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司馬遷繼承父業，為了一部皇皇巨著，他行萬裡路，走遍大江南北，采訪了很多老人，閱讀大量文獻，最終在數十年時間内寫出了《史記》，位列中國二十四史之首。近代魯迅評價《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既是史家的絕唱，又有不遜色于離騷的文學價值，可謂古今中外獨一無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對于這樣一本世界級的史學不朽名著，在中國人眼裡自然是信史，西方學者如何看待《史記》呢？其實，西方學者對《史記》的評價，稱贊少，中性多，還有一些讓人難以了解的否定觀點——認為《史記》全篇基本都不可信。那麼，為何不少西方學者認為不可信呢？原因值得深思！
《史記》記載的曆史，上至黃帝時期，下至漢武帝時，中間大約有2500年，一共50餘萬字。如此龐大的巨著，以及時代的局限性，素材收集的局限性，又是司馬遷一人編寫，出現些許錯誤在所難免。但部分西方學者對《史記》的否定，其論據卻讓人很難了解。
“夏商周斷代工程”出現後，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相信夏朝存在是魔怔”，堅信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夏朝是别有用心，但由于甲骨文的出現進一步證明了《史記》的可信度，進而指向《史記》中夏朝部分可能也是正确的。于是，不少西方學者釜底抽薪，進而否定《史記》的可信度。
美國《遠東經濟評論》引用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西方學者的話，批評《史記》記載的“商的第一個王是其母親踩到大鳥腳印而受孕”，認為這是神話，而不是曆史，由此否定《史記》全篇的可信度。
毋庸置疑，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西方學者，他的否定觀點肯定不對，原因有三：
首先，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西方學者，對《史記》應該不夠了解，因為商朝始祖商契是簡狄洗澡時，“見玄鳥堕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而生”，周朝始祖後稷才是姜原踩在大鳥腳印上而受孕出來的。同時，這位學者對中國文獻也缺乏了解，因為《史記》中的商人起源記載，實際上源于《詩經·商頌》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等，并非司馬遷編造了曆史，而是記載了前人的說法。
其次，無論是商人還是周人起源，都的确充滿了神話色彩，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自然不可信，但每個民族的上古史都充斥着神話，都将某些事情包裝再包裝、神化再神化。現代學者需要剝開神話的外衣，尋找其中的真相，而不是見到神話就徹底否定。
第三，《史記》共有50多萬字，抓住極少數不可信之處，然後全盤否定《史記》，認為其是僞史，不僅缺乏科學的、嚴謹的治學态度，而且也不符合認識事物的基本邏輯。
可以說，無論從治學态度，還是從《史記》本身來說，這種否定都很不專業。既然如此，為何一些西方學者還前赴後繼地否定《史記》？原因值得深思，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是客觀原因，即中西方不同的史料情況所造成的誤解。
中國有着悠久且豐富的史料文獻，我們都已經習慣于翻開史書了解三皇五帝、了解夏商周等等。上個世紀，即便古史辨派興起，認為上古史不可信，但至少承認春秋時期開始的史料是可信的，是“信史”的開端。即便隻從春秋算起，中國也有将近2800年的信史，而這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其他國家根本無法想象。而相比于中國，西方信史極其短暫，距今也隻有幾百年。是以，西方學者往往會摒棄文獻，通過考古去還原曆史、發現曆史；中國史料悠久且豐富，不可能、也沒必要像西方那樣基本摒棄史料，以考古為唯一可信材料。
比信史短暫更嚴峻的是，西方史料文獻很少，缺少多元度了解曆史的可能，而中國史料極其豐富，導緻同一件事甚至有百餘種不同的記載，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有很多自相沖突的記載，這是因為司馬遷參考了大量文獻史料，然後有意提供多個視角，以供後人多角度了解曆史真相，這是真正的治史态度。
由于西方信史短暫且蒼白，信史之前的文獻上充斥着各種奇談怪論，而在這個西方中心主義的時代裡，西方人充滿了文化優越感，于是部分西方學者以己度人，也不屑于了解歐美之外的事物，堅信中國古代史學與他們一樣，包括《史記》在内的很多史書都不可信。
第二個是主觀原因，即部分西方學者的偏見與雙标。
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西方學者，他未必不知道“他的否定《史記》觀點中的邏輯漏洞”，也未必對中國曆史一無所知，但他還是這麼說了，這就是顯而易見的偏見。如果是真的不了解而産生的偏見，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了解，但故意歪曲事實的偏見，這就難以了解了。
其實，即便真的不了解中國古代史學，也不能根據一則神話故事而否定《史記》，原因很簡單，如果以此為标準的話，歐洲還有幾本信史？被西方譽為“曆史之父”的古希臘希羅多德，他的《曆史》一書中記載，希波戰争時波斯率領530萬大軍遠征希臘，希臘北部32萬人投降，南部以25萬人打敗波斯大軍，是不是不可思議？《曆史》一書類似胡扯的記載層出不窮，西方古代史書中的神話故事更是數不勝數，還有諾亞、耶稣是不是存在都沒有确鑿證據，是以如果說《史記》是“僞史”的話，那麼西方那些所謂史書更該是僞史。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西方學者對歐洲古代史料基本是肯定的态度，更不會因為書中有一些神話故事而否定全書。
一邊指責他人，一邊肯定自己，西方的文化偏見與雙标，由此一覽無餘。
倫敦東方學院庫倫博士難能可貴地指出，“司馬遷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遙，以後也基本沒有實證（《史記》所載的商代世系）。但是在兩千多年後發現的殷墟甲骨文獻，卻雄辨地證明了司馬遷記錄的高度準确性，證明了司馬遷的誠實可靠。”盡管一些西方學者能夠中肯地看待《史記》，但還有很多西方學者對中國曆史的漠視與偏見至今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