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50歲以上網民群體占比由16.9%提升到26.3%，網際網路進一步向中老年群體滲透。對很多子女來說，父母陷入“網瘾”，需要談談；但對老人們來說，手機是從繁重的工作和家務中解放出來，進入新世界的大門。當手機進入老年人的生活，子女和老人的身份出現了對調。
記者｜吳淑斌
“噔——”
放在廚房操作台上的手機發出震動聲，切菜的聲音暫停了兩秒，突然有點安靜，屋子裡隻有煮鍋的咕嘟咕嘟聲和客廳裡嬰兒的咿咿呀呀。很快，菜刀和砧闆的碰撞聲又重新響起，淹沒了其他聲音。
沒一會兒，第二次震動聲響起。這一次，李心怡從客廳裡偷偷望去，母親任秀娟把菜刀放到砧闆上，雙手随意地在圍裙上蹭了蹭，然後捧起手機。李心怡隻能看到母親的背影，右手胳膊在小頻率動着，她猜想母親的臉上一定挂着笑，手指在螢幕上飛快地寫字，回複短視訊平台上的評論。十幾秒後，任秀娟放下手機，回過頭瞥了一眼，正好與李心怡對視。母女倆都有些不好意思，李心怡收回目光，逗起了嬰兒車裡乖乖躺着的女兒，切菜聲也重新在廚房裡響起。
就在前幾天，李心怡剛剛和母親進行過一次“尴尬而稍微嚴肅”的談話，主要内容是勸說任秀娟少玩手機。一番拉鋸，兩人最後達成的初步成果是“不影響睡眠，不超過4個小時，不見網友”。這次談話之後，母親玩手機的行為似乎有所收斂，但也有今天這樣實在忍不住的時候。
圖｜視覺中國
李心怡今年30歲，剛生完孩子。59歲的任秀娟擔心女兒的月子沒坐好，也怕她休完産假沒法照顧孩子，在李心怡生産前，就從安徽老家趕到了杭州。
任秀娟還在老家時，李心怡就知道，母親喜歡在手機上看短視訊，還自己拍。但同住的一年裡，她才發現，母親對手機到了癡迷的程度。即使是做家務，比如拖地，也會把手機揣在衣服兜裡，隻要來了消息，馬上把拖把往牆邊一杵，掏出手機看看。就在我們采訪的過程中，李心怡突然壓低聲音告訴我，“我媽拿着耳機進房間裡了，估計又要去玩手機了。”
李心怡還發現，母親會熬夜看視訊。李心怡家的房子是一室一廳的小戶型，任秀娟住的客房是從客廳裡用磨砂玻璃隔出來的。
生産前的一天夜裡兩點，李心怡餓醒了，從房間走到客廳時，發現客房還有着微弱的亮光。她敲了敲門，問母親“睡了嗎”，沒有回應。李心怡推開門，看到母親側躺在被窩裡，手裡握着手機、戴着耳機，正在看短視訊。發現李心怡進來，她慌忙把手機螢幕直接關掉，扯下耳機，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不太困”。
李心怡叮囑母親早點休息，就退出來了。但孩子出生後，任秀娟開始經常把睡覺時間擠出來玩手機。有一次，李心怡外出一上午，買回大包小包的嬰兒用品，開門發現母親半躺在沙發上看手機，電鍋裝了米，卻忘了按開關。任秀娟也愛拍短視訊，去買尿布、陪寶寶打疫苗、給女兒做月子餐，都會拍下來，傳到網上。外孫女打疫苗時，沒有捕捉到打針的瞬間，任秀娟懊悔了很久。因為熬夜多，任秀娟的眼袋越來越重。
讓李心怡最終決定“要好好談一談”的，是任秀娟的腱鞘炎和脊椎病。兩個月前，任秀娟偶爾會念叨起自己的背疼，這是她的老毛病了，年輕時農活粗重，落下了病根。李心怡像往常一樣，給她買回常用的膏藥。但任秀娟喊疼的頻率越來越高，還有一次，她的右手大拇指下方的肌肉酸疼得厲害，幾乎無法彎曲。
最後，醫院的診斷結果是“腱鞘炎和脊椎疼痛”，除了一支外塗藥膏，治療方法還包括“減少使用手機時間”。李心怡自己粗略估計，母親一天拿着手機的時間能有10個小時，“手機就像長在手上了”。
《都挺好》劇照
實際上，任秀娟的情況并不特殊，根據某移動内容平台與澎湃新聞聯合釋出的《2020老年人網際網路生活報告》，去年中國有超過10萬老人日均線上超10小時。中國網際網路資訊中心釋出報告顯示，截止2020年12月，50歲以上網民群體占比由16.9%提升到26.3%，網際網路進一步向中老年群體滲透。和李心怡一樣，許多子女眼中，自己的父母都陷入了“網瘾”。
其實，手機在老年人生活中的出現時間并不長，任秀娟的第一部智能手機，是四年前兒子淘汰下來的一部國産手機。在此之前，任秀娟從沒想過，自己還能玩得來“複雜的智能手機”。
