；撩起衣衫，蹚过湍急的江水。苦难的生活，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人间的不平，在他的心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强壮的体魄和走南闯北的经历，造就了他朴实豪爽和刚直不阿的性格，每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穷苦人争口气。
一九一四年春的一天，十九岁的于渊帮人担尿水下乡，在出城门时，不慎溅了点尿水在一个豪绅身上。于渊赶忙连声道歉，谁知那家伙初则辱骂，继而又不由分说大动拳脚。于渊忍让再三，那人仍不肯罢休。忍无可忍之中，于渊顺手拖起扁担还击。不料，这一扁担却惹出了大祸，那人竟倒地不起，过了几天就一命呜呼了。人命关天!于渊闻讯，连夜打点行装，离家出走。匆匆来到邻近的三台县，他见驻扎在这里的川军部队正在招募新兵，未多加思索，便毅然应招入伍，开始了戎马生涯。他没有料到，亡命从军，本是为了避祸，却从此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民族蒙羞 虎贲奋身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激烈动荡的年代。大大小小的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唆使下，正打得不可开交，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
这时，四川军阀杨森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在泸州创办培植军事人才的泸州讲武堂。于渊被推选入“讲武堂”第一期。学成后，因得到杨森赏识，被提升为排长。在这期间，恽代英、唐际盛等革命人士，以泸州川南师范等校为活动中心，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传播马列主义。泸州的革命空气比较浓厚。于渊也耳濡目染，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迪。
一九二五年，于渊因在杨森发动的“统一之战”中表现突出，得到杨森信任，被委任为万县城防兼宪兵司令。
十余年间，于渊虽然由一个普通士兵晋升为宪兵司令，但他并没有像一般的官僚军阀那样忙着去发一笔横财，过骄奢淫逸的生活，而是始终保持着正直、朴素、助人为乐的本质。
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战争开始了，“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响彻了半个中国。汹涌澎湃的革命形势，在于渊的思想上也掀起巨大的波澜。他开始意识到，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是寄托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派身上。于是，他开始设法积极与在重庆活动的国民党省党部(左派)负责人、共产党员杨阁公、吴玉章等人联系，寻找自己新的征程。①
面对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开始益发不安了。他们互相勾结，向中国增派军事力量，任其兵舰、商船在中国河流里，尤其是长江各埠恣意航行，炫耀武力，推行其臭名昭著的炮舰政策。杨森回师万县后，在其所辖的长江江面，就多次发生英国轮船肆意撞沉或浪翻民航，淹死人民的事件。杨部官兵和船民对此早有怨声。杨森口头上虽然也说是“奇耻大辱”，但对英帝的炮舰政策，仍然畏惧三分，不敢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源”号轮船由宜昌上驶，行经云阳时，故意加大马力，浪翻三只小木船，船上的于渊所辖宪兵一连五十多名官兵，当即淹死了四十六人；所解送的军饷款洋八万五千元及携带的枪支弹药也全部沉入江流。消息传来，杨森部官兵群情激愤，于渊更是愤慨难忍，立即向杨森请求严惩肇事英轮。英轮“万源号”肇事后，未敢在万县停泊，径自开走了。当时，朱德、陈毅同志根据党中央指示，正来万县做争取杨森的工作，他们立即建议将停泊在万县码头的太古公司“万县”、“万通”两轮扣留，同时，急电重庆英国领事馆进行抗议。
当晚，朱德、陈毅等人就事件发展的情势进行磋商。他们认为，应抓住这次事件，进行反帝爱国教育，造成声势，掀起“五·卅”那样的反帝政治运动，促使军人跟着群众走。于是，他们发动万县各界，召开反帝群众大会。万县各界，包括杨森部许多官兵，反帝热情顿时高涨起来。
帝国主义者从来就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中国军队竟敢扣留他们的轮船，真是闻所未闻!九月一日和三日，杨森接连得到下游驻军报告，说英国海军准备派兵舰到万县强夺被扣轮船。同时，事前停靠在万县江面的英兵舰“柯克捷夫”号也蠢蠢欲动。于渊在“万县”、“万通”两轮上加派守兵。万县城笼罩着一派紧张气氛，大家心里都明白，事态已发展到非用武力不可的地步了。
