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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漢武帝托孤到宣帝“始親萬機”，前後共二十年。這二十年中，一直是霍光專擅朝政，皇帝的權力處處受到壓制，這種政治現狀，當時的人們用“君弱臣強”或“政由冢宰”形容之。
二十年中，霍光身為内朝官員，大權在握，使外朝官員形同虛設，進而呈現出與武帝時期君王躬親政事、君權高度集中、内外朝勢力互相制衡等迥乎不同的政治風貌來。
地節二年（公元前68年），大将軍霍光薨，三年後，霍氏“宗族誅夷”，進而結束了自武帝托孤以來二十年“祿去王室，政由冢宰”的曆史，此後，宣帝才得以躬親政事，施展自己的統治才能。
1、為何褒揚武帝？
宣帝徹底清除了霍氏勢力以後，他改變武帝以來重内朝輕外朝的做法，慎選丞相、禦史大夫二府首長，作為治國的助手，并總以禦史大夫作為丞相的人選。
如魏相為丞相，丙吉為禦史大夫；丙吉為丞相，黃霸為禦史大夫；黃霸為丞相，于定國為禦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陳萬年為禦史大夫，遂成定制。
考察昭帝時期，亦總是以禦史大夫作為丞相的人選，如車千秋為丞相，王新為禦史大夫（禦史大夫桑弘羊死于丞相車千秋之前，除外）；王新為丞相，楊敞為禦史大夫；楊敞為丞相，蔡義為禦史大夫；後以蔡義為丞相。
又據《漢書》卷十九《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8年)丞相匡衡免，右将軍王商為丞相；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丞相王商免，諸吏散騎光祿大夫張禹為丞相；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丞相薛宣免，執金吾翟方進為丞相。
由此可見，以禦史大夫作為丞相之人選，“遂成定制”之說似經不住推敲。
從皇帝個人權力的角度考察，霍光秉政二十年中，皇帝權力極其微弱。不僅内朝勢力唯霍光之命是從，而且外朝官吏多為霍光黨親。這種現狀，曾引起過皇室成員和朝野大臣的不滿和反叛，但都以失敗而告終。
宣帝即位後，對這種現狀已極為不滿，但他并不是憤然于色，而是隐忍不發，不是急于求成，而是從長計議。
第一，他為祖父戾太子冤獄平反，通過這件事有條不紊地拔擢外家、舊恩勢力，以期與霍氏勢力相抗衡，從此，史、王、許三家外戚勢力在西漢政治中嶄露頭角。
第二，通過宣揚武帝功德，來申明自己皇位的正統性，以改變自己“由仄陋而登至尊”的身世。
《漢書》卷八《宣帝紀》載，本始二年夏五月，宣帝在诏令中所言“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恐怕是言不由衷之詞，因為僅“巫蠱之禍”便株連數萬蒼生，自己作為皇曾孫，險些喪命，武帝又怎麼能稱的上是“躬履仁義”呢？
夏侯勝所言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财力，奢泰亡度”等詞，皆為實情，然宣帝卻将其“下獄”。這不得不是漢宣帝面臨的一道“心坎”。
宣帝之是以如此，其目的就是要“欲褒先帝”，即想方設法拾高武帝的曆史地位，進而強調自身皇位的正統性、鞏固和擴張自己的皇權。
宣帝對夏侯勝的處置，出于其維護皇權的威嚴的用心。經過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對武帝時期社會政治的批判，武帝在一班儒生心目中的實際地位已經下降了許多，當時除夏侯勝外，其他儒生對武帝政治也時有反感，不過不像夏侯勝表達得那麼尖銳、直接。
如魏相向宣帝谏罷擊匈奴時，就委婉地表示，武帝的大興兵戈并非明智之舉。這些情況，宣帝未必不知。然而，他雖是衛太子之後，卻出于民間，靠霍光等人廢昌邑王劉賀以後才登上皇位，是以對武帝必須要表示出格外的尊敬，否則便不足以顯示其“奉承祖宗”，“以安宗廟”的虔誠之心，也無法依靠祖宗的幽靈來保護他的長治久安。
為了褒揚武帝的功業，他在《議廟樂诏》中把讨匈奴、平百夷列為諸功之首，還稱這些都是“履仁義”，“讨不服”的壯舉。
