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考察明朝的经济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他在《钱粮论》中说：“夫凶年而卖其妻子者，禹汤之世所不能无也；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这说明，明朝经济出现了新的问题——在荒年之时，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妻子儿女；然而在丰年之时，这种现象依然存在着。按理来说，丰年之时，农民的收成很好，衣食温饱应该不成问题，为什么他们还是被迫出售自己的妻子呢？
其实，这种奇怪的现象在唐朝中期也有人提及过，例如李绅的《悯农》里就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在统治者励精图治、劝课农桑的背景下，全国的大部分土地都得到了耕种，然而可怜的农夫却依然会因冻饿而死。一边是统治者在朱门里歌颂功德、夸耀产量，另一边是老百姓挨冻受饿、抛妻弃子，说明这个国家的生产依然正常，但分配已经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将目光从生产转向分配，就无法理解这种奇怪现象的成因。
相比于一穷二白的明初来说，在明末之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户口数也迎来了高峰。然而，经济繁荣却掩盖不住阶层的撕裂，在分配不均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了。无论是荒年还是丰年，老百姓都要遭受同样的苦难，他们已走投无路。那么这种分配问题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顾炎武的《钱粮论》试图进行解答。
在丰年之时，农民为什么依然要面临被迫出售妻子的困境？
<h1 class="pgc-h-arrow-right">封建社会的财富如何在各阶层间分配？</h1>
老百姓在丰年时依然一无所得，这说明他们在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分配地位又是由生产关系来决定的，所以要想研究分配问题，我们得深入到经济基础中去，弄懂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
威廉·配第曾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代表着劳动力，他们跟土地一样都归奴隶主所有，那时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到了末期，随着井田制破坏，土地私有被广泛承认，奴隶们也通过获得部分土地而解放为农民。秦朝时就实行了“黔首自实田”，不再对劳动力进行直接的剥削，而是放任农民去耕种土地，再通过收租的方式来分配其所得。
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天下的土地都被老百姓所分割，事实上封建统治者依然占有着大量的“官田”。顾炎武在《官田始末考》中总结了古代官田的分类，大致有：
“世传之官田”，改朝换代后，从前朝承袭下来的官方田地；
“职官俸禄之田”，朝廷赏赐给官员的田地；
“军营之田”，划归军队屯营耕种的田地；
“藉没之田”，通过查抄贪腐官员的家产所获得的田地；
“开艮之田”，通过开荒而获得的田地；
“僧道之田”，寺庙道观所占有的田地；
此外，家族绝户后的田地也会被没入官中。因此，相对于老百姓所分占的私田来说，官田的面积是非常广大的。官田依然需要老百姓来耕种，在最初的时候，朝廷规定每家每户的男丁都要服徭役——在官田上进行无偿耕种若干时日，并且不能分享劳动所得，称为“徭役地租”，属于公开的剥削形式。
后来，在农民服完徭役之后，如果因家庭人丁过多，私田不足以供给，那么官府还允许他们通过租用官田来进行耕种，待收成之后，将产品多数输送给官府，可以留下一部分供自己使用。其中，输送给官府的那部分产品就被称“租”；此外，官府对老百姓的私田产品也会进行部分征收，称为“税”。故而《金史·食货志》说：“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与税属于隐蔽的剥削形式。
封建社会里，代表劳动力的农民与土地相结合，生产出产品。统治者里的宫廷、皇亲国戚、官僚贵族以及士大夫通过徭役、“租”与“税”的形式参与产品的分配，当他们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时，农民必然会越来越贫困。
农民耕种土地，统治者再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来参与分配
<h1 class="pgc-h-arrow-right">从“征粮”到“征钱”的税制改革</h1>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这得益于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理想的社会结构。大唐建国之初，除了官田之外，将私田按人口来进行授予，然后再责令老百姓以租、庸、调的形式来回报朝廷。那时候的租税不以货币为形式，而是直接征收土产（粮）——从土地产品中征收粟、稻、绢、布、麻等。因此，农民不需要将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以换取货币，然后再用货币来交租，而是将部分农产品当做租、税直接输送给官府，十分便利。初唐的徭役也很轻，规定“正役不过五十日”，故而农民在服完徭役后，还有时间去租用官田来耕种，每年按时交完规定的租税数额，剩下多少都归自己所有。
