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軍勇
第二節《顔山雜記》：清代博山科技發展的見證者
明清以來，博山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促進了文化的興盛和繁榮。這一時期，博山不僅出了諸多舉人、進士，著書立說者也日漸興盛。其中，最能反映博山經濟社會發展概況的，當屬孫廷铨的《顔山雜記》。
一、《顔山雜記》裡的風土物華
《顔山雜記》于康熙三年（1664）成書，康熙五年（1666）刊行。對顔神鎮的地理沿革、政區設定、武備兵防、物産田賦、山川形勝、民情風俗等，作了較為詳盡的載錄，不僅具有地方志之實，且許多地方較同一時期的志書記載更為詳盡，成為研究與了解博山曆史的重要史料。古代方志往往花費很多筆墨去記述災祥物變、逸民仙釋、孝友烈女等内容，孫廷铨卻在《顔山雜記》用大量的篇幅來記載博山的煤炭、陶瓷、琉璃等物産，為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曆史财富，堪稱科技史家。
《顔山雜記》共四卷，分山谷、水泉、城市官署緣起、鄉校、逸民、孝義、風土歲時、長城考、顔文姜靈泉廟、災祥物變、物産、物暴、遺文等篇目。《顔山雜記》一書，雖是雜記體例，卻突破了志書的窠臼，内容龐雜，包羅萬象，行文簡練，旁征博引，為博山早期地方志提供了可貴的資料。後來編撰的（康熙）《顔神鎮志》、（乾隆）《博山縣志》、（乾隆）《博山志稿》、（民國）《續修博山縣志》及《博山鄉土志》等地方志書，多所依據此書，很多部分更是全文引用。《物産》中的琉璃、石炭諸篇，在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為多種著述所引用。至于書中對顔神鎮的地理沿革、山川形勝、民情風俗的記述，對于博山地方曆史文化的研究，就更加彌足珍貴了。
博山顔文姜祠内的靈泉在噴湧初期經常會出現水質渾濁的情況。這本是一種非常正常的地質現象，即使在科技水準高度發達的今天，仍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災兆。但在幾百年前，孫廷铨卻已能在《顔山雜記》中的《黃水不為菑辯》一文中，以科學的地質水文知識駁斥了民間傳說中的孝婦河水變黃則有災難降臨的迷信，認為這種迷信“附會累理甚矣”，确屬難能可貴，認識超前。
在經濟生産領域，孫廷铨一方面能清楚地認識到顔神鎮能夠發展各種手工業生産的地理、自然、社會諸方面的必然原因和優越條件，并且對這些手工業生産技術以極大的興趣去進行考察和總結。關于博山手工業發達的原因，他分析得十分透徹：“孝鄉山多田少，而生齒日益繁。生齒繁，則食粟多；山多田少，則粟難。若是而不疾作也則饑甚。故其民力力焉，鑿山煮石，履水蹈火，數犯難而不息，凡為饑驅也。此雖不耕不織，猶夫自食其力也。”[1]
孫廷铨雖官居一品，位極人臣，但他卻能深刻地認識到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群眾的生活之艱辛。在《物産》一篇中，以排比的形式羅列了顔神鎮各行手工業勞工的辛酸：“顧燒琉璃者多目災，掘山炭者遭壓溺，造石礬者有暗疾，炒丹鉛者畏内重。”并發出感歎“縱謀而獲，亦孔勞矣”[2]！在《物暴》一篇中，他較長的描述了山區農民深為野豬所害的疾苦。顔神鎮本來就山多地少，好不容易待到秋收時，又遭野豬禍害，不得不率婦攜子，日夜守護，稍不留神，即被禍害，一家人就要過上忍饑挨餓的日子。其實，孫廷铨花費這麼多的筆墨來描寫野豬之患，是頗有深意的，目的是警示為官者：野豬之患固然可怕，但比其更可怕的是苛政。在該篇最後發出疾呼：“豕則飽，入則饑；吏則呼，闾則殚無遺矣。”[3]其大意為：野豬吃飽了，人就要挨餓；官吏胡作非為，鄉民就無法生活了。在“文字獄”盛行的封建社會，能有此親民思想，并大膽的書寫出來，難能可貴！
