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擅長寫“翻案文章”

唐曉敏

蘇洵文章受到重視，不僅僅在于其文章富有形象性和感染力。還在于，他的文章常常表現出立意新奇的特點。

蘇洵寫的《管仲論》，即顯示這一特色。曆史上，管仲死後齊國動亂，管仲生前對其後搞動亂的豎刁、易牙、開方并無好感，而且還提醒齊桓公不要重用他們，這就是說，按一般的看法，管仲對齊國後來的動亂是沒有責任的，可是，蘇洵卻偏要追究管仲的責任，他的理由是：齊桓公用了豎刁、易牙、開方三子，身為相國的管仲未能制止，直至病重，才說豎刁等“非人情，不可近”，為時已晚。管仲應該是首先選拔賢才代替自己；因為管仲“未能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才造成了齊桓公的重用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可以說，蘇洵對管仲是“求全責備”，沒有多少道理。林雲銘就認為，讓管仲臨死再舉一仲“談何容易”，“況威公（即齊桓公）末年，政事怠荒，仲既言三子不可近而竟用之，即薦有賢如仲着以自代，亦未必用也”，但蘇洵說得很有技巧，讓人感覺頭頭是道。以至于林雲銘也一方面說“蘇家立論，多自騁筆力，未必切當事情。”另方面也說蘇洵此文“文字高妙，層層翻駁不窮，确是難得”。同樣，林纾也是不同意蘇洵的觀點但又欣賞蘇洵的文字。他在《古文辭類纂選本》說：“明允說他必複有賢而後可以死，此談何容易！據明允之意，謂齊之才如管仲者不少，特仲不為薦耳。語卻堂皇，而實事卻辦不到。”但就文字說，他稱贊蘇洵，說：“唯就文論文，卻極奪目。”

蘇洵的《高祖》一文與《管仲論》相似。文章提出：高祖預知有“呂氏之禍”，故安排周勃平亂安劉。既有此先見之明，何以“不去呂後”呢？蘇洵認為，這出于“勢不可”。因為劉邦必須為年輕的惠帝打算，“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這篇文章，就内容說，也沒有多少道理。對此，林雲銘《古文析義》評論說：“高帝雖有明識，能料生豈能料死，乃執‘安劉氏’一語，遂以為知呂氏之禍。……愚以為高帝必不知有呂氏之禍，若知之，未有不去者。周勃安劉氏一語，不過以天下初定，勃之才能安國家耳，非有心也。此則老蘇之深文處。”孫琮《山曉閣選本宋大家蘇老泉全集》更說“《高帝》一論，全是憑空起意，将無作有，”并分析了蘇洵此文的創作思維：“篇中隻是惠帝作主，因安惠帝便想到不去呂氏，因不去呂氏，便想到制呂氏者在用周博，削呂氏者在樊哙；蓋斬範哙，是以去呂氏之黨。用周勃是以制呂氏之變，呂氏不變則惠帝得安，此一篇之貫串也。原原本本，曲曲推來”但孫琮對蘇洵這篇文章是很欣賞的，他說“古人未必有是心，後人卻活活寫作有是事，遂成不磨之論。”而林雲銘也很欣賞蘇洵此文，認為“其文之起落轉接，靈妙無敵，不得以其論之偏而棄之。”蔡鑄《古文評注補正》認為蘇洵的文章用的是“無中生有法”：“高帝欲斬哙，為兒女之計耳，即安劉一言，亦恐身後有變，如七國之屬。非必逆知有呂氏之禍也。老蘇以此立論，本是硬派官差，然卻如老吏斷獄。學者熟讀之，便可得無中生有法。” 這樣的文章，表現出作者想像力的豐富。

蘇洵的這類文章是典型的“翻案文章”。以前人們都稱贊管仲對齊國的貢獻，認為齊國之盛在管仲，蘇洵就說反過來說他的過失，說齊國之衰責任在管仲。翻案文章有一個重要的價值，就是适合于科舉考試。

科舉時代，舉子為應試，需要大量地寫議論文，大家都寫，就容易雷同。古書記載，王安石的一個朋友劉攽記性極強，有過目不忘的本事，他在王安石的書房裡看到王安石的一篇文稿，讀後放到原來的地方，王安石吃過飯後問他最近寫了什麼文章沒有，劉攽回答說：“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王安石問他所作文章的内容，劉攽就把剛才讀過的王安石文稿的内容作為自己的文章講了。王安石聽完，還以為自己的文章與人家的相似，于是把自己的文稿撕掉了。這個故事，說明王安石要求自己為文務必出人意表，不同流俗，同時也說明，《兵論》之類的文章，好多人都在寫，是很容易雷同的。蘇洵等人之是以寫那種比較片面的文章，也是為了新穎。

對于蘇洵的《管仲論》，林纾有過這樣的分析：“齊治歸功鮑叔，此人能說到；齊亂由于管仲，此卻無人道及，一讀及此，必觀下文。此種文字，最利于考試。在千篇萬帙中，忽得此奪目之語，萬萬不能遽舍，必将全篇讀過，方得其究竟。”林纾指出，蘇洵的這類文章的特點是，提出一個别緻的、有新意的論點，讓考官感到很新穎，不得不從頭認真看下去，這對于應付科舉考試是非常合适的。