及至議成，“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正是宣帝采《昭德》之舞”所為之。
這種做法，在後世皇帝中也頓有微詞。
成帝時議罷郡國廟，他就“申明”：
“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
宣帝對武帝的尊重，可謂非同一般了。他的目的，顯然是想通過立廟設樂這種做給活人看的虛假之禮，來重新樹立武帝的威望。
夏侯勝不能體察宣帝的良苦用心，居然當衆出武帝的醜，甚至連宣帝的诏書也敢“非議”，如果不定他的罪，那才真正是怪事一樁了。
閻步克先生認為：
“宣帝特尊孝武，一方面是為了強調自身的正統，但同時也就繼承了其政治精神。”
從《漢書》卷七十二《王吉傳》、卷八十六《何武傳》均有宣帝頗修“武帝故事”之記載來考慮，閻說不無深意。
但宣帝頗修“武帝故事”的用意，可能還遠不至此，亦與武帝死後君權急劇衰落的政治現實有關。宣帝以前，西漢六位君主，以文帝政治堪為推崇，武帝次之，然文帝時期君權相對弱小，而武帝時期則是西漢曆史上君權高度集中時期。宣帝修“武帝故事”，本身就表明了自己對君權衰弱、霍光秉政現狀的不滿。
而他對霍光秉政的“不滿”，也就是他頗修“武帝故事”的深層用意。
2、用“中書”奪“尚書”權
中書，武帝所置，亦稱中尚書。中書與尚書，乃一官而二名，若尚書由士人擔任，稱為尚書，若由宦者擔任，則稱之為中書（或中尚書）。武帝之是以重用尚書等中朝官員，一方面是要倚賴他們來限制丞相權力，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多為官秩低微之人，易于控制。
然武帝托孤之後，大司馬大将軍霍光領尚書事，權傾天下，霍光死後，霍山“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十分驕恣。
《漢書》卷七十四《魏相傳》載：
“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
說明，領尚書者，對大臣奏議有優先決斷權，若奏議對霍氏家族不利，便被封殺，很難上達宣帝本人。可見，兼領尚書事已成為權臣霍光鞏固其地位的工具。
加之，朝廷之士多為霍氏黨羽，宣帝權力十分有限。為了扭轉這種不利的政治局勢，宣帝決心重用身邊的中書，以此來抑制和削奪尚書權力。
卷六十八《霍光傳》載：
“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辄（使）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
即直接繞過尚書一級，将審閱大臣奏議和引見大臣之權收歸後庭，由身邊的中書令擔任，這樣中書令也自然而然的獲得了出納诏令權。從此，中書便代替尚書而成為中朝的核心。
學者王素說：
“當初皇帝專用尚書，本意是限制相權。一旦大臣兼領尚書，皇帝又置中書以削弱大臣。”
道出了宣帝時期尚書與中書執掌權力變化的重要原因。
在重用中書的同時，宣帝還着力改變自武帝托孤以來二府（即丞相與禦史大夫府)權力過小的現狀，進而使内外朝達到權力平衡的狀态。
是以漢宣帝時丞相均善終，他們既有實權，又能發揮相權作用，善于協調皇權與相權、中朝與内朝的關系，對于穩定政局，起了積極作用。
觀魏相、丙吉、黃霸、于定國、陳萬年等人，皆與宣帝關系融洽，頗有政績，便知此言，不無道理。正是在内外朝權力牽制平衡的态勢下，宣帝個人的權威才得到了急劇伸張。至此，我們可以看出，西漢武、昭、宣三朝君主權力經曆了“U”字型變化，即由強到弱再複歸強。元帝以降，皇帝權力又走向衰落。它的衰落是與儒生政治的形成密不可分。
3、如何對待昌邑王？
昌邑王劉賀即位二十七日，便被霍光廢黜，昌邑群臣悉滅，唯劉賀幸免，被遣退昌邑國故地，并廢國為郡，改名山陽。如何對待昌邑王，不得不說是漢宣帝面臨的又一道坎。
“幽禁”山陽郡的昌邑王是否有什麼不利于宣帝的政治舉措，已無從稽考，但宣帝對其的防範卻絲毫未敢懈怠。
《漢書》卷七十六《張敞傳》載：
“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内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