有感而發，夾叙夾議，正是《顔山雜記》寫作手法的獨特之處，也正是其差別于一般志書之處。是以，《顔山雜記》是否是志書，一直以來頗有争議，但這絲毫不能遮掩《顔山雜記》的價值所在。
二、《琉璃》篇堪稱行業教科書
古代典籍中，記叙博山琉璃的資料并不常見，其中最早記錄博山琉璃的應屬嘉靖四十四年的《青州府志》，該書除說明琉璃出顔神鎮外，餘皆簡略。孫廷铨著《顔山雜記》，單列《琉璃》一章，始将博山琉璃曆史、制作方法等詳細記錄在冊。《琉璃》是我國第一部全面系統地記述琉璃工藝技術的文獻，不僅記載了琉璃及其産品的成份、煉制過程，對産品種類、制作工藝等也做了詳盡描述，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萬曆、康熙、雍正各代重修《青州府志》，對琉璃記載仍沿用嘉靖版，鹹豐時重修《青州府志》，方錄《顔山雜記》一書中的《琉璃》一節文字。
清乾隆十年（1745），蘇州人楊複吉将《琉璃》篇輯入《昭代叢書續集》，以《琉璃志》名，并書跋語于後。我國著名國畫大師黃賓虹先生在1911年又将《昭代叢書續集》中之“琉璃志”全文集入所編之《美術叢書》中。由于《美術叢書》銷量較大，越來越多的人也得以通過該書了解博山琉璃，進而開始關注、研究博山琉璃。
琉璃在古代非常貴重，為“佛家七寶”之一。詩仙李白為兒子取名李頗黎，就是取其珍貴、寶貴的意思。平民百姓平時能見到已經是非常不錯了，更不用說是怎樣做成的。是以，在古代很多人分不清是天然之物，還是合成之物。《琉璃》篇開篇即簡單明了地說明了琉璃的基本成分：“石以為質，硝以和之，焦以煅之，銅鐵丹鉛以變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鋼鐵丹鉛則不精。三合然後生。”[4]這段話言簡意赅、高度凝練，可以這樣來了解，琉璃以石頭為基本原料，以硝為助熔劑，以銅鐵丹鉛為着色劑，三者缺一不可，用焦炭把它們熔化，就成為琉璃。一道深奧的化學題，在孫廷铨的筆下，濃縮為了短短的幾十個字。至此，關于琉璃的模糊認識得以完全澄清了。
關于博山琉璃的産品，《琉璃》将之歸納為“穿珠之屬”“實之屬”和“空之屬”，具體每一種産品的做法，也一一道來，形象确切。如“實之屬”的産品的做法是：“圍棋滴之，風鈴範之，料方亦如之。條珠纏之，細珠寫之，大珠纏之、戛之。簪珥惟錯車磲者，雜二色藥而糅之。瑪瑙者，琺琅點之。纏絲者，以藥夾絲，待其融也，引而旋之。”[5]外行人來讀這段文字，可能如讀天書，但做琉璃的人讀後卻一目了然，因為幾百年來，這些琉璃産品的做法并沒有多大的改變。“空之屬”的産品，至今仍占琉璃熱成型産品的大宗，其工具非常簡單，無非是一管、一杖、一風輪、一剪刀而已，其作用分别為：管以授氣，杖以引料，風輪控溫，剪刀造型。即使在今天，這些工具變化也不大。“琉璃篇”對于“空之屬”産品的制作過程是非常形象的，如吹的過程是：“一俯一仰，滿氣為圓，微氣為長，身如朽株，首如鼗鼓。”[6]塑型的過程是：“引之使長，裁之使短，拗之使屈，突之使高，抑之使凹。”[7]如此惟妙惟肖的描寫，對其考察研究，絕非一日之功。