作为军人，在战场上与敌人兵刃相见，打个痛快，是于渊盼望已久的事。长期郁结在他胸中的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象火一样燃烧起来。可是，杨森有没有决心打呢?在这严峻的时刻，于渊不由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不知不觉，他来到陈毅的住所。尽管他与朱德、陈毅相识时间不长，但他感到这两个共产党人，远见卓识，谋略过人。尤其在这几天急速变幻的事态中，他们那种处变不乱，从容有度的气概和日以继夜，不辞辛劳的工作精神，更使于渊对他们产生了一种由衷的信赖之感。陈毅把连日来朱德与杨森交谈的情况和杨森的态度，一一告诉了于渊。随后，陈毅又陪于渊走出寓所。看到全城民众同仇敌忾的情绪，于渊的心里渐渐踏实起来。陈毅鼓励他说：“于司令身先士卒，首当其冲，如果打起来，切望坚决打好这一仗。”
万县“九五事件”英轮惨死同胞雪耻大会
九月五日下午，英舰长达尔礼，率改装成兵舰的商船“嘉禾号”驶进万县江面，与“柯克捷夫号”和刚由重庆开来的“威警号”结成犄角之势，直向被扣的两艘英轮泊靠。当达尔礼率数十名水兵涌上“万通”轮时，船上的中国士兵，立刻分布甲板，持枪警戒。达尔礼趾高气扬地挥舞着手杖，指挥英兵把中国士兵赶下船。于渊冷眼觑定那不可一世的达尔礼，沉着应付，命令两船守兵，坚守岗位。达尔礼见中国士兵寸步不让，竟悍然下令射击，当场打伤两人。于渊见状，怒不可遏，大吼一声：“打！”中国士兵应声还击，立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开始了。“两军相恃，勇者胜。”于渊脱掉上衣，抡起一把大刀，高声大叫：“弟兄们，为国争光的时刻到了!我们为同胞出气，牺牲了，有同胞报仇。给我打!”
混战中，达尔礼胸中一弹，头挨一刀，躺在血泊里。一向骄横的洋兵抵挡不住，纷纷败阵，夺路逃窜，不少人被挤入滚滚大江。侵略军武力夺船的企图失败了，三艘英舰急忙调转船头，驶向江心，恼羞成怒地向万县城开炮轰击。
于渊见英军大炮肆虐，两岸无数民房中弹，倒塌、起火，心急如焚，立即下令组成敢死队，分乘木船，从上游直迫英舰，就近予以打击。英军没有料到中国军队会有这一手，待他们发觉时，木船已贴近舰身了。敢死队员朝舰上猛掷手榴弹，长短枪齐发，打得英兵鬼哭狼嚎，叫苦连天。酣战中，不幸于渊头部受伤，血流不止，一个士兵惊呼：“你受伤了!”急忙上前扶他。于渊吼道：“什么叫受伤，还不给我快打!”长官带伤奋战，顿时军心大振，呐喊冲杀之声震天。突然，一艘英舰中弹起火，霎时浓烟弥江。英舰不敢恋战，一声哀鸣，与另两艘英舰一道，向下游逃去。
在这场历时三小时的激战中，于渊和他率领的士兵，不畏强暴，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打死打伤英军官兵数十名，使英军武力夺船的计划终未实现，大长了中国军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消息传开，一些报纸称于渊是“民国以来，中国军人对外强开战的第一位爱国英雄”。
万县“九五事件”中于渊率部打败的英舰“柯克捷夫号”
这时，北伐军连克武汉三镇，长江中下游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在朱德等人的推动下，杨森终于易帜，所属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同年十月，朱德以二十军党代表身份，由武汉率领一批政工人员重返万县。不久，在万县杜家花园开办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调训该军现职军官并招收进步青年，培养革命力量。于渊以上校宪兵司令职入学。这样，他不仅有机会较系统地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也有更多的机会，直接与朱德等人接触。从这以后，这个当纤夫、卖苦力出身的爱国英雄，开始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多年来苦苦思索而得不到解答的问题，一下都想的清清楚楚了。于是他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由衷地感到自己已经找到真正的前途；他终于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怀着满腔赤忱，向朱德同志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不久，他的愿望实现了。③
考虑到于渊在川军中已有一定的威望，党决定他仍留在军中工作，使之更好发挥作用。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杨森追随蒋介石出兵鄂东，配合夏斗寅部进攻武汉。对杨森的背叛，于渊深为痛恨，在言论中流露出强烈不满。杨森感到他对自已是个潜在的危险，便借故解除了他的职务，并密令予以查办。子渊被迫离开万县，在成都、南充作了短暂停留，又经张澜先生介绍，“投奔”四川另一军阀刘湘。刘湘素闻于渊骁勇善战，欣然委任他为所部二十一军二师六旅旅长。年许，又调任军部少将参军。
危难受命 忠贞不渝