在“廢賀立詢”的過程中，張敞以“切谏顯名”，深受宣帝賞識，被宣帝征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并平尚書，後因“以正違忤”大将軍霍光，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徙張敞為山陽太守，其用意隻有一個，即密切防範昌邑王。
張敞之于宣帝，可謂心腹重臣，安排張敞來監視昌邑，可見宣帝用心之良苦。
《漢書》卷六十三《昌邑哀王劉髆傳》載：
宣帝“即位，心内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玺書曰：‘制诏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
該诏書的真正用意在督促張敞密切監視昌邑的一舉一動，和與昌邑有染的所謂“盜賊”與“往來過客”的動向。張敞對此心領神會，立即将昌邑王的行動向宣帝做了詳細的彙報，自宣帝初立到地節三年，八年的“幽禁”生活，已使這位昔日的青年皇帝迅速的衰老，其步履蹒跚、神志不清，精神瀕臨崩潰，生命幾近垂危，再也不可能危及到宣帝的皇位。
從此，宣帝才放松了對昌邑王的刻意防範。而昌邑王最終能保全性命，一方面是因為宣帝一貫對宗室成員多加安撫，不願将昌邑王趕盡殺絕，另一方面是因為張敞這份十分詳細的旨在保護昌邑王的奏報，解除了宣帝的防範和猜忌。對于張敞防昌邑的行為，王夫之以“仁厚”、“識勝”等語論評，王夫之之評論，可謂允當。事實證明，宣帝對昌邑的防範是成功的，自退處山陽與終老豫章，昌邑再也沒有掀起什麼政治波瀾。
《漢書》卷六十三《廣陵厲王劉胥傳》載：
“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是以褒賞甚厚。”
廣陵王因“祝詛”事件而自殺後，宣帝“加恩”，赦免了廣陵王諸子的罪行。
卷八《宣帝紀》載：
元始元年“秋七月，诏立燕刺王太子建為廣陽王，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
地節三年“賜廣陵王黃金千斤，諸侯王十五人黃金各百斤，列侯在爵者八十七人黃金各二十斤。”
耐人尋味的是，宣帝何以頻頻要對廣陵王家族厚加封賞。
昭帝死後朝中群臣讨論立誰為皇帝的時候，廣陵王胥是衆口一詞所標明的理想人選，可以說，當時廣陵王很有一定的号召和影響力，隻因不為霍光擁戴而未成為皇帝。昌邑王被廢後，宣帝以“庶人”身份入主未央宮。
從昭帝死到宣帝立，不過百日時間，應當說，廣陵王的影響當不會很快消失，宣帝即位後對其仍應采取防範和壓制措施，然而宣帝卻反其道而行之。
宣帝如此舉措，其目的就是通過“加恩”的安撫政策，赢得各個諸侯王對自己皇統合理性的承認與擁戴，同時也暗含了通過培植皇室勢力以與霍氏權臣勢力相抗衡的意味。
有學者指出：
“宣帝時期起于王國的動亂較少，這固然與武帝時嚴厲打擊了諸王勢力有關，但宣帝的‘骨肉之親’的感化作用，也不能忽略。”
觀宣帝一朝，除廣陵王因“祝詛”天子，悔而自殺外，再也沒有來自皇室諸侯王的叛亂，這不能不說是宣帝安撫政策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4、清除霍光一族勢力
經過宣帝自即位之日起，便通過種種手段和措施來培植私己勢力，以圖結束霍氏擅權、君主“拱默”的格局。時日不斷推移，宣帝羽翼日漸豐滿。
地節二年（公元前68年）春，霍光的一病長逝，為宣帝實作這一政治夙願帶來了新的契機。
如何從霍氏手中奪取皇權，是漢宣帝面臨的最強一道坎。
霍光死後，政治格局發生了微妙變化，鏟除霍氏勢力，已成為宣帝與時臣之共同心聲，可以說，霍氏滅族是各種政治勢力共同作用的結果，若僅以霍氏驕奢或魏相報仇等原因，去解釋其滅族原因，則失之單薄。
霍光之死引起了朝廷政治勢力的新變化，即霍氏黨徒控制朝野的局面由三股政治勢力所代替。
一為霍氏勢力，主要成員為霍氏及霍氏諸婿。
二為反霍勢力，主要以魏相、趙廣漢、蕭望之及外戚許氏為代表。
三為舊大臣，即霍光死後而不願依附于霍氏者，主要有張安世、杜延年、丙吉等人。
反霍勢力與舊大臣攜手，展開了向霍氏勢力的鬥争，而宣帝顯然站在霍氏勢力的反面。
地節二年（公元前68年）春三月，擁昭立宣的霍光病笃之際，為苦心經營達二十年的霍氏基業做了最後的安排之後，長逝西去。