博山琉璃業供奉女娲為行業神，因為相傳女娲煉五彩石以補天。在琉璃生産的過程中，要生産五色琉璃，即給琉璃料上色，就需要另加變色物質，即“非銅鐵丹鉛則不精”。加什麼料，變什麼色，亦即琉璃的配方，《顔山雜記》都有詳細記述，如“白五之，紫一之，淩子倍紫，得水晶。”“進其紫，退其白，去其淩子，得正白。”[8]當時已能生産的琉璃色料計有：水晶、正白、梅萼紅、藍、秋黃、映青、牙白、正黑、綠、鵝黃等十餘種。
《琉璃》一文雖主要介紹琉璃制作方法及種類，但文字上卻顯得典雅清奇、質樸流暢，沒有诘屈聱牙之感。有些段落押韻合轍，讀起來琅琅上口，如描寫“青簾”一段文字：
琉璃之貴者為青簾。取彼水晶，和以回青。如箸斯條，若水斯冰。緯為幌簿，傅于朱棂。瑞煙徐起，旭日始升，影動幾筵，光浮禦屏，栖神象玄，以合窈冥。用之郊壇焉，用之清廟焉。隸于司空，以稱國工[9]。
短短幾語，把青簾所用管珠的配方、制作工藝，懸挂青簾時的莊嚴景象、玄幽氣氛以及所用場合、生産性質等描述詳盡，令人絕倒。
截至目前，《琉璃》篇仍是研究博山琉璃乃至中國琉璃重要的參考資料，它也因其科學性、藝術性和文學性的有機統一，成為琉璃行業的教科書。
第三節博山琉璃品種、著名工匠與産品銷售
一、璆琳琅玕——博山琉璃産品
博山琉璃産品，琳琅滿目，種類繁多。《顔山雜記》将之歸為三類：“簾珠之屬”“實之屬”和“空之屬”。“簾珠之屬”的産品有華燈、屏風、罐合、果山等；“實之屬”的産品有棋子、風鈴、念珠、壺頂、簪珥、料方等；“空之屬”的産品有泡燈、魚瓶、葫蘆、硯滴、佛眼、軒轅鏡、火珠、響器、鼓珰等。随着時代的發展，這其中的大部分産品已經不再生産。近代以來，博山琉璃的産品主要有如下類别。
（一）名貴色料
1.雞油黃 雞油黃自明初興起，盛産于清雍正、乾隆年間，以其雍容華貴，被尊為“禦黃”、“黃玉”。因其色澤、溫潤度酷似母雞腹中雞油，博山琉璃工匠給它起了一個更加形象的名字—“雞油黃”。雞油黃特點是“潤如玉、凝如脂、聲如磬、價如金”，因制作門檻高、難度大，曆來為皇家和宮廷專用，嚴禁民間生産。曆史上，雞油黃生産幾度中斷，上世紀70年代，博山美術琉璃廠在古方基礎上投資研制，成功恢複了雞油黃燒制技藝。
2.雞肝石 雞肝石是另一種琉璃名貴色料，因色如雞肝、紋似佳石而得名。雞肝石中的黑色紋理或如重巒疊嶂、雲影水痕；或如老樹奇石、氣象萬千，深受大衆歡迎，尤為日本人喜愛。用雞肝石制作的文房四寶和花瓶、酒杯等器皿，古樸凝重，典雅大方，是案頭清供之佳品。同雞油黃一樣，雞肝石工藝難于掌握，精品更為難得。民國初年，博山和成爐因生産雞肝石而獲利頗豐。
3.金紅 金紅以赤金為着色料的琉璃。博山能煉此料者，始于清嘉慶年間的萬祥爐，爐主胡肇勤。清末民初，以高玉富義泰永生産的金紅料最有名。
（二）琉璃内畫
民間傳說博山琉璃内畫的技藝是從北京傳入的。相傳清道光年間，北京琉璃畫師周樂元的内畫技藝高超，但秘不示人。為了保密，甚至專門雇了一個老頭看門，來客通報，待他将内畫的工具收拾幹淨後方可待客。一天中午，博山協順帽莊的商人王鳳诰因事去周樂元家，适逢看門的老頭正在打瞌睡，一心想探個究竟的王鳳诰脫下靴子蹑手蹑腳地走了進去，周樂元慌亂中不及收拾，被王鳳诰窺得用内畫竹筆作畫的秘密。王鳳诰回博山後，反複研習，終于掌握了内畫技藝的奧秘，并将之傳與畢榮九、孫坦普、薛向都等人。他們不斷将其發揚光大，形成了特色鮮明的魯派内畫。由于這幾個人技法純熟，有獨特風格，引起人們重視，形成内畫藝壇上的獨立畫派，稱為山東畫派，與北京派同享盛名。當時不少達官貴人及外國商人登門拜訪内畫老藝人求畫鼻煙壺。
畢榮九
