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第一次出国是去中国，是1959年夏天，那年我才七岁，尚未入学。我母亲领着我去看望在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担任外籍专家的父亲。我们在那里待了大约一个月。回国之后，我就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不久，越南遭逢兵祸之患，然后是无休止的战争。从此，我再没有机会去中国，一晃六十年过去，直到2019年夏天，乘越南大使馆组织图书展的机会，我才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
六十年，多少记忆淡忘了，可无论岁月如何流逝，人生如何改变，世界如何变幻，我童年的那次中国之行，始终深藏在记忆里。当然，与这些记忆紧密相连的，还有对中国的印象，中国给我的人生带来的影响，等等。
实际上这六十年间，甚至是六十年以前，在我的人生里，没有哪个阶段是完全与中国切断联系的。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留有中国印记。特别是十八九岁的青春岁月，这种印记更是非同凡响。那时我和小伙伴们能够耳闻目睹的国外的电影、歌舞、绘画和文学，虽说也有苏联的，但比较而言，中国的文艺作品在越南传播更多、普及程度更高。
至于吃穿用度，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品，无论是大宗的还是零碎的，是必须品还是非必须品，被配给的还是在黑市上买的，差不多一半都来自中国。特别是在大包干的计划经济体系下的穷困时期。
那些年，在军旅生涯中，中国的物质也是司空见惯的。那时越南解放军战士肩膀上每天背着战斗的是中国生产的k56步枪，这种枪类似苏联ak47，其差别只在于中国的装有三棱刺刀。此外，“柠檬”手雷、“八一”刺刀、日月罗盘、帐篷、吊床、抗疟疾的青蒿素以及ba70、ba701、ba702 干粮，还有苏州的咔叽布军装、钢盔、解放凉鞋，等等，均来自中国的援助。
当然，不仅仅是我自己，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谁不是这样？谁不曾见证这样的状况？
在抗美战争时期，还有不少华人参加战斗。我记得我当时所在的新兵连就有两个，他们都来自中越边境的芒街。其实他们因为不是越南人，可以免除兵役，但他们俩自愿上前线，上级一开始没批准，他们提交好了几次申请才最终入伍。后来，他俩先后牺牲在1971年西原北翼的战场上。
实际上，我很早就接触华人，从上小学一年级起就有不少华人同学，当时班里差不多有十来个。尽管河内帆行街有华人子弟学校——中华小学，但他们都跟我一起在李常杰小学读书，后来又一起上了这个学校的初中部。我家在堆街，而他们有的住横亭街，有的住茛目街。前后大约七年，我们天天一起邀约着上学。我们那群孩子，无论越裔华裔，无论男生女生，都友好相待，有些同学之间甚至发生了初恋。自从1978年冬天离散之后，大家天各一方，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深圳，有的去了台湾，还有一些人远赴澳洲、欧洲和美国，但我依然通过书信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维持联系。这些年，有些同学重返越南旅行或来越南出差，我们还举行了聚会。
关于中文，我刚上初中时也学过一些，但不久因为美国轰炸，学校疏散，之后没有机会再接触外语。由于在入门阶段就被迫停止了学习，所以忘得也快，到现在我只隐隐约约记得 “你好”、“我爱你”、“越南中国友谊”、“越南中国是同志”等中国话，也只有这些词还萦绕在年少时的记忆里。
不过，我在初中和高中阶段通读了中国的四大名著，直到现在我还能背诵其中的段落，也真是奇怪。《西游记》、《水浒》、《三国》自不必说，但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当时那么小，竟然能痴迷《红楼梦》。