霍光葬禮，享受了宣帝朝大臣所能享受的最高規格。
宣帝和皇太後親臨光喪（自然皇後也不例外）。
既葬，封霍山為樂平侯，地節三年夏，封霍雲為冠陽侯。然而豪華盛大的葬禮和霍氏家族的連連封侯卻并不能掩蓋宣帝密除霍氏勢力的心迹。
首先向霍氏集團發起攻擊的是趙廣漢，趙廣漢本效力于霍光，然在霍光死後卻迅速加入了反霍勢力，此不能單以其好“摧辱大臣”的品性去論。
趙廣漢治京輔時，對“郡中盜賊，闾中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铢兩之奸”，無一不知，且善“微司”人過等事迹，可知廣漢事光，乃光之不幸也。霍光生前政多頗失，必為廣漢一一掌握。
昔霍氏與禦史大夫魏相兩家奴争道，霍氏奴闖入禦史府，“禦史為口頭謝”，霍氏方才善罷甘休，其時霍氏權勢何其顯赫，今趙廣漢椎破霍禹府第，皇後哭訴其委屈，然宣帝僅“召問廣漢”了事，未加懲處，霍氏境況又何其尴尬，兩相對照，則宣帝袒護趙廣漢之心迹，不言自明。
趙廣漢摧辱霍禹府的具體時間，史未明言，但将其視作反霍派公開向霍氏發難的先聲，似無大礙。此後，魏相奏事、張安世掌兵、蕭望之上書、金氏去妻等事，次第而發，矛頭皆對準霍氏勢力。
魏相以給事中與平恩侯許廣漢、侍中金安上等人徑直出入省中，朝廷政事漸歸其領，霍山失去了秉政權。
地節三年四月戊申，車騎将軍光祿勳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将軍，七月戊戌更為大司馬衛将軍，而右将車霍禹卻更為大司馬。霍禹失去了掌兵權。
據《漢書》卷六十八《霍光傳》知，就在霍禹失去掌兵權的同時，宣帝以“許後事件”為借口，紛紛剝奪霍氏諸婿所掌兵權，“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将屯兵”皆為外戚親信許氏、史氏子弟所執掌。
如長樂衛尉、度遼将軍鄧廣漢改任少府，未央衛尉範明友改任光祿勳，收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趙平騎都尉印绶，出諸吏中郎将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中郎将王漢為武威太守。與此同時，霍光女婿金賞也與霍氏勢力劃清了界限。
霍氏勢力處于孤立狀态。
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蕭望之借機上書言事，蕭望之上書，意在指陳霍氏擅權之害。他之是以敢指陳霍氏擅權之害，蓋有魏相支援耳。霍光生前，蕭望之因不願被“露索挾持”去見霍光，得罪霍光，仕途上備受壓抑，雖滿腹經綸，卻僅得“署小苑東門候”之微職。
魏相亦曾受霍光壓制，其受宣帝重用後，為實作宣帝鏟除霍氏勢力，改變“政由冢宰”之局勢，必連結與霍氏素存芥蒂者，故魏相才會“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蕭望之既受魏相拔擢，其在政治上進退取舍自當一緻。
蕭望之上書後，“歲中三遷”，足見宣帝對其賞識之情。這說明，蕭望之上書，恰恰道出了宣帝之心聲。至此，霍氏勢力已成為衆矢之的，霍氏滅族，顯為計日之事。
史載：
霍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謂李竟說，若能先殺丞相魏相與平恩侯許廣漢二人，“移徙陛下，在太後耳”。事被長安男子張章告發，宣帝後雖诏令勿捕；然霍山等人卻十分驚恐，于是密謀殺魏相、許廣漢，“廢天子而立霍禹”，事尚未發動，宣帝便調霍山為玄菟太守、任宣為代郡太守，霍雲又獲“坐寫秘書”之罪，“謀逆”陰謀被揭穿，霍雲、霍山、範明友畏罪自殺，霍禹被腰斬，其他黨親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霍氏勢力被一洗而空。
自宣帝清除了霍氏勢力之後，其君主權力大大增強，進而為其有效發揮君主權力開創中興基業奠定了前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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