一九三O年八月底，中共四川省委决定策动驻江津的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第一师起义，任命项鼎(苏幼农)为起义前委书记，于渊为总指挥。八月二十八日，省委宣传部长罗世文向于渊等人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和任命。于渊知道，刘文辉向来防范严密，而自己人地生疏，要指挥这次起义，困难是很大的，但作为党员，当然必须执行组织已经作出的决定，当天，他动身赶赴江津，和项鼎，李家俊等同志商量后，又仔细去查看江津地形。
不料，起义的消息泄漏了。刘文辉已得到了密报，并采取了应变措施。面临这个变化，于渊当即向前委建议，暂不发动起义。他认为，强行起义，成功的可能不大；一旦失败，必然使一师内我党力量遭到极大损失。但前委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改任李家俊为总指挥，提前于九月三日举行起义。仅仅几个小时，起义便失败了，李家俊等二百余人被捕，三十多个同志惨遭杀害。项鼎，于渊等人被迫化装潜至重庆。
这次失败，使于渊感到非常难过和压抑。他不知道，这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占主导地位造成的错误。随后，省委指示于渊，重返刘湘部队。
一九三二年，刘湘同刘文辉争雄四川的“二刘大战”爆发了。刘湘采用于渊“中央突破，两翼包抄”的作战计划，并派于渊担任中央突破的主攻任务，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此，于渊进一步得到刘湘的信任，被任命为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
在反动势力猖獗一时的腥风血雨中，于渊强忍内心的悲痛和仇恨，利用警察局长的职务，勇敢而机智地承担起掩护革命力量的重任。当他知道有同志被捕入狱时，总是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并为这些同志传递消息，送钱送物。甚至还找机会把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安插到他的警察局里。他设法取得刘湘的同意，开办“四川省警官教练所”，乘机招收了一些党员和进步群众。这样，在四川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于渊难能可贵地为党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此外，他还资助共产党员杜桴生等人，创办宣传抗日救国的报纸。他的这些活动，终于引起了反动分子的注意，同僚中有人向刘湘告发，说于渊是共产党，已掌握了人和枪，要在成都配合川陕红军搞暴动。老谋深虑的刘湘，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令将于渊调离成都，改任二十军教导师二旅旅长，派赴与红军作战的前线。
身曹心汉 两让红军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及卅军主力，连克城镇，经北川、安县，挺进松、理，茂。这时，于渊部奉令，防守北川、茂县间的土门要隘。土门距茂县仅数十华里，山势险峻，是西通茂汶地区的咽喉。五月十二日，于渊部第六团与鱼洞口红军接火，双方展开激战。眼见红军受阻，于渊心中十分着急。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一个主意，以两翼紧急为借口，命令第六团迅速退守。红军得以冲破土门防线，于五月十五日占领茂县。六月十四日，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镇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十月，张国焘坚持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拒绝北上，强行带领左路红军南下川康边一带，发动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随军南下的朱德得悉防守金兴、芦山一带的川军部队中有于渊的部队，便决定一部分队伍从于渊防地通过，以减少损失。
一天深夜，一个人来到于渊部，称有要事拜见于旅长，于渊忙将他请进内室。来人正是朱德同志的信使。朱德在密函中，嘱于渊设法让红军通过他的防区，并希望他今后继续留在川军中工作。⑤于渊阅毕密函，立刻同来人安排好了让路计划。次日凌晨，于渊假称有情报说红军要夜袭某小镇，令防守阵地中段豁口的部队立即开拔，前往迎击。就趁这个时机，红军顺利地冲出了豁口。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能征善战的于渊竟连连失误，不能不引起一些人的责怪与怀疑。刘湘虽亦觉蹊跷，但此时由于中央军趁追剿红军之机入川，大有鸠占鹊巢之虑；何况，川军中为保存实力而避免与红军交锋的将领还大有人在，焉能独责于渊?于是，刘湘只下令撤了于渊的旅长职务，给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少将参议头衔，于一九三六年初，派于渊去日本考察军事。