後來畢榮九又将手藝傳與張文堂等人，薛向都則傳與其子薛京萬。在清末民初期間，博山内畫的主要産品是仕女圖和刀馬人物等。抗日戰争爆發，博山内畫一度中斷。薛京萬和張文堂為了生計，也到山頭轉行畫陶瓷。
畢榮九款山水花鳥内畫壺
新中國成立後，薛京萬、張文堂等人重新拾起畫筆，恢複琉璃内畫創作。當時所用畫筆是用勾形竹筆蘸國畫顔料作畫，這種畫筆的缺點是竹筆很細，每次蘸色不多，相當耽誤工夫；同時線條粗細、虛實變化也受限制，進度既慢，畫起來又不友善：因為是水色，是以怕水、怕潮、怕磨，這是一百多年來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薛京萬受陶瓷彩繪的啟發，設想把水色改為瓷色，這樣經過高溫可以固定。在用瓷色的同時，他還對畫筆進行了改良，把竹筆的彎勾筆端縛上毛毫，毛毫既軟，又可多吸附顔料，不僅便于藝術家掌控，也大大促進了創作速度。毛毫内畫筆一經推出，即風靡全國，内畫藝術家們普遍改以毛毫朱筆為主要内畫工具。
（三）琉璃雕刻
琉璃雕刻産品分為兩種，一種是陰紋刻花，一種是套色雕刻。陰紋刻花與玉雕技術并無二緻，隻不過材質不同。套色雕刻工藝則因為工藝繁複，藝術效果更好而最受人們喜愛。
因為北京人把博山的琉璃工藝品叫作“料器”，故用兩種以上的琉璃色料相套制成的琉璃産品就叫“套料”。“套料”首先根據胚子層次與顔色設計畫稿，經過琢磨加工，雕琢上各種精美的花紋，最後經抛光，才能成為一件工藝品。最初出現的套料雕刻作品是鼻煙壺，後來逐漸出現瓶、碗、筆筒、人物等。
清同治九年（1870）前後，北京手工藝人宴風林、宴立孝将套料雕刻技藝傳至博山。清光緒年間，博山套料雕刻藝人李公平被選入宮廷，成為禦匠。
（四）花球
博山的第一隻琉璃花球産生于1907年。當時，北京鴻興永料貨莊将一隻瑞士産花球帶到博山，請博山琉璃工匠仿制。最終，由制鼻煙壺坯的工匠張積遠與其子張敬榮仿制成功。這種花球因在制作時需預先排好平面花紋，故又稱為“萬花球”，是博山花球的第一代産品。花球生産出來後在北京試銷，結果銷路很好，于是博山其他工匠也紛紛開始制作花球。1934年，北京同興隆料貨莊拿來一隻波蘭産“西番蓮”花球。此球為圓形，帶座，花為紫紅色，作開放狀，無花心，重約一市斤，由博山花球工匠趙繼福仿制成功，并由此創造了“紮瓣”工藝。“紮瓣”花球為博山第二代花球，至此博山花球從平面花發展到立體花。随着花球生産的發展，博山花球工匠孔憲芝、孔慶仁父子及趙繼福等人潛心鑽研，相繼制造出一些新的品種，創制出特制剪刀、鉗子、托盤等專用工具，使花球生産成為博山琉璃中一個獨立的門類。在1934年膠濟鐵路沿線物品展覽會上，孔憲芝制作的花球獲得獎狀。
（五）鋪絲
制造鋪絲産品，先要拔出玻璃絲，冷卻截短成束，經挑選後即可鋪絲。制作時需裁切四周，護以紙條，加框，即成作品。早年鋪絲所用漿糊是用面筋加石灰制成，後多以一般稠漿糊代替；所用畫片，一般是由畫匠繪制。
博山鋪絲生産始于清鹹豐年間，當時琉璃工匠郝志榮曾專作鋪絲。生産的鋪絲産品有插屏、桌屏、四扇屏、宮燈等，産品多發往漢口一帶。清末民初，博山鋪絲生産在琉璃産品中占很大比重。民國初年，博山琉璃工匠薛向春應日本交涉員山口之邀，渡海去大阪，教日本人拔玻璃絲技術，并制成鋪絲燈罩之類。
20世紀20年代初，博山有玻璃絲爐8座，全年鋪絲産品總值達8萬元，多銷往日本。到30年代，尚有玻璃絲爐3家，日産玻璃絲160公斤。1937年，日軍占領博山後，由于日本人的喜愛，鋪絲生産一度興旺，出現了惠祥呂、義盛和、德泰成等專門生産經營鋪絲屏的料貨莊，大料貨莊仁和成也經營鋪絲産品。抗戰勝利後，随着平闆玻璃制品的大量出現，鋪絲産品銷路大減，專門經營鋪絲的料貨莊都改為經營玻璃鏡框。
