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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袁紹的履曆，最經典的莫過于“汝南南陽人”，這對當時的人來說，意味悠長。
袁紹字本初，汝南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将，壯健好交結，大将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後漢書· 卷七十四上·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上》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将軍掾為侍禦史，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 《三國志·卷六·魏書六·董二袁劉傳第六》
汝南郡是漢帝國人口最多，最為富庶的地區之一。據史書記載，到東漢永和5年(公元140年)，汝南郡37縣人口共計2100788人，在全國各郡國人口中，僅次于“帝鄉”南陽郡。人口衆多，經濟富庶，伴随着的是文化及社會活動的活躍。在《後漢書》和《風俗通義》中列有傳記、留下姓名的汝南名土達100多人，如戴憑、鐘興、許慎、周舉、蔡玄等蜚聲海内的經學大師、著名政治家桓寬、陳蕃、範滂等等。
汝南袁氏要追溯起來，我認為最典型的是袁良。
《漢故國三老袁君碑》關于袁良的記載：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孝武征和三年，生曾孫幹，斬賊公先勇拜黃門郎，封關内侯，食遺鄉六百戶。後錫金紫……幹薨，子經嗣。經薨，子山嗣，傅國三世，至圭榮而斷，君即山之支孫。
劉邦與項羽争奪天下時，袁氏的先祖跟随劉邦立了功，後來生下曾孫袁幹，袁幹以勇武立功而被拜黃門郎，封關内侯，食遺鄉六百戶。袁幹生子袁經，袁經生子袁山，袁良就是袁山的支孫。
袁良曾向著名的《易》學大師孟喜學《易》，因而在漢平帝時被舉明經為太子舍人。光武帝時，袁良曾擔任成武縣令一職。這算是袁氏由武轉文，而發迹的關鍵人物。
袁良有二子：袁昌、袁璋。袁昌時，又舉家從祖籍陽夏搬至汝南安居，他所傳的這支系便是東漢政壇上赫赫有名的汝南袁氏。袁昌生子袁安。漢章帝元和三年，袁安任司空一職，汝南袁氏開始進入中央政治層。自袁安官至司空、司徒後，安子袁敞及袁京皆為司空，京子袁湯為司空、太尉，湯子袁逢亦至司空，逢弟袁隗亦至三公、太傅。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故号稱“四世三公”或“四世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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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如果再翻開當時兩個典型的豪門大姓，弘農楊氏和河内司馬氏，發現這些經世累學的家族基本都是由軍功轉入文學，然後搖身一變成為掌權者的。我在《試論楊震清廉思想對後世的影響》中說過：
楚漢相争之際，楊震的八世祖楊喜在垓下擊敗項羽，被漢高祖封為赤泉侯。到了楊震的高祖楊敞，娶太史公司馬遷之女司馬英，在漢昭帝時官至丞相，封安平侯。楊敞生楊忠、楊恽。楊震的父親楊寶研習歐陽生所傳儒家經典《尚書》，光武得知其之才，公車特征。可以看出，楊氏家族的發展起于失落的貴族，後通過軍功貴族，再到研習儒家經典，逐漸轉為有名的“經學世家”。
仇鹿鳴在《魏晉之際的公權力與家族網絡》中指出，從河内司馬氏家族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曆程來看，其家族的文化特質與河内的地域文化一樣，在兩漢時代同樣經曆了“從武入文”的轉變。司馬氏先世中較為可靠的人物是司馬懿的高祖司馬鈞，從目前所見的司馬鈞事迹而言，他的主要活動都與平定羌亂有關，帶有強烈的軍事色彩，并未發現有研習儒學的情況。但至遲到了司馬釣之孫司馬儁時，其家族已開始受到了儒學傳統的熏習。司馬儁深得鄉裡宗族的擁戴，可知其家族在鄉裡社會中已頗孚威望，其人頗知書，博學好古，已沾染儒風，而至其子司馬防時，更是一派恂恂儒者的氣象。[1]
汝南袁氏和弘農楊氏、河内司馬氏為什麼能“從武入文”最終跻身權力中樞呢？這和東漢的政治生态有關。
漢武帝時，在董仲舒的建議下，尊崇儒術。儒生們再次登上舞台。他們以經術起家，而後授徒講學，通過弟子、門生的師生關系，漸漸地做官權都被他們壟斷。到了東漢，這種情況愈演愈烈。這些累世公卿在中央自然而然成了“三公”，是名門“士族”。在地方，就是兩漢地方大姓勢力，他們以宗族、師生、同鄉、聯姻等等方式，在地方上建構起了複雜而又強大的網絡勢力。
我們簡單了解，這些人本身通過研究經學掌握了文化權或文化解釋權，再通過宗族、師生、同鄉、聯姻等等方式壟斷了做官的權利，最後，做官的同時又積累了相當的土地、人口等财富，然後通過隐匿人口，兼士地掌握經濟大權，漸漸的就成了集政治、經濟、文化為一體的巨無霸。甚至直接威脅到了中央朝廷的決策。
