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以前的文字裡說過，趕大營這一曆史事件，在明朝時就存在，不過是晚清時，天津楊柳青人把這叫響了，讓它現在在曆史的深處還有回音。
最早的趕大營是什麼樣的呢？讓我們先從一個人說起。
這個人叫，王相卿，山西太谷縣人，由于他身材高大，臂力過人，故人稱“王二疤子”，是清朝晉商中著名的旅蒙商号“大盛魁”創始人。他最先發現的“大營”是軍營，清朝的軍營。
曆史的背景是這樣的：王相卿最早是駐紮在殺虎口一帶清軍中的一名夥夫，服雜役的，可能還沒有軍隊的正式編制，混口飯吃。他很聰明，見到士兵們很需要一些生活用品，就開始用自己手上不多的銀子進購一些生活用品再賣清軍。這個過程中，他一定是賺了一些，但不會很多。曆史給他的機遇是這樣的：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要禦駕西征噶爾丹，山西右玉縣殺虎口是大軍由内地通向蒙古大草原的必經之路，清軍在這裡駐紮的數量不由分說地增多了。他感到自己的商機來了，就脫離兵役，實作自己發财的夢想。
最初的情況是很糟糕的，王相卿的行頭十分簡單，一條扁擔，一頭紮捆簡單的行李和食品，一頭紮捆着要賣給軍人的商品，軍隊走到哪裡他就跟到哪裡，換來的錢也僅夠自己糊口。後來的情況變了，噶爾丹被征服，清軍出關控制了草原，他就想到與人合夥抱團做生意。這就有了曆史上關于他的“桃源三結義”——他找了姓史與姓張的兩人，三人結拜成兄弟，聯合創業了。
今天的史料說，王、張、史三人不怕風險，不畏艱苦，終于踏出了一條以山西、河北為樞紐，北越長城至俄西伯利亞，東達扶桑，南到東南亞的國際商路。其實并不完全是這樣的，在王、張、史三人的前面是清朝的軍隊，這三人最初大約都有些“貨郞擔”的角色，後來，随着草原的太平，他們也有着由行商變坐商的經曆，創辦了在蒙古大草原上稱雄200多年“大盛魁”，才有了他們以山西、河北為樞紐的生意線路。
今天的人們為了紀念和繼承王、張、史三人的創業精神，在“大盛魁”的祠堂和财神座前，供奉了四樣傳家寶：一條扁擔、兩個貨箱，一塊石頭、一碗稀飯。扁擔是創始人以肩挑貿易起家；貨箱是創始人用過的裝财物的大木箱；石頭是創業時作為秤砣用來稱銀子的衡器；稀飯是在當年創業最艱苦的時期，在一年的除夕之夜，王、張、史三人，因極度貧苦，沒有錢吃年夜飯，隻好煮一鍋小米粥充饑，以打發年關。這些物件都有力地說明了王、張、史三人最初追随軍隊或者說是“趕大營”的經曆。
天津人的“趕大營”也是一樣的，最初是追随西靖陝甘的軍隊，經曆了大緻這樣一個線路：即由陝西至甘肅平涼、慶陽一帶，由此再至甯夏吳忠金積堡再至甘肅河州、青海西甯，然後一路向西直抵甘肅肅州（酒泉）。在這個線路上，以楊柳青為主的天津人見大軍走到哪裡，他們就跟到哪裡，行頭基本和王相卿的一樣，一條扁擔挑兩頭，讓自己活下來的同時，也将挑着的商品賣給了清軍的士兵，多多少少賺到了一些銀子。
和王相卿一樣，“趕大營”的天津人中也出了一個發了财的代表——安文忠。安文忠最早是左宗棠軍隊中召雇的船工，因為清軍所到之處各種日用商品都很匮乏，這讓他漸漸意識到，如果跟随部隊做生意，肯定能賺大錢。于是，他便買了一副筐簍，購置了小件日用品，跟着部隊做起了生意。
安文忠的經曆當然是和王相卿一樣艱苦的——那時，戰事激烈，做買賣擔着很大的風險，饑寒交迫和病痛都是家常便飯。有時候走二十幾個村莊都看不見一個人。據說有次，安文忠和兩個同伴擔着貨物趕路，一路上橫七豎八盡是屍體。晚上，大家實在走不動了，隻好在冷風中随便找了個地方歇腳。渴極了的他們看見不遠處有片亮汪汪的地方，以為是水，就都過去喝了幾口。最初，累過頭的他們沒有一個人發現這“水”有什麼不對勁的，但一覺醒來，天蒙蒙亮時發現，先前喝過的“水”竟然是一窪血！
和王相卿“桃源三結義”的兄弟一樣，見環境很艱苦，張、史二人心灰意冷，就傳回家鄉另謀生計，安文忠掙了些銀子，就回家去了，幹别的生意了。但他們的經曆卻無形中在家鄉形成了榜樣的力量，即張、史二人讓家鄉人民覺得走西口能賺錢，也都浩浩蕩蕩地加入了走西口的隊伍；安文忠回到老家楊柳青後，也讓楊柳青人覺得趕大營能賺錢，也便紛紛加入了趕大營的隊伍。
在這裡，我們繞道說一件事情，也是趕大營與走西口的不同。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當年的走西口的“口”是指長城的關口。西口是相對東口而言的。東口是以河北省張家口往東一帶的關口。西口是以殺虎口為代表的關口。出了東口與西口，都是内蒙古地區，不過一個在内蒙古東部地區，一個在内蒙古西部地區。
在我國明代，因為軍事上的需要，修築了一條明長城。具體的線路是：從甯夏花馬池，經陝北三邊、榆林、府谷，到晉西北緊貼黃河的河曲、偏關，穿過雁北地區，銜接河北張家口，最後上了燕山山脈。是以，在張家口以西的長城及其附近設有很多的關口，口裡的人要到口外，均需經過這些關口。