（六）煙嘴
清乾隆年間，旱煙在社會上流行。旱煙袋上一般裝有玉石煙袋嘴，但玉石昂貴，難以普及。于是，博山琉璃工匠用圓爐生産出各種各樣的琉璃煙袋嘴，很快占領了市場，使煙袋嘴成為博山琉璃主要産品之一。
清鹹豐年間，煙袋嘴的生産最為興盛，品種在二百種以上。琉璃工匠張忠田創新出在模槽上擀成有頂杖子嘴的一次成型工藝；李希祥創造出充玉煙嘴。後來，各爐都掌握了充玉煙嘴生産技術，張茂階造的“雪花翠”，郭兆長造的“紅瑪瑙”，都為當時充玉仿翠煙嘴中的佼佼者。
琉璃膠胎煙嘴
20世紀20年代初，英、美等國生産的紙煙大量輸入中國，博山爐行工匠在原來制作旱煙袋嘴的基礎上，開始創作紙煙琉璃煙嘴。因英國産“愛國牌”香煙最為暢銷，創造出專吸紙煙用的“愛國牌”洋煙嘴。這種煙嘴，最長的可達30厘米，後來體形變小，多在10厘米左右，以體圓的“和平牌”和體方的“長城牌”最為流行。20世紀30年代，博山琉璃工匠制作出形制特别的“高麗嘴”。其形體長而細，脖子長于身，專銷北韓，曾盛行一時，後因戰争原因生産時斷時續。
博山琉璃煙嘴從使用上分為旱煙嘴和紙煙嘴；從形式上分為蘇帽類（多銷于蘇州、山西等地）、厚頭類（多銷于東北）、平帽類（多銷于北京）等三大類；從精細程度上分，有京細、二細、行貨三個等級；從花色上分，有卷黃印花、老山玉、充江石、東北花、雪花翠、小石堵膛等；從制作工藝上分，有軸子嘴和杖子嘴兩大類。此外還有專供女性使用的兩頭尖如橄榄形的“蓮子嘴”（多銷于蘇州一帶）和制作技術較高的“方身、堵膛”等。
初琉璃點彩煙嘴
（七）琺琅
琺琅是一種用于景泰藍燒藍首飾、獎章、徽章、搪瓷的釉料，是大爐生産的一種半成品。
明景泰年間，博山西冶街即有藍貨爐1座，生産琺琅。明、清時期博山琉璃工匠就用紅色琺琅料摻入琉璃，來仿制瑪瑙。清道光年間，專門生産琺琅的爐戶有萬源爐和萬盛義爐。後萬源爐改名錦泰爐，清光緒年間又改名為同泰爐，并聘請河北涿縣制琺琅工匠卓姓人氏總掌，雇工達二、三十人。萬盛義也有十幾名勞工。後來從同泰學徒師滿的孫襄宸和其弟孫錫九等人集資成立景泰成，建琺琅爐3隻，雇用勞工15名。民國初年，孫錫九從景泰成分出，創立景泰盛，但隻維持了一年左右。稍後，原生産琉璃的信成廣也改産琺琅。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争爆發，景泰成和同泰的銷路被切斷，于是兩爐都派人去北京建爐，就地生産琺琅。此時，北京生産琺琅的共5家，而以博山去的兩家規模為較大，産品品質較高。北京著名的幾十家銅銀作坊，多願購同泰、景泰成的琺琅。北洋政府的印鑄局制造各種勳章、徽章，也是非博山廠家所制不用。由于北京占運銷友善的地利，琺琅生産中心北移。景泰成、同泰在北京設廠後，其博山店鋪都改為中成藥鋪。萬盛義在歐戰時期改産玻璃，于1920年初停業。信成廣于1933年停産。北京的同泰于1938年停業。
（八）鼓珰
鼓珰是一種玻璃響器，形似葫蘆造型，有一支較長的玻璃管與其連接配接，腹鼓中空，底面玻璃壁薄如紙，玻璃管與底部鼓面垂直。用嘴吹吸，底面玻璃一鼓一收，發出“叮咚、叮咚”的清脆聲響，可以傳出很遠。
舊時，鼓珰是一種深受民間兒童喜愛且價格低廉的年節應景玩具。博山地區流傳着一首民諺：“鼓珰鼓珰叭，一文錢買仨，鼓珰不到家。”說的是鼓珰的價格低廉和壽命之短。北京人稱其為“響葫蘆”“倒噎氣”等。魏坤《倚晴閣詩抄》、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等書籍亦有記載。
昃道海攝
二、名家輩出——博山琉璃著名工匠