此外，我17岁上10年级的时候开始读鲁迅。我把我父亲书柜里所有鲁迅作品的越南文译本都读了。《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等，全部通读。以我当时的年龄，那些书籍其实是无法很好地理解的，但我就是爱读，而且感觉那些书写得特别好。鲁迅的所有作品我都不止读过一遍，我总是反复地读，翻来覆去地读。因而直到现在，我依然喜欢朗诵鲁迅的作品，仿佛越老越被他那种犀利的文笔所吸引。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因为崇拜鲁迅，我后来对于鲁迅之后的中国作家作品，社会主义中国现实文学时期的文学作品， 我只读过寥寥几部，而且都不太喜欢。由于有了某种成见，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作家作品我也常常避之不读。
直到2002年，有人赠送我莫言的《丰乳肥臀》，我才开始读当代中国作家作品。这本书由越南著名翻译家陈廷宪翻译，越南文厚达800页。这部厚重的著作，正如书名《丰乳肥臀》一样，实在是大胆而特别，也充满奇趣。这部小说，让我发现了崭新的、精彩而富有特色的文学，这真令人喜出望外。当然，这种崭新是对我个人而言，因为以莫言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学早在1978年就开始在中国文坛上光芒四射了，而且这一流派的很多作家作品在1990年代初期，也就是在中越两国刚刚结束交战之后不久就开始就被译介到越南。
读莫言、张贤亮、贾平凹、余华的作品以及近年来读阎连科的作品，我起初都深感意外，准确地说，是又惊讶又佩服。
那么，越南革新时期的文学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学有什么相同点吗？中国文学1978年以来已经取得长足进步，这不只是中国自己的读者感受到了，全世界的读者都感受到了，那么越南文学呢？现在，越南作家的创作环境和条件如何，与中国作家相比，是好还是不好呢？大概因为中越是山连山、水连水的国家，因此我出国时总是碰到这样的问题。
由于六十年都没有再去中国，当2019年夏天获悉有中国之行的机会时，在出发前的很多天，我内心都五味杂陈，既激动又忐忑不安。大使馆主要安排参加图书展，参观故宫、颐和园、万里长城，此外，我自己还有与出版社和读者的见面活动。作家在国外与读者见面，尽管主要是谈文学，但也很容易扯上政治问题，这难免会令我不安。
但后来出乎意料，在我所有的出国旅行中，没有哪一次能像2019年夏天去中国那么愉快和舒适，担忧完全是多余的。
这次中国之行令我感到愉快自然是因为中国朋友对我的真诚而友好的接待。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感觉他们的为人处世非常直率、开放，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客套。但也正如我想象的那样，中国人，至少是我接触的中国人，不是那种气势汹汹的、高傲的、凌驾于小国之上的爱国者，相反，我觉得他们非常谦逊有礼，实事求是。不过，我在中国那几天感到愉快并非仅仅是因为这些接待，我当然清楚世界上任何地方接待外国客人都是周到和殷勤的。令我觉得特别愉快的是，在北京，我能融进那个城市，这是最奇特的一点。
本文作者保宁与作家阎连科合影
我不知如何表达这种感觉。也许可以这么说：在北京，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外国人，我感觉自己跟他们打成了一片。走在大街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我不会汉语，也听不懂中国话；但就连这个也不成问题。我不需要翻译，甚至故意避免翻译，我独自去饭馆吃过饭，也曾独自去酒吧指着一瓶酒要过一杯；我还独自靠着一张鲁迅画像和肢体语言在一个胡同里找到鲁迅故居。在北京，我还独自进地铁，独自坐出租车。那几天在北京，我感觉就像是从河内去了西贡或芹苴一样从容、自信、安心。我暗自惊讶，自己怎么可以如此从容、如此愉快。为什么在别的国家我做不到这样？在别的国家我总是依靠翻译，如果没有翻译，我就感觉自己像个聋哑人，非常别扭，连自信也会丧失，也容易郁闷。
老实说，我在去中国之前最担心的是会遭遇歧视。因为之前听很多人说中国人不喜欢越南人。但我到了中国之后，觉得他们说得不对，因为完全相反，中国人对越南人特别友好。我感受到的这种友好不仅来自那些认识我的人，那些负责接待我的人，而且来自所有的陌生人。出租车司机、地铁外头闲坐的男子、杂货店的大爷、书店收银的女孩，等等，当我指着自己告诉他们我是越南人时，他们对我都非常友好。
