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童萌
1916年12月18日，北京长老会教堂中传出阵阵追思哀乐声，一位美国人的追悼会在此举行。到场的中外名流包括清末著名外交官张德彝、时任美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倡导庚款助学的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等，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也专程派秘书前往祭奠，在悼词中称其为“泰山”“北斗”。这位美国人就是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他于1850年来到中国，离世时已在华生活、工作60余载。他既是信仰坚定的传教士，一度也为美国政府工作，但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则是学贯中西的二品顶戴“中国通”。
插画，《中英签订〈天津条约〉》，画面上签订者从左到右为花沙纳、额尔金、桂良、西摩尔，刊登于1858
就在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同时，英国于1856年10月挑起“亚罗号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丁韪良关注到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他兴奋地认为这是“天意”，基督教将可以借助武力在中国“通行无阻”。1858年，丁韪良凭借此前兼职为美驻宁波领事充当翻译的经历加入美国使团，与他的传教士前辈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一同作为翻译随美国公使列卫廉（william bradford reed）北上修约。
1858年4月，丁韪良随美国使团在英法战舰的护送下抵达大沽口，与中方代表谭廷襄展开会谈。会谈期间，丁韪良充分履行了职责，全面维护祖国的利益。例如，谭廷襄一开始将美国总统称为“国王”，深谙中国文化的丁韪良敏感地发现这里暗含的贬低意味，提醒其改为“皇帝”或直接音译为“伯理玺天德”。
在谈判后期，丁韪良与卫三畏共同参与翻译、谈判、起草中美《天津条约》细则，他们每天要与中方代表争论数个小时。中美《天津条约》共30款，其中美国公使最关注的主要是准许公使进京、外交礼节平等、口岸开放等，而第29款关于允许传教的条目却是丁韪良和卫三畏出于私心加入，这也最为中方所不能接受。双方博弈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其中有“于安分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之条款，卫三畏和丁韪良就此要求援引。经过几天的讨价还价后，丁韪良等人终于如愿，中美双方在6月18日签署条约。
中美《天津条约》签订后，丁韪良返回宁波继续传教。一年后，修约日期来临，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john e. ward）邀请丁韪良同往，但此次出行未有太多突出贡献。
丁韪良
客观地说，丁韪良对于“武力传教”始终抱有矛盾心理。他一直不认可英法一言不合即动武的暴力，但也对于武力带来可能的传教便利而心动不已。此时，“圣灵的宝剑”似乎不再象征着信仰和《圣经》，而是退化为字面意义的兵器。当然，清廷此时尚无近代外交的意识，并不想认真遵守这一系列条约，权当是“以退为进”的缓兵策略。丁韪良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逐渐明白武力不能真正使人信服，最终还是要使人心悦诚服。
经过两年的探亲休假，丁韪良于1862年再次回到中国，在上海主持长老会工作并管理美华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鲍咸恩、鲍咸昌、夏瑞芳等都出自这里。习惯了印第安纳四季分明大陆性气候的丁韪良，在中国南方饱受潮湿和蚊虫之苦。在两次随团翻译期间，他发现华北地区的气候更接近于家乡，于是设法前往北京发展。
此时，北京的传教形势并不明朗，英国浸信会的古路吉（hendrikadius zwaantinus kloekers）曾于1861 年首先以新教传教士的身份进入北京，却被驱逐回上海。这实际上是因为此人原籍国荷兰未与清政府缔约，其护照是时任上海道的吴煦擅自颁给的，但传教士们普遍认为这也是北京禁教的信号。1863 年，丁韪良在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等人的帮助下来到北京，购买了一处降价急售的“凶宅”作为落脚点。因害怕重蹈古路吉的覆辙，丁韪良的主要活动是翻译官话本《圣经》，并十分低调地在附近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