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文德,是南宋末期比較著名的武将。他出身平民,早年從軍并被南宋名臣趙葵賞識。呂文德最初參加的戰鬥就是“端平入洛”,此後一生轉戰江淮、荊湖、四川等地。
當孟珙、杜杲、餘玠等抗蒙名臣相繼凋零後,他逐漸成為南宋可以依靠的中流砥柱之一。
呂文德一生最為出彩的巅峰,當屬1259年蒙哥南侵期間,當年3月,時任京湖制置司參議官的呂文德從播州(今貴州桐梓縣)北上增援四川,并出任保康軍節度使、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主持川東防禦戰。
春季雪化之後,江水暴漲,呂文德、向士壁等人趁機發起進攻,與蒙古軍激戰後将其擊敗,進而打通了蜀道,繼而迫使圍攻釣魚城長達半年的蒙哥本人選擇撤軍。
九月,呂文德又馬不停蹄地從重慶赴援鄂州,擊敗蒙軍拔都兒部,“乘夜入鄂城”,使得鄂州“守愈堅”。
不久,圍攻鄂州長達數月的忽必烈北撤。
宋廷特地下诏褒揚呂文德:
“援蜀之賞未足酬功,今援鄂之勳尤為顯著,特賜百萬,良田萬頃。”
此後,呂文德一直擔任京湖制置使,開府鄂州,率軍駐防京湖邊境。他本人也不斷加官進爵:景定二年(1261年)超授太尉,景定四年(1263年)兼甯武軍節度使,鹹淳元年(1265年)授少保,鹹淳三年(1267年)加授少傅,鹹淳五年(1269年)受封崇國公。
可以說,南宋已經把抵抗蒙古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襄陽,是呂文德的管轄範圍,也是忽必烈南下侵宋的關鍵樞紐。嶽飛曾經将襄陽視為“恢複中原之根本”,蒙元方面也将襄陽視作打開南宋的鑰匙。
可以說,正是因為襄陽失守,南宋才陷入無可挽回的境地,短短三年不到,就宣告覆滅。
金庸先生在《神雕俠侶》中,将呂文德描繪成颟顸無能,膽怯如鼠,還始終破壞抗蒙大局,顯然與事實不符合。
那麼,作為實際上司的呂文德,真實曆史中的呂文德,該為襄陽失守,承擔什麼責任呢?
一、逼反劉整
擊退蒙哥征宋之後,南宋朝廷大力推行“打算法”,謂“打算”,
就是核算、會計的意思,即派遣官員會計查核各地軍費,凡在戰争中支取官府錢物用于軍需者,一律加以侵盜掩匿的罪名治罪。
從節約财政開支角度的初衷來說,“打算法”有必要推行,但可悲的是,賈似道、呂文德把這一法令當成排擠異己的大好機會,賈似道是為了挾私報複當初得罪過他的軍将,呂文德是為了排除異己,把宋軍變成“呂家軍”。
結果,賈似道整死了向士璧、杜庶、曹世雄等名将。
呂文德則逼反了名将劉整。
劉整時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撫使,原本是鄧州穰城人(今河南鄧州),金末時投奔了南宋,為名将孟珙所提拔擢升。
劉整叛宋,不僅将蜀中要地泸州獻給蒙古,更加緻命的是,他長期轉戰荊湖、四川,深知南宋國防利弊。
他投奔蒙古後,給忽必烈獻上了兩個大禮包:
1、訓練水軍;2,主攻襄陽;
前者為蒙古方面如虎添翼,打破宋軍唯一優勢,後者則使蒙元方面集中全力圍攻襄陽長達六年之久,并最終破城。
二、坐視蒙古人在襄陽城外修榷場
這個同樣是劉整向忽必烈提出的計策。
1263年7月,蒙古提出在襄陽城外開設榷場,榷場的地點被設在樊城東面白河口方向。
呂文德居然應允,但是蒙古方面很快又抛出早已準備好的“南人無信”借口,要求建築城牆以保護其貨物。呂文德心中以為蒙古人得寸進尺,打算不予同意。
不料,此時身邊有幕僚建議說
:“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
于是呂文德奏請朝廷開設榷場。蒙古方面迅速在白河口構築了第一座城堡,接着,又在鹿門山(襄陽市東南)建造了一座土城,外通“互市”,内築堡壁,以阻宋南、北之援。
至此,蒙古圖謀襄樊有了進可攻退可守的立足點,從1265年開始,蒙軍便開始利用白河口、鹿門山等據點,騷擾進攻襄陽外圍地區,以削弱南宋防禦襄陽的人力物力。
蒙古方面在襄陽城外修築據點的時候,襄陽守将呂文煥連忙派人向呂文德報告,匪夷所思的是,兩次報告都被呂文德身邊的親信隐匿不報。
呂文煥第三次報告才被呂文德知曉。
呂文德的反應愚蠢且狂妄,先是指責呂文煥妄言邀功,接着又盲目樂觀,認為即便蒙軍築城也不過是假城而已,
“襄樊城池堅深,兵儲可支十年”。
他派人回複呂文煥稱,“好好守城,等到春雨降下江水高漲之際,将親自率領水軍前往攻擊。”
然而,蒙元方面開始集中全部力量向襄陽城外集中,修築城堡的步伐也越來越快。
襄陽城内的人們已經聞到了戰争氣息,他們看到鹿門山、白河口蒙古人忙碌的景象,但卻毫無辦法,束手無策。
很快,呂文德得知蒙古在白河口城堡的對岸又修築了一座新的城堡,從此時起,無論白天黑夜,沒有一艘船能在不被蒙軍威脅下通過漢水。
他方才意識到情況已經十分嚴重,驚慌地用腳跺地,連連自責,“誤了國家的,是我呀”。
不過,呂文德的悔恨已經太遲,他錯過了挽救襄陽的最後機會。
随着城堡的完工,套在襄陽脖子上的絞索已經開始被收緊,而襄陽乃至南宋的國運也正式開始了倒計時。
小奔說:襄陽的陷落意味着南宋的滅亡,而襄陽之是以陷落,呂文德難辭其咎。是以,呂文德的真實形象雖然遠遠高于金庸先生小說中的形象,但卻仍然要為襄陽失守負最大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