在博山琉璃的發展史上，出現了許多著名琉璃世家和琉璃工匠，對于推動博山琉璃的發展和創新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一）鋪絲名家郝志榮
郝志榮是清鹹豐、同治年間博山琉璃工匠。據（民國）《續修博山縣志·人物志》載：“郝志榮，字華廷。工繪事。創玻璃器具，奇思異想，工妙無倫。相傳邑之玻璃創始于徐、趙二家，但代遠年湮，名字失考，而郝君即為繼起之人矣。”[10]由于郝志榮是畫家，故其鋪絲産品制作精良，深受歡迎。相傳其家門口常年挂一對鋪絲燈，故人稱“鋪絲燈家”或“鋪絲郝家”。
（二）“珠珠大王”呂希望
呂希望（1884—1947），博山區岜山人，十幾歲學做琉璃擀珠。他天資聰明，愛動腦筋，善于鑽研，推陳出新。他根據前人制作的“貓眼珠”創造出了“鳳眼珠”，以及“猴珠”“燎渣珠”等新品種百種以上，被稱為“珠珠大王”。其産品十分暢銷，是各大料貨莊的搶手貨。他不僅在擀珠品種上多有創新，還改造了擀珠生産的爐型，設計建造了長方形爐，改變了過去圓形爐生産時過于擁擠的現象。1947年，博山城第四次解放，解放軍在爐工中組建了翻身委員會，呂希望任翻身委員。當年農曆七月國民黨重新占據博山，呂希望被捕，後慘遭殺害。
（三）花球世家孔氏家族
孔憲芝是清末民國時期博山琉璃工匠，師從張積遠學習花球制作。他不斷擴大花球的花樣品種，研制出紮瓣花球、變形花球等。根據生産花球的需要研制了特殊用途的小圓爐，形成了生産花球的新工藝。民國二十三年(1934)在膠濟線物産展覽會上，孔憲芝制作的花球獲得獎狀。“孔家花球”逐漸成為花球中的名牌産品，遠銷全國和南洋各地。
孔憲芝的兒子孔慶仁，15歲随父學習花球制作。在孔憲芝的指導下，不斷創新，研制出制作花球的特制剪刀、鉗子、托盤等專用工具、摸索出一套獨特的花球制作工藝，并與其他花球藝人共同努力，将花球制作從傳統的雜貨爐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門類。
（四）内畫大師畢榮九及其傳人
畢榮九（1874-1925），名甯清，博山西寨人，自幼随伯父畢雲亭學習繪畫技法和文化知識，是魯派内畫藝術的創始人。
最初，畢榮九在博山開設“奎山堂”，經營油漆、書畫、裝裱、塑像等業務。内畫鼻煙壺技藝從京城傳到博山後，引起了他的深厚興趣。經過不斷探索研究，他用當地出産的進階水晶琉璃料制成仿水晶鼻煙壺坯，并用鐵砂、金剛砂将其内裡涮成毛面，在壺内作畫，一舉成功，畢榮九也是以成為魯派内畫的奠基者。畢榮九擅畫山水、人物、走獸等，畫面生動傳神、構思奇巧、耐人尋味，影響廣泛，後世魯派内畫藝術家幾乎全出其門下，袁永謙、張文堂是其中的佼佼者。
袁永謙（1885-1938），字益三，博山李家窯人。自幼拜畢榮九為師，由于畢家房屋狹窄，學畫的子侄及徒弟衆多，便由畢榮九介紹先跟孫坦普學習繪畫基本技法，後随畢榮九學習鋪絲畫片和内畫創作，技藝日進。袁永謙出徒後專門給仁和成料貨莊畫内畫鼻煙壺達10餘年。期間，因學習畢榮九技藝達到出神入化的程度，曾應仁和成要求制作畢榮九内畫鼻煙壺赝品。
張文堂(1885-1966)，博山人，16歲開始學習陶瓷彩繪技法，28歲時拜畢榮九為師，學習内畫技藝，4年後出徒，以作内畫鼻煙壺、内畫瓶、國畫為生。主攻山水、人物，畫風纖麗、構圖嚴謹，墨法清而潤，筆法秀而蒼。後來，其技藝傳授給其長子張雪村和徒弟郭玉成等。
魯派内畫著名藝人還有孫坦普、辛八、薛向都、薛京萬等，他們在推動内畫藝術的傳承創新，擴大博山内畫的影響力等方面，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薛京萬款水清四楞《八仙》内畫煙壺