任秀娟出生在安徽農村，在五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父母忙着讨生活，無暇顧及子女的學業，國小畢業沒多久，任秀娟就辍學了，在家裡搭把手幫忙。後來，村裡掀起打工的熱潮，她就和同村的女孩們一起，去溫州甯波的工廠裡做紡織、鞋子，或是到玩具廠、電子廠裡做組裝。
任秀娟告訴我，那時候連傳呼機都很稀罕，大家隻是每隔一周到公共電話亭裡，給家裡打個電話報平安。當時甯波的百貨商場，餐館，汽車、自行車，龐大公共汽車，都讓任秀娟感到興奮。大部分時候她過着廠房、宿舍兩點一線的生活，但一個月休假的兩天裡，她總要到城區裡轉轉，見識一下新鮮事，“不買衣服，會買一些糕點”， 她至今記得自己第一次去蛋糕房買點心的小心翼翼。
後來，她回到村裡，和現在的丈夫結婚，生育一兒一女，就再也沒有離開過老家。李心怡記得，自己小時候，父親常年在鎮上的工廠打工，母親偶爾也去，但更像是臨時工，畢竟她還得留在家裡做飯、洗衣服，照顧莊稼。在城市裡打工的幾年，成為任秀娟的談資。
任秀娟擁有的第一款手機，是一部翻蓋的國産音樂手機，那是李心怡在縣城裡上高中用過的。上大學後，李心怡換了一部更流行的蘋果手機，把舊手機給了母親，除了打電話外，任秀娟會用它來聽音樂。那時，操持家務、幹農活、幫着生活在村裡的兒子帶小孩，任秀娟有空打開手機的時間寥寥無幾。
一直到孫子也上學了，她才算閑了下來，開始認真用兒子淘汰下來的智能手機學打字。收到母親發來的微信好友請求時，李心怡以為是詐騙資訊。她打電話給母親核實，電話裡，任秀娟聽起來很興奮，告訴她，“你哥哥給了我一個大螢幕的手機，可以用手指寫字，聽說用微信打電話不用錢。”
李心怡也覺得開心，以前，她常常擔心母親不會使用手機支付、沒有健康碼，在公共汽車或是超市外陷入尴尬。是以，看到母親“主動與時代接軌了”，李心怡進一步教母親用手機購物、發微信、看短視訊，任秀娟不懂網上支付，她就給母親的微信裡轉些錢。慢慢地，她開始收到母親發來的“幫忙砍一刀”連結，還有朋友圈裡分享的動态視訊。
和李心怡幫助母親接軌比起來，30歲的趙昭更擔心父親受騙。趙昭生活在一個南方小城裡，與父母同住。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61歲的父親愛上玩手機，深夜一兩點還在朋友圈裡分享養生或是國際局勢分析的文章。趙昭有時瞥一眼父親的微信界面，第一屏全是微信群，單從“竹林雅苑閑話”之類的名字上，壓根看不出群聊的主題是什麼。
老父親還愛玩鬥地主遊戲，每天放下飯碗，就窩到客廳沙發上，架起老花鏡打遊戲，家裡成天響着“要不起”“超級加倍”等遊戲音效。大部分家務本就由母親承擔，如今趙昭的父親更是成了甩手掌櫃，遛彎、打牌、下棋，一切需要出門的活動幾乎都被舍去，專心緻志地在家裡玩遊戲。有一次，趙昭幫着母親把飯菜和碗筷全都擺上了桌，伸着頭朝客廳催了三遍，父親才捧着手機，低着頭走來坐下，一隻手拿筷子，一隻手出牌。
“那時候真想把手機一把搶過來摔到地上。”趙昭說話時有點憤懑，但是很快又笑起來，“大概我高中時在房間裡打電腦遊戲，我爸也是這麼想的吧。”
如果隻是玩鬥地主、看微信文章，問題似乎并不大。趙昭最擔心的，就是熱衷養生的父親會上當受騙，買回一堆無效甚至有害的“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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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一名退休幹部，上過大專，在同齡人裡文化水準不算低，但為人執拗，又有退休工資。趙昭聽母親說，父親有時會在工作日的下午出門，“和幾個朋友聚聚”，有時聚會完回來，還買回一些鞋子、枕頭。趙昭害怕父親上了保健品傳銷得當，更怕這種“聚聚”會有更糟糕的後果——他還記得今年年初，東北的一場嚴重的疫情正是起源于老人愛去的養生館。
