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联出品了一部“堪比电影”的广告——《大唐漠北的最后一次转账》。
故事发生在大唐贞元六年（790ad），当时回鹘汗国与吐蕃帝国在西域交战，结果回鹘败北。与回鹘汗国结盟的北庭都护府及沙陀酋长朱邪尽忠被迫投降吐蕃。而这意味着西域的唐土也只剩下安西都护府治下的龟兹和西州两城。一支押送军饷的安西军小队在半路上遭遇埋伏，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时一名已经沦为流浪汉的原大唐宣威军士兵卢十四打算借机偷点财货，却被之前晕倒的大唐武威军玄戈营第九骑兵队队长郭元正擒拿。于是，郭队长押解逃兵卢十四踏上了押送军饷的旅程，故事由此展开…
第一批唯一铸有国号的方孔钱，之后南明代宗（鲁监国）曾铸有“大明通宝”。
大唐天宝十三载。
驻扎在大唐东北边疆地区的安禄山起兵反唐，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内战。于是唐军驻扎在西域陇右道的主力被调回中原平叛，史书记载：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的七千人；骠骑大将军李嗣业的五千人；左右金吾卫将军马磷的三千人，共计一万五千人分三批先后调离陇右道，驰援中原。而原本有两万人的安西军也只剩下了寥寥数千将士在安西四镇留后郭昕的统领下以龟兹城为本阵，留守着大唐的西部边疆。这支驻军不仅要面对着与军事情况复杂多变的西域，更要在河西走廊已被吐蕃占领的情况下，面对百万强敌孤军奋战······十年之后，安西驻军的地盘只剩下了安西四镇与北庭两地，而且还是孤悬域外的“飞地”。到了大历三年，安西孤军不得已附庸大唐的盟邦回鹘汗国，《旧唐书·地理志》记载：
“旧将李元忠守北廷，郭昕守安西，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
幸好此时的吐蕃帝国正值穷兵黩武，忙于和回鹘、黑衣大食、北天竺诸国车轮大战，安西孤军在友军的帮助下得以低调坚守。这要说明的是，回鹘汗国也尽到了友军的责任，多次派遣精锐骑兵与安西助阵，共抗吐蕃。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ad)，郭昕遣人假道回鹘赴长安述职。安西孤军的忠诚令唐德宗大为感动，于是下旨加封忠良——建中二年（781ad）七月初一日，朝廷任命摄安西都护、四镇留后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兴元元年（784ad）五月又加封郭昕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充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封爵为武威郡王。然后······然后就只能如此了。虽然安西将士们千辛万苦的与朝廷取得了联系，但是面对着远在天边的西域，早已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大唐朝廷实在是鞭长莫及。也就是说，除了“加官晋爵”，朝廷不可能给予安西孤军任何实际上的支援。
大唐将士郭元正和卢十四，遥望前来拥军的没蕃唐人。
最后的堡垒——龟兹城。
至贞元十四（798ad）年，土蕃新主墀松德赞即位，史称弃猎松赞。此人在位时期极力与大唐缓和关系，自贞元二十年直至宪宗元和初年，双方使者冠盖相望，不绝于岁。而唐、蕃和解息兵之日，也就是吐蕃、回鹘在西域的你死我活之时。安西孤军所辖之地自然也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眼前是一生之敌，身后是忠诚的盟友。身为武将的郭昕在垂暮之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和麾下的白发残兵对这大唐在西域最后的土地不离不弃。唐宪宗元和三年（808ad）冬，面对着弃猎松赞亲率的十万之众，唐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武威郡王郭昕及麾下将士全师战殁。吐蕃的史书则将这次异常惨烈的小规模战斗定性为大唐的“灭亡”。
安西将士独守西域共四十二年。
安西孤军的灭亡意味着唐朝彻底失去对西域的控制甚至是影响。而早在郭昕遣部曲入觐之前，陇右道的大部分城市都早已经被吐蕃帝国攻占，数百万唐人沦为降虏。在《大唐漠北的最后一次转账》中有一个片段：几位身穿胡服的汉人商贾向两位老兵送去水和干粮，并急切的打听大唐王师什么时候能够收复陇右道。这一段描写可以说十分的感人，也同样的真实。当时吐蕃帝国在陇右的统治十分的荒谬、腐败——视所有的唐人为潜在的敌人，不仅强行切割陇右唐人和中原的联系，而且还强迫唐人穿吐蕃风的胡服。据说在高压之下的唐人只能在节日时偷偷地穿上自己祖先的服饰，面向故土潸然泪下。早在建中元年（780ad），唐使韦伦在与吐蕃会盟的归途中，经过河陇之地，当地士庶听闻故国来使，纷纷前来拜见，据韦伦回忆到当时还有早年随王师出征，战败流落在此的老兵，他们拉住故国的来使询问道：