三、料貨莊——“琉”通天下的銷售網絡
古代博山琉璃産品的銷售範圍很廣。據孫廷铨《顔山雜記》載，明末清初時的銷售範圍是“北至燕，南至百粵，東至高麗，西至河外，其行萬裡”[11]。最初的琉璃銷售方式主要是集市貿易和長途販運。後來，随着生産的日益發展，出現了料貨莊，其銷售的範圍更加廣闊，真正實作了“琉”通天下。
琉璃又稱料貨，料貨莊就是銷售博山琉璃的商店，北京人稱之為“料器店”。其經營模式是在博山設收購點，在外地設“莊”銷售。即以博山為中心，在全國各地設莊營銷琉璃的一種市場網絡。料貨莊的出現，是博山琉璃銷售方式的一個大的改進。博山在曆史上出現過的料貨莊有100多個，最早的出現于清鹹豐年間。至建國初期，經過聯營、合作化、公私合營等方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有30多個。
北京的料貨莊，習慣上稱“北京莊”，簡稱“京莊”。集中在北京崇文門外的打磨場、花市上四條胡同兩地。曆史上出現的京莊近20個，數目居全國各地之首。早期的京莊如吉祥瑞、鴻興永、裕興隆以及稍後的德聚義、永聚和等，都不設門市，隻是在他們的住處向商販們批發。這種經營方式叫做“住局子”，經營的品種隻限于珠、煙嘴、“那子”（藥瓶）等專門銷于國内的産品。後來的德興永、同興永以及它們派生出來的各京莊都設立了門市，陳列的商品不僅有珠子、煙嘴等傳統商品，還有以外國人和蒙古人為主要銷售對象的鼻煙壺、套色雕琢瓶、花球等檔次較高的琉璃工藝品。這種新型的料貨莊被稱為“洋莊”。其中同興隆、德興永不僅經營琉璃，還兼營玉石、象牙、景泰藍等産品。華興魁則是專門經營煙壺、套料雕琢和咖啡杯等出口商品。
料貨莊的出現，對于博山琉璃的發展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料貨莊呈網狀分布，以博山為中心，可輻射全國，主要分布在：天津、哈爾濱、沈陽、長春、石家莊、新绛、西安、濟南、濟甯、徐州、南京、蘇州、揚州、鎮江、上海、漢口、南昌、長沙、衡陽、常德、周家口、重慶、昆明、濰縣、周村等處。其銷售能力已遠非過去的集市貿易和長途販運所比。
無論是本地還是外地的料貨莊，多為博山人所創辦，自然對各地對琉璃的需求了如指掌，對于博山琉璃産品的生産起到指導作用。博山琉璃生産史上著名的“洋嘴子市”，就是通過料貨莊的資訊傳送而建起的。
一些料貨莊除了将博山琉璃運到外地進行銷售外，為了提高效率，也會将毛坯産品運到外地，在外地進行加工後再行出售。後來，有的料貨莊甚至直接在外地設廠生産，這對博山琉璃生産技術的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
同時，近現代博山琉璃的出口，主要也是通過料貨莊來實作的，是以，料貨莊實際上又承擔了外貿公司的職能，為博山琉璃走向世界發揮了橋梁和紐帶的作用。
注 釋：
[1]《顔山雜記》，第87頁。
[2]《顔山雜記》，第87頁。
[3]《顔山雜記》，第98頁。
[4]《顔山雜記》，第91頁。
[5]《顔山雜記》，第92頁。
[6]《顔山雜記》，第92頁。
[7]《顔山雜記》，第92頁。
[8]《顔山雜記》，第91頁。
[9]《顔山雜記》，第91-92頁。
[10]（民國）《續修博山縣志》，《博山舊志內建》第4冊第735頁。
[11]《顔山雜記》，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