與趕大營的人不同的是，走西口的群體主要集中在山西、陝西與内蒙古的交界處，那裡有地種，即是我們以前說到的“隔離帶”，走西口主體人群是奔着塞外的土地去種的，不僅僅是做生意，這就導緻了其數量的龐大。趕大營的人在塞外沒有土地讓他們可以種，隻能限于做生意，人口數量因而很有限。
有地可種可以多一份活下去的希望，無地可種這種希望當然就會減少。是以，趕大營在某種程度上說要比走西口艱苦，風險很大。這種大風險的純生意活兒，讓趕大營中沒有了女人，成了清一色的男人，而走西口群體中最初沒有女人，是因為當時蒙古地區的王爺們怕走西口群體拖家帶口，在蒙古地區安了家、成了蒙古人不太好辦。後來的情況是，随着走西口群體的大規模增加，這個規矩被破了，而趕大營的群體中始終是沒有女人的，女人們身子骨弱，是受不了挑擔子的生活的。
今天，人們研究當年趕大營的線路，其實最初，它是一條軍事的飄忽不定的線路，真正被固定下來，也伴随着左宗棠大軍在肅州的休整以及為收複新疆而進行的備戰。曆史的年表是這樣的：1873年11月，肅州回民軍首領馬文祿被迫投降，随着肅州克複，陝甘回變告終，但清軍大營還駐紮在那裡，為收複新疆做準備，直到1876年4月，左宗棠在肅州祭旗，正式出兵。這中間的兩年多時間，也讓趕大營的人們趟出了一條趕大營的固定線路。
這條路即是由天津出發，過長城東口，然後進入河套地區，再由河套地區進入阿拉善地區，然後到達酒泉地區。這也是絲綢之路的一條線路，在宋朝時，中原與南方的人們去新疆，一般都會選擇這條線路。天津人的趕大營讓這條線路複活與熱鬧了起來，阿拉善地區因為自然環境惡劣，有一條有名的絲綢之路——駝道——因駱駝行走拓出形成的道路，和其他絲綢之路支線一樣，連接配接着祖國的邊疆與内地，也是曆史上靠駱駝物質貿易和軍事供給道路。趕大營群體的到來，使這條古老的道路再一次煥發了生機，連接配接起了沿途的大小市鎮、商埠碼頭，由東及西，拓滿了趕大營人的足迹，也成了他們留給後世的一份曆史記憶。
前文中所說賺了錢回家去的安文忠，在這時又加入了趕大營的群體——本來，他已經另謀生路了，但卻因與人合夥販糧食，在海上遇到風浪船翻貨損，把先前掙到的那些銀子賠了個精光。無奈之下，他隻好再次肩挑小簍來到酒泉，跟着左宗棠大軍進疆。在他的身後，楊柳青趕大營的序幕正式拉開。他們将手中的銀子購買了茶葉、煙葉、辣椒、糖果及針線、手巾、布襪等随部隊出了玉門關，并被清軍登記在冊，在“進疆後不許探聽軍情，不許販賣鴉片，不許聚賭窩娼”等等規定裡，成了随軍的商人。
後來的情況是，趕大營的路線與左宗棠大軍收複新疆的線路一緻，他們先是進入新疆的門戶哈密，然後由北及南，遍布新疆的各個城鎮。接下來，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回了老家，另一部分人便在當地由行商變坐商，為新疆商貿與經濟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安文忠的情況大概是這樣的：他最先與幾位老鄉在地曠人稀的迪化（烏魯木齊）搭蓋了簡易住房，在城裡的大十字路東南邊擺攤設點，生意漸漸紅火以後，又擴建了房屋，成為坐商，一點點地做大了生意。1883年，清廷從沙俄手中收複伊犁後，他從迪化随金順将軍進入伊犁的綏定，在城内設立了門市部，挂出“文豐泰京貨店”的牌子，不久又進入惠遠（今屬霍城縣）、甯遠（今伊甯），并在甯遠設立總店。
這期間，他大約又衣錦還鄉了一次，不但在天津結婚，還用白銀兩千兩置辦了許多商品，運往新疆銷售。一時間，人們奔走相告，都認為新疆是個能掙到錢，甚至是能掙到大錢的好地方，也讓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趕大營的行列中來了。
現在，人們已經不知道當年到底有多少人去了新疆，但天津趕大營的人卻在新疆的曆史上留下了這樣一句話——三千貨郞滿天山。而我們在前段時間寫這段曆史時，至今，烏魯木齊老天津人挺多的，但這些人隻有在家時才說天津話，原因是在外界說天津話，多少有些不友善。這些人可能不是趕大營的後裔，因為新中國成立後也有很多天津人成建制地援疆，比如自治區二建，新疆塑膠制品廠等，但都是天津人在新疆的見證，讓天津與烏魯木齊兩個相距2000多公裡的中國城市有了更近的“血脈親情”。
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是，安文忠家族現在還有後人在烏魯木齊——他叫安啟琥，還曾經接受過記者采訪，講述過當年天津人趕大營的故事。而在幾年前，央視播出《趕大營》記錄片後，引起不小轟動，有很多趕大營的不但主動與媒體聯絡，告訴人們當年的故事，還有記者深入新疆采訪，在哈密一個地方發現了當年趕大營的人的一塊墓地，他們在路上走就走着就沒了，沒就地掩埋，連塊可以當墓碑的木牌也沒有留下。曆史不能忘，有誰能不說今天新疆的繁榮與穩定，不曾有過天津趕大營的人作出的貢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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