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说：“没有一种动物是为了取乐的单纯目的而折磨另一种动物，但人却是如此，这一点构成了人的品性中极为残忍的特色，而人的品性的此种恶劣程度远胜于纯然的野兽。”
初读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个学生，虽然也能理解字里行间的意思，但更多的只是“看山是山”的状态，只知人心会很坏，却不知会坏道哪种境地。
直到多年后，再读鲁迅的《孔乙己》时才恍然大悟，在鲁迅笔下咸亨酒店中，那群戏耍嘲弄孔乙己的人不正好体现这一点：折磨他人，就是我的快乐！这是咸亨酒店中最可怕的人性。
“短衣帮”：孔乙己，能让我忘却劳作的苦重
鲁镇的酒店，用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将酒店一分为二：短衣帮在外面站着喝，长衫主顾在里面坐着喝。
鲁迅的“狠毒”在于，他用一个小小酒店的柜台作为整个社会的缩影，将人做了“三六九等”的划分，长衫短袍，人生差别一目了然。
在《孔乙己》中，“短衣帮”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傍晚才去的做工人，从来舍不得多花几文钱去买下酒菜，他们是被酒店看不起的人，也是没有资格进酒店的人。而“长衣帮”是能进酒店，逍遥自在要酒要菜，慢慢坐着喝，被掌柜极力逢迎的人。
“短衣帮”对穿长衫坐着喝酒的人是忌恨的，这种心理大多因财富、等级或权势而生。
所以，他们对孔乙己这个“站着喝酒而唯一穿长衫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好感的。正如卢克莱修所说：“当狂风在大海里卷起波浪的时候，自己却从陆地上看别人在远处拼命挣扎，这该是如何的一件乐事。”
孔乙己的长衫虽破，却是读书人的标志，是终生未能进学的孔乙己唯一值得自豪的精神勋章。可他的长衫让身着短衫的人自卑和忌恨，自然就成了他们取乐的对象，毕竟通过寻求给孔乙己制造痛苦能减缓自己的自卑和忌恨，这就是人内心的恶毒。
“我”：孔乙己，让“我”忘了单调的生活和无聊
“我”是酒店的伙计，从12岁起，便在咸亨酒店里帮忙。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柜台给短衣主顾温酒。工作“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单调，有些无聊”。而掌柜又总是一副凶相，这让“我”心情不畅，感到压抑、郁闷。
在日常生活的观察中我发现，只有孔乙己来，老板不凶了，整个酒店气氛都跟着活跃起来。于是，整体站在柜台后面，无事可做的我，在看酒客和掌柜戏弄孔乙己时，“我”可以附和着笑而不被掌柜责备。
渐渐地，“我”愈加看不起孔乙己，所以当他好心教“我”认字时，“我”很是不屑，甚至鄙视。
最终，“我”也跟着沉沦了。
“掌柜”：孔乙己，能让咸亨酒店客似云来
和“短衣帮”、“我”不同，酒店掌柜戏弄孔乙己，除了取乐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多招徕顾客，多赚些酒钱。
看过《孔乙己》的人都知道，酒店的掌柜是一个封建没落时期的典型小商人形象，他精明狡猾，唯利是图。
长衫主顾和短衣帮都是掌柜的衣食父母，都是花钱消费的主，理应一视同仁。但因为钱，掌柜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对长衫的人小心伺候，对短衣帮则能欺则欺。
他想赚钱，想留住顾客。因此当掌柜看到众人取笑孔乙己时，喝酒的时间都会变长时，孔乙己在他眼中就成了一个逗乐、招徕顾客的工具。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人性大都同情失意者而嫉妒得意者”，但是，在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我看到的不是对失意者的同情，而是肆意的欺凌。
有人说，抛开时代背景，孔乙己人生悲剧在于他不懂得在时代给他当头一棒时，学会变通。假如，他甘愿脱下长衫，跟着短衣帮去做工，兴许就不会落得个悲惨的境地。
对于孔乙己而言，脱下长衫，他孔乙己就不是孔乙己了。
也有人说，抛开时代背景，孔乙己的悲剧是因为他“好喝懒做”，倘若他安心替人抄书，也能换一碗饭吃，不至于偷书。
“好喝懒做”这都是孔乙己人性中的弱点，勤奋工作，兴许他孔乙己早就考上功名了。
但是，事实就是，孔乙己就是一个失意者，人们不仅揭他的伤疤，问“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你也捞不到呢？”，还恶意施加罪名“你一定又偷人家的东西了！”
在社会面前，每一个人都会有失意的时候，我们无法做到理解，可以不给于同情，但也不应该在他人失意时落井下石。
而这一切根本原因是因为封建旧制的问题吗？
显然不全是。
鲁迅曾说过《孔乙己》是他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我相信与“中国人人性善恶”的这个问题分不开。他恨孔乙己的怒其不争，但更恨咸亨酒店中那群揭孔乙己伤疤，肆意欺凌他的人。
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对于凶兽则显羊相。”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
《孔乙己》中的那些看客，不正是这样一群时而为羊，时而为凶兽的人吗？
时至今日，社会已经不是那个社会，但又好像还是那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