是以，在這個層面上說，袁紹和袁術兄弟真的含着金鑰匙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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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經學世家”都能在政治上嶄露頭角并最終形成“四世三公”的局面。也就是說，家學傳授與門弟形成并非成正比例發展，累世經學不一定都能夠成為累世公卿，尤其是累世三公。
清代的學者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列舉孔、伏、桓三家就是典型的例子。
趙翼說，孔氏自孔子之後，曆戰國秦漢，無代不以經義為業，“此儒學之最久者也”。伏氏為漢初名儒伏勝之後，此一家曆兩漢四百年，亦儒學之最久者也”。桓氏桓榮、子桓郁、孫桓焉、曾孫桓麟“皆以明經為帝王師，……則又孔、伏二氏所不及也”。
而孔氏在東漢的政治舞台上基本默默無聞，唯孔融在漢末以名士顯達；伏氏為公者僅伏湛（大司徒）、侄伏恭（司空）；桓氏止九卿，未及三公。除此三家之外，歐陽氏自西漢文景時世傳伏勝《尚書》，至東漢初歐陽歙，八世皆為博士，止歐陽歙為大司徒。歐陽歙因贓罪下獄，時人謂其“門單”。
不僅如此，還有南陽窪丹，西漢時其家“世傳孟氏《易》”，僅窪丹于東漢初年為博士，大鴻胪，卒于官，後世無聞。
北海甄宇，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東漢初年為博士，後遷太子少傅，卒于此任。子甄普，孫甄承均傳其學。甄承“講授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甄承于東漢初年舉孝糜卒于梁相，此後子孫仍傳學不絕，史書未載其為官者。
此類累世經學卻未能累世為官的家族，大概為數不少。因東漢私人講經之風極盛，累世經學在經濟條件尚好，文化素養較高的家族即可形成，主要在士人自身的努力。
而累世官作則要涉及家族本身的經學名聲，政治地位、人際關系及地域等諸多因素。且國家的官僚體系亦有一定的限度，察舉制的常科孝廉，茂才均規定了每郡每年舉人的具體數額。孝廉、明經等常科外，還有明法、治劇、勇猛知兵法等一殷特科。并非習儒之家旅皆能為官。有的家族世代傳經，且累世為官，但門弟并不盛，政治上也不活躍。[2]
可見“經學世家”轉成“四世三公”需要很多主客觀因素。最主要的客觀因素是宗族子孫衆多，才不至于門弟不盛，到某代突然斷了家學繼承。第二，就是家族要有較為強烈的政治參與願望，要不然即使被迫征辟，在政治上也不活躍，人際關系也比較簡單，不會達到“四世三公”的高度。第三，家族的“經營”活動也很重要，比如楊震的兒子楊賜能位居三公，除了家學名聲，本人的儒學造詣外，門生故吏之頒揚，察舉之注重門第，均于其中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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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經學世家”都能在政治上嶄露頭角并最終形成“四世三公”的局面。那袁氏是怎麼做到的？
魏書曰：自（袁）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将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也就是說袁安的後人們，都喜歡交往與“經營”。袁氏除袁安“以正色立朝”，頗有影響之外，其餘四公皆無功業可釆。袁安為官清正，袁敝也有“廉勁不阿權貴”的贊譽，但袁湯和袁成則有所不同。
梁冀于146年毒死質帝，欲立吾侯劉志。太尉李固，司徒胡廣、司空趙戒鴻胪社喬則共議立清河王劉蒜，兩派相持不下。後來胡廣、趙成畏于梁冀而改了主意，但李固、杜喬不為所動，最終梁冀免李固官，立了劉志，就是後來的桓帝。次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梁冀參錄尚書，太仆袁湯為司空”。在這場尖銳的鬥争中，看來袁湯是以其圓滑得登三公之位。
袁湯子成成谄事梁冀，于是“貴戚權豪自大将軍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袁逢、袁隗也與宦官袁赦關系尤為密切。袁赦為袁氏同宗，“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于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
袁隗為司徒時，距黨锢之禍不久。由袁隗待袁紹之态度可見其謹慎。袁紹與何伯求等黨人交往甚密，宦官趙忠等人對此有所警覺，袁隗聞知，即召袁紹切責曰：“汝且破我家!”紹乃與權貴周旋。
可見袁湯，袁逢、袁成、袁隗漸趨于與權貴交結。這可能是除了袁氏宗族子孫衆多，門弟興盛；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感外能“四世三公”綿延不絕的最主要原因。
參考文獻：
[1]仇鹿鳴.魏晉之際的公權力與家族網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5-46.
[2]黃宛峰.弘農楊氏、汝南袁氏述評——兼論東漢的累世經學[J]南都學壇：南陽師範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報.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