“问天子安否？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
而其年轻一代的唐人也大多心怀恢复之志：
“皆毛裘蓬首,窥觑墙隙,或捶心陨泣,或东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虚实,望王师之若岁焉”。
此外，自称“大番国”的吐蕃帝国在占领陇右期间，一方面废除唐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一方面强制推行吐蕃的农奴制度，往往将唐人庶民等同权贵的部曲。据赵璘《因话录》记载吐蕃君臣：
“每得华人，其无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
即使如此，不少吐蕃人仍旧对唐人十分敌视，在敦煌遗书《上赞普书》中就记录了吐蕃权贵对唐人不友好的言论：
“异俗之囚何用哉？即请降丝纶以诛之。”
而这些充任吐蕃舍人的唐人也是敢怒不敢言，于是往往自称“破落官”。和相比一般人，这些“破落官”的处境丝毫不比普通唐人百姓更优越。因为被迫出仕蕃廷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折磨；也有着一种随时处于众矢之的实际危险。
吐蕃帝国暗无天日的统治使昔日繁华富饶的陇右变成了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相比之下，安史之乱前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乎算不了什么。一首流行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ad) 的《无名歌》很逼真的揭示了吐蕃统治下的陇右社会：
“天下沸腾积年岁，米到千钱人失计。附郭种得二顷田，磨折不充十一税。……舞女庭前厌酒肉，不知百姓饿眠宿。君不见城空墙框，将军只是栽花竹。君看城外衂惶处，打赌段芋花如柳絮。海燕泥欲作巢，空堂无人却飞去。”
恶性通货膨胀、没有天良的重税、贪污腐化的官场、奔溃的民生······大唐朝有的毛病，大番国一样都不能少，而且还要变本加厉！而抄录这首《无名歌》的是一位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少年，他叫张议潮。
张议潮奏疏草稿。
归义军的三辰旗——有时候在狂想：长安出身的陇右兵“张小敬”，和张议潮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张议潮的身世正史无载。只是在《册府元龟》中有“沙州陷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的记载，但这个张氏是否就是张议潮的家族，历史学家也很难判断。
在张议潮的侄孙女《周故南阳郡娘子张氏墓志铭并序》中记载张议潮的祖籍:“家本长安万年县，子孙因官，寓居沙州，遂为敦煌人也。高祖讳谦逸，赠工部尚书。”
这里提到的张谦逸，就是张议潮的父亲，一位一生都生活在吐蕃治下的“破落官”。平心而论，张谦逸是在吐蕃治下的破落官中境遇最好的一个，官拜“大番国敦煌郡大都督赐紫金鱼袋并万户侯”这是当时“南朝”——唐人就是这样称呼吐蕃的——能够给予这些破落官最高的职务。
张谦逸虽然位极人臣，但在吐蕃权贵眼中依旧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根据敦煌保存的一卷藏文文献中，张谦逸曾到过拉萨朝见“南帝”也就是吐蕃赞普，但却在回来的路上不明不白的死了······按照吐蕃官制:“其设官，父死子代，绝嗣则近亲袭焉”，吐蕃君臣允许张议潮“理所当然”的继承了父亲的所有遗产——吐蕃人早晚会为此后悔不迭······
不久已经腐朽到极点的吐蕃帝国发生了惨烈的宫廷斗争，各路权贵你死我活的相互撕咬，昔日的强权顷刻间土崩瓦解。借此机会，张议潮与沙州副都督安景旻（粟特人）、沙州副千户长阎英达（通颊人，吐蕃的一个分支）于唐玄宗大中二年（848ad）联合举义反正，号归义军。旋即收复瓜、沙二州；并遣属官高进达等前往京师长安报捷。
至唐宣宗大中五年（851ad），除瓜州（安西）、沙州（敦煌）之外，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河州（今临夏）、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兰州、鄯州（今乐都）、廓州（今化隆）、岷州（今岷县）等十余州也陆续光复，归义军将士为大唐开疆拓土四千余里，终于为四十年前的安西孤军完成了回归大唐的夙愿。
电影《敦煌》中的归义军节度府。
归义军大印。
后期归义军领导人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