在动身赴日前，于渊在上海曾面晤鲁迅。到东京后，又与郭沫若等多有接触，并经郭沫若安排，向中国留学生讲演。o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刘湘与南京中央势力的矛盾日趋尖锐，转而逐步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蓬勃开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于渊立即离开日本，回到成都，与车耀先、甘树人、胡芷俊等人一道，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他的寓所湖广馆街三十九号，同甘树人，徐庆坚等人创办了《力文》半月刊。这个刊物旗帜鲜明地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发行至第七期后，被国民党地方当局下令查封。
战将解甲 不忘国忧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各方面的推动下，刘湘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统率川军出川抗日。这时，于渊奉召回军，被刘湘任为第七战区三十集团军新十六师副师长兼第七战区游击司令，开赴赣北前线。刘湘病死武汉后，蒋介石乘机在川军中扩大自己的势力。一九三八年九月，于渊因与其顶头上司、追随蒋介石甚紧的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意见不合，愤而弃职回川，择居成都北郭乡间，稍事休养。
一九四一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党对四川各民主党派，文化、教育，宗教、民族工商业各界以及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发动爱国的民主运动。
于渊利用其较有影响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积极参与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一九四二年，经张澜介绍，他参加了民主政团同盟，在复杂的斗争环境里，为发展壮大民主进步力量，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一九四四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于渊被选为“民盟”四川支部成都北区分部主任委员。后来，又被选为“民盟”四川支部的执行委员。他不图苟安，不忘国忧，多方奔走疾呼，成为川中知名的爱国民主战士。
力解民围 知难犹进
于渊官至川军少将，虽是“赋闲”在家，究竟是衣食无虑，令世人刮目相看。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寒苦出身，总是善体民性，非常关心和同情一般劳动群众的疾苦。邻里的贫穷人家有了困难，甚或是过路的贫困者，他都要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毫不吝惜地尽力给予接济，附近群众莫不称道于师长是位乐善好施的好人。
一九四一年，于渊集资创建了一个“继中垦社”，招集一些生活贫苦的人，到边远山区拓荒垦殖，开办实业。垦场的住房、口粮、用具、农具的费用，都由垦社垫支，规定三年后付还。这对于无地农民来说，既能躲避官府、豪绅的压榨、剥削，又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要求参加垦社的人不少。于渊不辞辛劳，亲自前往安置。
一九四三年，于渊回乡省亲，为改善家乡落后的交通状况，方便群众，他又与乡人集资，筹划修建一条乡村公路。他被推选为筑路工程董事长，亲自勘测路基，招商承包。这条路是射洪县的第一条公路，它的建造为家乡的发展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有一年，川北发生粮荒，广大农民群众生活困苦。于渊受张澜之托，以“川北旅蓉同乡会”名义，为民请命，呼吁当局减免赋税，施行救济。
于渊自己在生活上随遇而安，始终保持着俭朴的本色。他常常告诫小女：要关心劳动群众的生活。他曾经对女儿说：“这个时代的青年，就是应该多参加社会活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们中国的兴盛，要靠你们啊!”
一九四七年春，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官商囤积居奇，制造米荒，激起市民骚动，抢米风潮迭起。于渊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痛陈人民苦衷，因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捏词诬报“抢米风潮系于渊煽动”，甚至放出风声要追究查办于渊。有人劝于渊暂避风头，他毫不介意地说：“粮食是老百姓种的，被他们夺去囤积赚钱，看着老百姓挨饿不管。老百姓不能站着饿死；买不到米，迫于无奈才抢，是合情合理的。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怕他们作什么!”
