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眼前的大屏幕和响铃不断的电台，王祎坐在他们中间，精神高度集中。她要在嘈杂的指挥室里“听着这边传来的上级指令，以及那边传来的现场报告，一心多用”，大脑也要飞速运转。
她是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花市派出所综合指挥室的民警，也担任着“中枢指挥员”的角色。
在嘈杂的指挥室里一心多用
在综合指挥室里呆的久了，王祎落下了一身职业病。长时间久坐让她的腰间盘突出愈发严重，而神经衰弱也让她即便听到一丝动静都能从睡眠中醒来。她与丈夫都是警察，对她而言，两人之间有着更多的理解与包容。
王祎觉得更多的警察往往都是深入群众，解决他们的琐碎日常。“我虽然是110接警平台中平凡的一员，却代表的是北京市人民警察的形象，接出警工作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财产安全，因此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小事”。
时间来到2015年，王祎21岁，彼时的她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经过公务员考试的笔试、面试后，她最终被分配到东花市派出所。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新警，王祎难免会对工作感到陌生。也就在这时，派出所里的综合指挥室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望着那些盯着屏幕、电台不离手，却仍能保持从容冷静的“姐姐们”，王祎心生敬佩。
“所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指挥室的人都知道，甚至上级有什么要求，她们也能对答如流”，而她或许还不知道，2年后，她即将来到这里，开启一段全新的职业经历。
2017年7月，王祎受所里调派，来到了综合指挥室。曾经憧憬的地方就在她眼前，而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份工作让她一时间“手忙脚乱”。
综合指挥室不仅要接收上级下达的通知，还要及时将通知分发到管理这件事的派出所领导，并将反馈及时回信给上级。此外，辖区内所有的报警电话、110指挥中心的警情通知等都会第一时间传达到这里。桌面上的四个电台，以及面前的监控屏幕，都需要她熟练操作。
王祎忘不了第一次迈进指挥室的感觉，“所有的电台，电话都在响，电脑上的系统在响，而一些出警的民警也在通过电台向指挥室里报告现场情况，只记得当天一直在不停的记记记”。
初入职时因经验不足，王祎担心自己难以胜任这份工作，压力巨大。但实际上，同事们都很照顾她。她回忆，刚开始她不会接电话——不知道该怎么问，“对方报警，只会说喂，您好，接着就不知道该问什么了”。
而电脑上的各种操作平台也多的数不胜数，她接到警情后第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王祎就到处询问，辅警、其他轮班的民警都成了她的“师傅”，耐心告诉她如何操作。
直到现在，王祎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上班时，王祎必须要坐在所有的电台、屏幕中间，“听着这边传来的上级指令，以及那边传来的现场报告，一心多用”，大脑也要飞速运转。
从接班开始，王祎会在自己面前准备一张A4纸，将接到的警情以及上级下达的通知统统记录在上面，每解决一件事就在后面打勾。等到值班结束，A4纸往往被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对勾填满。
团队配合处理案情
指挥室里接到的警情五花八门。若有人问上户口该怎么上，王祎就要告知对方去联系所里的户籍电话。有人称自己被家暴了，“但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互相推了一下，两口子吵的不可开交”，王祎就要通知巡逻民警过去调节一下。
实际上，有很多责任划分已经不属于派出所，“但老百姓还不知道，毕竟有事找警察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有很多事情需要和他们解释，比如有些事情属于劳动仲裁，有些属于合同纠纷，这些东西需要找法院解决”。
可报警人往往只找警察解决，一旦出现解决不当就认定警察遇事推诿，王祎只能一遍又一遍解释，内心即便再委屈转换到语言上也是安抚再安抚。
每年几个固定的“节点“，接到的警情也会随之变化，特别是一到夏季的周五，会出现大量报警人反映有人喝醉倒在路边。王祎在与对方核实地点后，第一时间通知巡逻民警赶赴现场，配合他们寻找其家属或最近的联系人。
“有的时候媳妇儿知道丈夫喝多了都不想管，就让他呆在那”，王祎就只能不断解释与沟通，现场的民警也要一直在那里，有情况随时汇报，“万一身体出现异常，要及时呼叫120或999”。
很多居民报警时说不清楚自己的方位，王祎往往让对方描绘出自己周围的主要建筑，通过他说的具体的位置，调取辖区的监控探头，争取锁定到具体的警情位置，以免巡逻民警跑冤枉路，也让出警更加及时。若遇到一些可疑分子，王祎在指挥室内还要时刻盯着眼前的监控屏幕，并随时与现场民警沟通。
2021年疫情期间，王祎接到的警情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小区进出的纠纷明显增多。“小区的物业对小区的保安员有培训，而居民在实操的过程中，由于一些沟通原因，和小区志愿者难免产生摩擦”。
而自己面对这些情况，只能不断通过电台调度在外的巡逻民警赶赴现场。王祎虽然处于一个派出所的中枢位置，但她始终觉得，自己和巡逻民警是绑定的，往往从接警到调度指挥再到事件解决，二者缺一不可，也往往在这个过程中，让她体会到团队的重要性。
双警家庭的“浪漫”
在综合指挥室里呆的久了，王祎落下了一身职业病。
因工作需要久坐，王祎腰间盘突出愈发严重。某次深夜值班，她疼痛难忍，便围上了一个专治腰椎的腰带，站立着处理工作，“当时处理警情也不觉得多难受了”。直到清晨，她拿下来腰带后，顿时感觉腰部酸麻，瘫坐回了椅子上。
而这样的职业病也为她带来了一丝乐趣。2019年年底，她与家人外出旅游，由于路途较远，飞机航行了13个小时还未到达目的地，机上的乘客受不了长时间坐立在机舱内来来回回走动，而看到此景的王祎却觉得“这有什么，我都坐过比这个时间还长的！”
王祎的丈夫也是一名警察，对她而言，两人之间有着更多的理解与包容。每次值班结束，王祎回到家后的都不愿意多说话。
一天的工作，已经让她口干舌燥，脑子里不断充斥着电台声音和警情内容。此刻，她只想安安心心的睡一觉。而她的丈夫也会在她睡醒之后才回家，毕竟，进门时会产生声响，而一丝小小的动静都会将王祎吵醒。
除了理解和包容，还意味着双方聚少离多的事实。从迈入警察行列的那天起，王祎就失去了节日的概念。对她而言，自己和丈夫能够同时轮休已经能称的上节日，在这小小的“节日”里，她们二人会在家一边煮火锅一边看电影，王祎会将自己心理的委屈和丈夫倾诉，丈夫也会及时为她排解。
大多数时候，两个人很难能聚在一起，王祎甚至觉得，过节期间两人值班很不错，“这样都有自己的工作忙反而不会想太多，过节时我轮休在家，他值班，我反而觉得孤独”。
2021年除夕夜，王祎与丈夫又同时值班。二人趁工作闲暇之余打开手机视频通话了一会儿，他们二人各自穿上警服，并将视频通话截图保存发到朋友圈，以此纪念这个特殊又平常的除夕夜。
3月4日凌晨2点，王祎的丈夫执勤时路过了东花市派出所，而此时的王祎正坐在综合指挥室里盯着电台，随时准备接警。正当她的精神高度紧张时，微信上传来了叮咚的响声，屏幕上传来了丈夫的问候。
王祎觉得，电视上那样“潇洒帅气”的警察形象很少，更多的警察往往都是深入群众，解决他们的琐碎日常。“我虽然是110接警平台中平凡的一员，却代表的是北京市人民警察的形象，接出警工作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财产安全，因此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小事”。
文/北青-北京头条记者 赵加琪
来源： 北京头条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