还有一点，我感觉，对于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越南”二字会唤醒他们的记忆，让他们激动，使他们陷入回忆。对他们来说，越南，始终是那个抗战中的越南，是中国在过去的岁月里同甘共苦的越南。不过，他们对现在的越南，大概也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知之不多。
本文作者在大陆出版的小说《战争哀歌》
有一天，在与读者见面时，我接触到一些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大部分是学习越南语的大学生，他们了解的越南也主要是过去的越南。而且，对过去的越南，他们也只是通过一些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来了解，而那些作品主要是1975年以前的。我在书展上看到了不少从前的越南作品，如《狱中日记》（实际上这个不用翻译，因为胡伯伯本身是用汉文写的）、《翘传》、《南方来信》、《武元甲大将回忆录》、《两国将军洪水》以及友梅的《一个间谍的档案》、阮辉想的《阿陆哥》、苏怀的《漂流记》、阮文俸的《水牛》，此外，还有其他几本小说。我了解到素友、青海、制兰园、秋盆、友请、阮廷诗、元玉、胡芳、潘四、武辉心、阮光创、阮凯、周文、黎文草、陈廷云、胡章，等等这些作家诗人几乎每个人的作品都曾经翻译成中文，但每一部印刷的数量都不多，而且由于年深月久和社会变动，特别是文革，一些书散佚了，只有少数在图书馆里保存。这真是令人可惜，令人伤感。以后应该要投入一些资金把他们重新找回来，聚拢起来才好。但中国朋友说，当下更应该且更容易做的是，翻译和出版越南革新开放以来的文学作品。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出版社不像过去那样出于外交友好任务而出版，也不收集旧作。所以，要有好的作品，才有可能有读者，要能卖得动，才会翻译和出版。
这次在中国参加书展，我才了解到曾经有一段时间越南文学翻译到中国的数量很多，甚至超过法、英、俄、西班牙语等语种的翻译。然而，这些翻译作品基本都留存在各种图书馆或出版社，如果你去北京的书店，无论是外文书店还是其他大大小小的书店，基本找不到越南书籍。
我遇到的中国读者，只读到几部翻译成中文的越南文学作品，主要有阮辉涉的《退休将军》、阮光韶的《时间的誓言》、谢维英的《越过誓言》以及麻文抗的长篇小说《园中落叶的季节》的节选，等等。而且他们基本是在网上读到的，而不是纸本，也不知清楚译者是谁。这实在是太少了，但我依然感到高兴。我了解到年轻的中国读者喜欢革新时期越南的小说，喜欢这些作品超过从前的作品。我个人觉得他们跟以前的读者不一样了，至少了解一点当代的越南作家，今后越南文学作品需要深入进入中国市场才好。
与读者的见面活动结束时，一位学越南语的大学生为我唱了一首歌。她唱得的是那首《木棉花》，我记得开头几句是“木棉花啊，每当我路过中越边界，看到盛开的木棉花，我的内心就激动不已……” 她唱得那么温柔、动情，令我感慨不已
而最后告别时，一位文学教授对我讲了几句翻译成中文的《翘传》，那是1959年黄轶球的译本的开头四句：
人生不满百，
才命两相妨。
沧桑多变化，
触目事堪伤……
作者简介：保宁（bảo ninh 1952-），原名黄幼方，生于越南义安省演州县，祖籍越南广平省广宁县保宁乡，他出身书香门第，其父黄慧（1922-1999）生前曾担任越南社科院语言所所长并曾于1958-1963年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外籍专家。保宁1969年参军，并在西原地区参加抗美斗争，于1975年越战结束后退伍，此后从事文学创作。主要代表作又《战争哀歌》、《摩托车时代》、《凌晨的河内》等等。其中《战争哀歌》享誉世界，曾获英国《独立报》最佳外国小说奖，日本第十六届“日经亚洲奖”、韩国沈熏奖等奖项，作家本人被多次提名诺贝尔奖。
文/【越南】保宁，翻译/夏露
【夏露按：该文原载2021年7月10日越南作协《文艺报》，本人翻译成中文之后经凤凰网编辑发布于2021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