趙昭不止一次地勸說父親，少玩手機，多出門走走，但父親隻需要一句話就能讓他啞口無言，“你下班回家不也總是在玩手機嗎？” 在子女眼中，父母将大把的時間投入到了手機裡，是“網瘾”，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而這種緊張在父母眼裡卻是一種多餘的擔憂。
任秀娟也不能了解，女兒為什麼如此在意自己玩手機。她告訴我，自己願意和李心怡坐下來談談，為手機的事情約法三章，不是覺得玩手機有錯，隻是不想因為自己的身體給女兒添麻煩，“孩子在大城市生活很辛苦，還要帶我去看醫生，太費神了。”
任秀娟是個活潑的人。她快六十歲了，去年春節時還到鎮上把長發燙成小波浪卷，染上紅褐色。她愛看短視訊，沒有什麼複雜的操作，手指向上一劃，就是一個新的視訊。聊起最近看過的印象深的視訊，任秀娟很興奮，一連給我分享了好幾個自己看到的“好玩得很”的内容，比如重慶有“架在天上的橋，搖搖晃晃，人吊着繩子走過去”，或者是她剛學會的如何用加熱牛奶的方法，讓有裂痕的盤子恢複原狀。
李心怡沒有關注母親的賬号，隻有任秀娟轉發到朋友圈時，才會點進去看看。任秀娟分享的視訊五花八門，做得都很粗糙，點贊和評論數量也不多，但這并不影響她的熱情。住在村裡時，任秀娟釋出的内容大多是村莊裡的生活——村裡的廣場舞、新修的公共廁所、田裡的水稻。其中獲得點贊最多的一條，是村裡一位百歲老人做壽時，家屬宴席款待同村人的現場。視訊底下大多是“真熱鬧”“想去吃席”等短評，配上一連串的玫瑰花、大拇指表情。
來到杭州後，她釋出的視訊看起來有些雜亂，沒有什麼特别的主題，有時是超市裡的蔬菜貨架，有時是核酸檢測的隊伍，有時是下午放學時學校門口擁堵着等待接孩子的汽車，評論裡會有人問她，“這是在幹嘛？”任秀娟一條一條地回複。
任秀娟告訴我，評論的人大多是同村的老姐妹，有的人還在村裡，有的人分散到了各個城市裡，給兒女帶孩子。她們的文化水準都不高，不習慣打字，最常用的交流方法是發微信語音，在短視訊下互相評論。我問她，為什麼要拍超市買菜的視訊？任秀娟說，“農村都是把菜擺在地上賣，很多人沒見過這樣整齊的，覺得新鮮。”
這些在年輕人看來重複的、制作簡單、内容無趣的視訊，卻是和以往的農村生活大不一樣的東西，給任秀娟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讓這位長年生活在農村的農婦覺得新奇和興奮，也填補了她在這座城市裡大量的空白時間。
“老年杭漂”确實打破了任秀娟熟悉的生活軌迹。在村裡，她忙着打理家門口的絲瓜棚，給幾隻母雞喂飼料，和丈夫一起去鎮裡趕集，或是去兒子家串門。實在沒地兒去了，就往祠堂門口一坐，很快就會有認識的婦女聚在一起聊天。在短視訊平台，她常常也能刷到同村人的視訊，這又是一次串門時的談資。
來到杭州一年了，她仍然與這個大城市“格格不入”。每天做飯、洗碗、打掃衛生外，大把空閑的時間裡，任秀娟嘗試過去小區裡的小花園坐坐，那裡有不少老人在下棋聊天，但她的國語帶着濃濃的家鄉口音，也聽不懂有些老人的杭州話，溝通起來費勁，而且“終身俸和孩子上學的事，我都沒得聊”。
她也跟着女兒女婿去西湖、雷峰塔轉過一兩次，“人擠人，天氣熱，要走好遠的路”。就連小區附近公園裡的三個廣場舞團隊，都有統一的服裝，任秀娟穿着自己的衣服，不好意思跟在後面跳。她告訴我，等到孩子大了，可以上托管班了，她就要“回村裡過自在日子”。
每一次短視訊收到點贊、評論，或是漲了粉絲，都是任秀娟最興奮的時候。除非是抱着外孫女，她都會第一時間抽出手來回複。看起來，社交平台上的短視訊和互動，讓這位“杭漂”農婦收獲了在大城市裡難得的認可和贊美。
李心怡在一旁插嘴，提醒母親，“沒說不讓你玩手機，但你不能每天都隻玩手機啊。”任秀娟從我們的談話中抽離出去，和女兒争辯，有些生氣，也有些委屈，“每天幹完活不能玩手機嗎？我老了，也不能像年輕人一樣出去到處玩，那我可以幹嘛？”
（文中任秀娟、李心怡、趙昭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