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古人学书，强调循序渐进、心闲手追，法则、规矩也来得多。杨维桢却大异其趣，高唱反调。一落笔，把章草、楷书、行书三种不同的书体和笔法揉在了一起。布局散乱，字形大小悬殊参差不齐，似成无序状态。施墨或一浓到底，或浓浓淡淡。人称“丑书”。
杨维桢一生仕途不顺，却济世之心不泯。
于是，心中无法释放的块垒，一吐为诗文、为书法、酒酣以往，笔墨横飞。
他那种点画狼藉，字形斜歪，矫杰横发的写法，透露出的是一种勃郁沉痛的不平之气，而这也正是人们所说的“乱世气”在杨维桢书法中的反映。
《赠装潢萧生显序》
一生多变，毁誉交加
杨维桢生活在一个不安定的年代，经历了元朝十个皇帝的频繁更替和伴随而来的动乱。在政治际遇上，他虽然既有济世之才，又愿为王辅弼，然而却被投闲置散。在人品上，他生性率真而富于个性，又且狷狂不拘，终于得到放荡好色的口碑。因此，他的名字总是受到毁誉交加。
杨维桢，又名维祯，字廉夫，号梅花道人、铁崖山人、铁笛道人、东维叟、铁龙道人等。元绍兴路诸暨州人。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他自幼苦读诗书，32岁考中二甲进士，授天台县尹。本该仕途光明的他，偏偏在弊政丛生的官场如陷泥土，入则难有作为，出则心存不甘。数十年浪迹江湖，纵情诗酒，反倒成就了他在文学艺术史上的不朽声名。
从满怀理想的能吏到不好声色的风流浪子，杨维桢后半生的生活转向，将他从理想的生活故道中抛掷了出来，他的内心陷入极度的矛盾痛苦之中。这种曲折而独特的生活际遇，又有意无意折射于他的书法当中，清伍元华说的好：常人“但知其因不平而寓意于诗，不知其寄情于字”。
纵观杨维桢作品，很多字的处理已经不按照常规的处理方式进行，而更像一种笔墨游戏，充满了夸张和变形，充满了对古典法度的破坏与重构，在这里杨维桢已经无暇对点画、结体、章法进行细致的推敲，书法、文字已经成为杨维桢感情宣泄的一种工具。
《壶月轩记》
书品无异于人品
杨维桢反对摹拟，主张不工而工。他认为“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主张诗品、画品、书品与人品作统一观，认为书品无异于人品。于此，我们也找到了他怪异书风的精神来源。
众所周知，元代书法是一个全面的复古倾向所笼罩的书法时代，在以赵子昂为代表的书家的倡导下，主张超越宋人而力追晋、唐，杨维桢也受此影响，但他取法的角度颇为奇特。他避开了二王，直取欧阳询。他的创作方法与当时追求和平、姿秀、典雅的风格颇有所不同，而是以一种古朴、刚健、清新的风格样式独树一帜。
杨维桢书法的风格特征分为两类：
第一类作品：清劲高古，冷峭秀逸
如54岁时所作的《竹西志》，开头几行，楷书意味颇重，第七行以后，才楷、行相间，潇洒自如，但没有大起大落、奔放张扬。用笔上主要取王羲之父子和欧阳询父子笔法，间有章草笔意，显得清雅秀逸。字的结体，基本上字字独立，由于取大欧笔法，又字字气满神足，劲紧豪迈，直面人生，无宋人那种故作歪斜取巧的流俗而入晋唐堂奥。
第二类作品：狂放不羁，乱头粗服
如写于67岁的《城南唱和诗》，章法如天女散花般的飞动、跳跃、团结。字的大小、斜正、轻重不一，今草与章草相结合，纵势与横势相贯通，字距紧密而又密中见疏，紧而不迫。线条上多用圆弧和弯势，加强了张力，又点画刚劲夸张，使得结字平中见奇，稳中求险。又用奇字、古字，显得奇崛古拗，乱头粗服。值得一提的是整幅作品的墨法，浓淡枯湿，自然舒展，好像满天繁星，向你眨眼招手，又如一幅百草汇集的花鸟画，姿态纷呈，天趣盎然。
相较于元朝的赵子昂、鲜于枢、康里崾暖、冯子振，杨维桢的书法最富个性，也最为奇特。他的作品将章草与欧字两者的长处有机地糅合了起来，能把汉、晋人有隶笔的章草，自然地融化到行草书里去。在当时乃至今天看来都不失为一种创新 。
《竹西草堂记题卷》
粗看杂乱无章，实则骨力雄健
杨维桢传世的书法作品大都是他晚年之作，而最能显现杨维桢个性也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应该是他的行草书了。
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
《张氏通波阡表》
整体的风貌为章草，但又不是通篇以章草作书，而是将汉隶的厚重，行书的流畅移入自己的作品，下笔较重，线条形态也粗，但走笔过程中，又巧妙地运用行书的提按，线条的连结处甚至有牵丝的出现，使行气十分贯通
《鬻字窝铭》
用笔高古劲健，线条质朴稳厚，融入大量的章草笔意。字形大小悬殊，既充满着豪放的气势，又有婉约的情致，就像一首乐曲般，大弦小弦错综复杂，充分表现出书法中的节奏韵律感。
《真镜庵募缘疏》
为最能代表杨维桢奇崛书法风格的作品之一，开始时，标题数字写得还算端正。进入正文的前部分，杨维桢劲健、硬挺的点线、结体渐渐显现，用墨也逐渐加重。书写至中部，墨色由作品前部的浓黑开始向笔锋横刷的枯涩过渡，中锋、侧锋不断转换，结字欹侧取势，字与字、行与行之间互相穿插避让，浑然一体。当书写进入疏文后半部分，强烈的对比不断出现：用笔重处，重压笔毫，以笔肚横扫而出的苍劲线条。用笔轻触，笔尖上提，而形成的轻盈劲健的线条。在这里凝重与轻盈的强烈反差对比在杨维桢的笔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题邹复雷春消息卷》
六十六岁时书，时值酷暑盛夏，其用笔重怪，字形大小悬殊，用墨时而粗浓，时而枯干，使人惊心动魄。杨维桢突破了传统法度的约束，用极其夸张的手法对字的结构进行布置，如“復” 字，左边的偏旁一点然后直行而行形成一个浓重的竖画，右半部分没有采取一般上小下大或上下均等的通常出来方式，而是采用上大下小的处理，使整个字显得奇崛许多。
《跋苏轼二颂》
结语：
杨维桢的行草书，其风格在元代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对章草笔意的运用达到了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境界。
他的书法或许无法当成楷模来学，对后世书法的影响，主要也是风格意义上的。但明以后的诸多书法家，如徐渭、祝枝山、张瑞图、倪瓒、黄周道、王铎、傅山甚至扬州八怪等，也的确都和杨维桢一样，创造了独具个性的书法风格，在中国书法的星空上熠熠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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