他不仅关心群众疾苦，而且积极参加民主爱国活动。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人民的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在昆明接连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事件发生后，举国共愤。于渊和张澜、杨伯恺、李扬符等人?冲破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层层阻挠，多方奔走联络，于八月十八日在成都蓉光电影院为李、闻举行追悼大会。混迹在人群中的国民党特务，在张澜先生走出会场时，突然窜出，制造混乱，用红墨水瓶向张澜先生猛掷。于渊，杨伯恺一面高声怒斥特务，一面挺身保护张澜先生。事后，他们通过舆论界，对国民党当局的无耻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横戈虎穴 从容玉碎
随着前线战场的节节败退，国民党反动派愈加不择手段地残暴镇压国统区进步力量和人民群众。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深夜，国民党地方当局根据特务机关事先提供的“黑名单”，开始在成都、重庆等城市，大肆逮捕革命人士。
是夜，于渊刚刚睡下，忽听宅外有人敲门，高呼：“请于师长到乡公所，有要事相商。”于渊心知有异，但仍从容地叫家人打开大门。顿时，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蜂拥而入，把于渊团团围住。带队的家伙，看到于渊正气凛然的神情，吓得不敢正视，只好支支吾吾地说：“警备部严司令有事请于师长去谈谈。”于渊作了最坏的准备，让家人收拾了几件随身衣物，昂首迈步，走出家门。
于渊被敌人抓走后，虽经家人多方营救，仍无济于事，而他则神态自若地挂着国民党川康绥署少将参议的军衔，被送进省特委会的看守所。国民党特务想从于渊嘴里得到共产党和民盟组织的秘密，布置了对他的审讯。当军法官问他为什么要反对国民党时，他昂起头，大声地说：“我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和蒋介石是有些不同；共产党和民盟没有什么不对。”然后，历数蒋介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军法官则追问他参加过什么组织，他说：“我们没有什么组织，只要是志同道合，就是朋友；朋友那就多得很囉!敌人见问不出个明堂，恼羞成怒，厉声咆哮：“我们是在审讯你，不准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于渊也寸步不让，抓起桌上的茶碗，对准那家伙劈头掷去，喝斥道；“你有什么资格审讯我?”面对这个在四川军界早已驰名的硬汉，军法官们甚觉尴尬惶惑，审讯连忙草草收场。于渊冲撞公堂，威慑军法官的消息，很快在全狱的难友中传开了，大家都受到很大鼓舞。
敌人见硬的不行，又弄来于渊的同乡，西康省调统室主任到狱中进行劝说，以释放为诱饵，企图使于渊改变主意，背叛革命。于渊静静地听那人说了半天，然后起身在室内踱了一圈，坚定地说：“现在中国的形势，或许你比我更明白些，我看用不着再商量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南，成都的解放指日可待。胜利消息传到狱中，于渊和难友们怀着喜悦心情，相互鼓励，憧憬着未来。被狱中称为“三老”的杨伯恺、于渊、王干青，以他们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得到难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于渊平时很注意锻炼身体，这时，他叫青年同志和他一道锻炼，准备着为新中国好好工作。
还在这年的夏天，于渊的女儿获准探监。她带着母亲准备的衣物，来到看守所，看见离别两年的父亲，忍不住泪流满面。于渊微笑着抚慰女儿说：“不要哭，要学会坚强些。告诉你母亲，不要担心我。我这一生，什么都经历过，从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你和哥哥要好好读书，对生活要有信心。”控监时间快到了，望着女儿痛苦的脸庞，于渊不由得心绪难平；他再一次对女儿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将来一定比现在好。你和哥哥，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是会有用的。”
于渊可能已预感到，这是与亲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党组织和于渊的亲友为营救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在狱中同志和于渊本人的配合下，也尽可能地救出了一些同志。但是，一场丧心病狂的大屠杀阴谋，已经在策划了。根据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密令，在逃离大陆前，必须把西南三省的在押革命人士一律加以处决。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下令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把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共产党员、革命人士集体屠杀后，又窜来成都，于十二月七日亲自下达了将成都的在监政治犯“一律枪决”的命令。
二十天后，成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