然而，在安史之乱后，朝廷连年用兵，导致国库枯竭，于是财利之说兴而聚敛之臣进。许多忠诚的奴才为了讨好宫廷，便极力唆使朝廷进行赋税改革，用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不再向百姓征收土产，而是要求“以钱为税”——将产品的销售环节转移给了农民，让他们去承担粮价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变“征粮”为“征钱”。因此《钱粮论》说：
“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
这一税制改革在理论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一辈子都生活在乡村，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并不怎么需要钱币。况且土地只生出土产，并不产生货币。为了应对赋税，他们被迫将产品输送到城里去进行交易，承担农产品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影响。
朝廷在名义上并不曾增加租税的数额，却通过盐铁官营垄断、禁止民间铸币、借商进奉献助等政策来打压农产品价格，使物轻而钱重；简单的租税也变成了名目繁多的青苗钱、地头钱等等。聚敛之臣们精通经济学，他们打着税制改革的幌子来改变了过去的分配方式，使官府在不增税的情况下，通过控制物价来隐蔽地剥夺农民的收入。当时的名臣陆贽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他曾上书唐德宗，力斥两税法为害民之策，说：
“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贸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
唐朝中期的税制改革把实物地租改成了货币地租，让农民承担物价波动的风险。官府垄断了铸币权，可以通过增减货币的流通数量来左右物价。在名义上租税不曾增加，而实际上农民所分配到的产品已经越来越少了。
陆贽、白居易等都反对过“以钱代粮”的税制改革
<h1 class="pgc-h-arrow-right">明朝“一条鞭法”加剧分配的失衡</h1>
两税法实行于唐朝，开始向农民征收货币地租，然而唐宋之时的流通货币还比较多，载体也不相同。在一些地方朝廷会征布帛、另一些地方则征收铜钱和白银。
到了明朝时期，白银逐渐成为上下通行的主流货币。自中期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官府决定向全国各地的农民无差别的统一征银，规定“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要求耕种田地的农民要向官府输送白银。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实在缺乏经济学常识，顾炎武在《钱粮论》中就指出“一条鞭法”忽略了两个重大的问题：
第一，全国大部分的老百姓都是生产粮食的农民，而不是开采银矿的矿主。白银数量少而粮食数量多，不向农民征粮，却向他们征银，这是逼迫农民为了交税而贱卖农产品；
第二，在经济发达、大城镇校多的江南地区，农民能够通过卖粮来获得白银；但是在陕北、两广、辽东等地，因乡村僻野众多，交易不发达，农民根本就没办法获得白银；
因此，顾炎武认为“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于病国，则曷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制定政策时为什么不能因地制宜，对于经济欠发达、不通商的地方任其缴纳实物地租呢？
然而，明朝统治者却不管那么多，万历帝为了修筑宫殿，应付三大征所造成的国库亏空，依然在全国各地大征矿税；崇祯时为了抗击后金，平定流贼，又扩征辽饷、剿饷与练饷，还大搞土地兼并。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当时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很大，生产力相比唐宋也很进步，但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困苦不堪。他们手握大堆粮食，却因没有白银而交不起租税。顾炎武在关中地区，亲眼看见到处是穷乡僻野，不曾与沿海通商，导致乏银可用，即使“岁甚登，谷甚多”，百姓却仍要“相率卖其妻子”，宜乎此地成为了李自成农民军的发源地。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官府从农民身上剥夺得越来越多
<h1 class="pgc-h-arrow-right">明末的社会动荡有历史必然性</h1>
明朝末年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属于领先的。但整个国家都没有解决好分配问题，特别是在白银成为主流货币之后，货币地租的弊端变得越来越严重。“钱”相对于“粮”来说越来越贵，农民为了应付官府的“征钱”，只得将粮食大批贱卖，在整个社会分配中所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少。
正因为粮食不值钱，所以弃本逐末、废耕从商的潮流也逐渐出现，大批土地因废耕而被富户兼并；在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织户与织工的阶级。然而，大自然很快就惩罚了这种社会风气，自万历末年起，各种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导致粮食连年欠产，许多地方发生了饥荒，许多地方却因谷贱伤农而苦恼。
农民在荒年要出售妻子以谋生，在丰年又要出售妻子以交税，在这种不公正的分配制度下，经济无论如何发展，他们都看不到出路，最后终于揭竿而起，形成明末的农民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