蘇轼所寫的一些議論文，特别是史論文章,也有這樣的特點。即文章的觀點不一定都合理，但往往很新鮮，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于朝廷，《範增論》提出範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等等。這樣的文章能夠使主考官感到新鮮，産生好感。周作人曾說過：宋以後的策論，最大學事就是做反題，做翻案文章，别人這麼說，我要那麼說，要把翻案文章說得頭頭是道，它是毫無誠意的，目的隻是讓考官看得上。因為平庸的文章看得太多了，就煩了，這時突然出來一篇翻案的文章，而且說得似乎有根有據，就可以博得考官的好感，達到他中舉的目的。周作人的這種看法很有道理。這樣的文章既然能博得主考的好感，自然也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範文，是以流傳極廣。陸遊《老學庵筆記》說當時流傳着“蘇文熟，吃羊肉；黃文生，吃菜羹。”的諺語，這裡的“蘇文”指的就是三蘇的史論或政論。

蘇轍的文章中，有一部分也如其父蘇洵的同類文章一樣，帶“翻案”的色彩。如《漢文帝》一文中，蘇轍贊賞漢文帝“以柔禦天下”，并提出，景帝之時，晁錯向景帝建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所說是錯的。蘇轍認為，景帝若能像文帝那樣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是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晁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阱，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 晁錯的建言“世皆以其言為信”，但蘇轍卻對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而且也說出了一番道理。

再如，蘇轍作《羊祜》，提出：“祜巧于策吳，而拙于謀晉”。為什麼這樣說？蘇轍認為：“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勖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是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緻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常亡。故人常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蘇轍的認為，晉武帝“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若有吳國作為一個對立國，晉武帝“不敢肆”，吳國作為敵國不存在了，晉武帝開始“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賢臣，近小人”，反而亡國了。是以，蘇轍說羊祜“拙于謀晉”。這也是對一直以來的看法提出不同的見解。對蘇轍的這一看法，茅坤即不能同意。他分析說：“晉與吳為兩大之國，非此亡彼既彼必圖此。吳主皓方以妖童淫虐其國，晉不以此時下之，所所謂圈虎而遺之患也。及吳滅之後，祜已先晉武帝而死矣。君子欲以其身沒二十餘年之後，而議功為罪不亦過乎？”但茅坤還是把這篇文章收入到了他所編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之中，因為他覺得文章寫得好。而且“足為後世人主持盈者之戒”。

蘇詢的散文多為論辯文，據(王水照《新選新注唐宋八大家書系》統計，蘇詢論辯文與雜文的比例為六比一，而字數之比為十比一。雜文數量雖少，卻也有很優秀的作品。如《木假山記》，第一段寫道：“木之生，或蘗而殇，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于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仿佛于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從“木之生”到“木假山”之成，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非常不容易。其中似有象征意味，但沒有明說，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對這篇作品，前人給予很高的評價。孫琮《山曉閣選宋大家蘇老泉全集》卷一雲：“木山三峰，老泉自況父子三人。寓意深遠。其感之敬之二意純是一片自憐自惜光景，真是英雄受鼎本色。至行文之妙，在一起将木之幸不幸連轉出六七層來，便知遠山疊翠、層層深淺，中幅即将前文逆卷上去，跌出理字，勢如大海回瀾，層層倒卷。末幅以宕漾結出感敬二義，又如天際秋雲，層層淡宕。一篇文字三樣寫來，三樣奇觀，可謂極文學家之能事。”

蘇洵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這對他的文學創作和文章寫作有所助益，同時也構成了一定的限制。助益表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布衣而非官員，是以在表達自己的思想見解方面相對比較自由，同時，也讓他有比較充足的時間來寫作。這對文學創作和文章寫作都是有益處的。蘇洵自己對此也有傞 認識。他在《上韓舍人書》一文中這樣說過：“洵自惟閑人，于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遊終歲，詠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為文章，亦不求人知。……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将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従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 沒有到朝廷做官，也就沒有了官場的束縛。這對蘇洵思想的發展和寫作能力的提升是很有意義的。但從另一方面看，蘇洵的這種幾乎終生是“閑人”的狀況，對寫作有某些不利，這主要表現在，蘇洵的生活中缺少強烈的動蕩，人生中缺少大悲大喜的對比。一個人若一直處于高位，官運亨通，生活優裕，是難于寫出好作品的。但終身為“閑人”，處于官場之外，也難于獲得人生的某些重要的體驗。在中國古代，一個人的生命途程中有着劇烈的動蕩，人生着有強烈的對比，由此激發着強烈的情感體驗。韓愈的兩次被貶，“朝為青雲士，暮成白首囚”，“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這對韓愈有重大的影響。柳宗元從京城被貶到永州，生活中也有了這種強烈的對比，這也對其創作有利。韓愈說：“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緻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認為柳宗元被貶永州和柳州，是他文學創作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這是對的，但也有一個前提，即柳宗元原本是朝廷的高官，他是被貶到永州，而并非一直是永州的居民。蘇轼的人生也有這樣的跌宕起伏，而且，這同樣是他創作獲得成就的重要原因。蘇洵的人生中則缺乏這種經曆。若說對比，蘇洵的人生中主要是自己的理想與現實的對比。他胸懷大志，卻一生蹉跎，是以心中也有不平。蘇洵為此常有牢騷，且不時發洩出來。如在《上文丞相書》說：“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于當世，幸又不複以科舉為意，是以肆言于其間，而可以無嫌。”在《再上歐陽内翰書》中說：“洵一窮布衣，于今世最為無用”。在《三上歐陽内翰書》又說：“洵以無用之才，久為天下之棄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于世。” 這種對現實的不滿，自然也是創作的一種動力，由于事業無成而追求文章寫作上的成功，通過“立言”來實作自己的人生價值。在這方面，蘇洵也是成功的，但他未能取得韓愈、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轼那樣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