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陝西省西安市挖出一方唐朝墓志銘，墓主名叫祢軍，身份是“大唐故右威衛将軍上柱國”。從墓志銘的内容來看，他并非唐朝人，而是出身于今天南韓西南部的百濟國。
公元660年，唐朝大将蘇定方受唐高宗之名，渡海進攻百濟國，并一戰而破之，在該地甚至熊津都督府，同時将育濟百濟及王族臣寮九十三人和百姓一萬二千人押送至長安，獻俘于唐高宗面前，而祢軍正是其中的一員。
據祢軍墓志銘記載，此人自稱是三國名士祢衡的後裔，并在唐朝官運亨通，做到了右威衛将軍的高位。在祢軍的墓志銘中，留下了許多相當有價值的資訊，為了解唐朝時中日韓的關系，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其中，墓志銘有八個字，着實令人意外。它們分别是“日本餘噍”和“僭帝稱臣”。
首先《祢軍墓志》對于此時北韓半島上的形勢這樣寫道：
（ 甲） 于時日本餘噍， 據扶桑以逋誅； （ 乙） 風谷遺甿， 負盤桃而阻固。（ 丙） 萬騎亘野， 與蓋馬以驚塵； （ 丁） 千艘橫波， 援原地而縱彌。
這段曆史講述的是唐朝攻占百濟後，百濟遺民集體叛唐。其中，“日本餘噍”這四個尤其引人注目。一些日本學者認為，這四個字颠覆了曆史，将日本國号由“倭國”改成“日本”的時間，提前了十數年。一般認為，日本改國号應該在702年之後。而從墓志銘顯示，日本該國号的時間應當在670 年到678年之間。
然而，中國學者馬雲超卻認為，這裡的“日本” 必定不是國号。“日本” 與“風谷” 對仗， 用法上也應與“風谷” 相同， 隻可作為文學性的指稱， 無法視作國号。
由此，馬雲超斷定，這裡的日本應當指百濟國。“日本”這個詞的本意是指“極東”，本是中原對海東諸國的稱謂。扶桑在唐朝，也不是對日本的特稱，而是對海東諸國的稱呼。是以從語境中看，“日本”應該是指百濟國，而非倭國。
由此可見，最早的日本國并非現在的日本國，而是百濟。根據考證，百濟和日本皇室關系匪淺。已退位的平成天皇就曾親口說，日本皇室可能來自百濟。或許百濟滅亡後，我國“繼承”了這個國号，才成了今天的日本。
除了“日本餘噍”這四個字以外，碑上還有四個字也非常引人注目：
“公詢臣節而投命……千秋僭帝，一旦稱臣。”
當時，日本派遣數萬兵力，前往百濟支援叛軍攻打唐軍。結果在白江口之戰中，被唐朝水軍以少勝多，殺得全軍覆沒。碑文顯示， 祢軍蹭于麟德二年（665）随劉德高出使倭國，警告他們不要再與唐朝為敵。
在倭國，祢軍等人取得了重要成果，那就是“僭帝、稱臣”。所謂“僭帝”，自然指日本天皇。當時倭國雖然小而窮，但非常自大，君主都以天子自居。因為日本天皇僭越皇權，是以成為“僭帝”。
自古以來，日本就經常标榜自己是“漢字文化圈”中，唯一沒有向中國稱臣和低頭的國家，并一直以此為自豪（除了足利義滿短暫向明朝稱臣）。在許多日本人看來，唐朝不是上國，而應該是日本屬國。其自大的模樣，簡直阿Q至極。
但從碑上“僭帝、稱臣”四個字來看，倭國在祢軍到來後，的确曾向唐朝稱臣。白江口之戰後，倭國舉國震恐，生怕唐軍渡海來報複，而這些許多日本史料中都有展現。是以，倭國天皇向唐朝稱臣，是說的通的。
對于“僭帝、稱臣”之事，中日韓三國史料均無記載。然而學者們卻從考古實物種找到了證據，大阪野中寺的彌勒菩薩半跏趺像台座上刻有如下銘文：“丙寅年四月大舊八日癸卯開。”
木崎愛吉氏将丙寅年定為當時天智天皇五年（６６６） ， 其中的“ 舊八日” 是相對唐朝麟德曆而言， 指舊曆（ 元嘉曆） 的四月八日。換言之，日本當時使用的是唐朝的曆法。一般來說，屬國在選擇臣服時，一般會采用天朝的曆法，這也被稱為“改正朔”。很顯然，日本将自己的元嘉曆改成了麟德曆，便是向唐朝稱臣的實據。
根據《舊唐書》記載，唐朝在百濟的守将劉仁軌在上任前， 曾向國家“請曆日一卷”，為的是“削平遼海， 頒示國家正朔， 使夷俗遵奉焉”。很顯然，祢軍等人出使倭國，就是為了迫使他們“改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而他們确實做到了這一點。
然而唐朝對倭國的掌控并不持久，由于吐蕃作亂，唐朝被迫将駐東北亞的軍隊調往西部，倭國趁此機會取消了對唐朝的稱臣，并且抹除了相關記載。
如今，仍有許多日本網友在2ch上宣揚，不願承認日本曾向唐朝稱臣的事實。對于“日本餘噍”他們尚可接受，但對于“僭帝、稱臣”，就是實在無法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