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三立
（冒鶴亭/圖）
朋友為五倫之一，世情所重，離合形迹，亦較得關注。近百年史料中不乏好友間交惡事，僅據所見，撮集數種，供消寒之談。
況周頤與鄭文焯
首談清季四大詞人中之況蕙風與鄭大鶴。這二位相比，《蕙風詞話》的作者況周頤名氣要大一些，但鄭文焯也相當煊赫，兩人一度交情也還不錯，但光緒三十年（1904），況周頤薄遊蘇州，頗事風月，并準備将那些豔冶之篇輯成《玉梅後詞》刊刻行世。鄭文焯“大呵之，其言浸不可聞”，況周頤怒，大罵鄭氏為“伧父”（即北方俗所謂“土老帽”之意），從此與之絕交。終生再也沒有見面不說，在鄭文焯去世後還對此事耿耿于懷、咬牙切齒。
這件事楊傳慶有《鄭文焯、況周頤的交惡與晚清四大家詞學思想的差異》一文叙述綦詳，所可補說者，是還牽連到了“四大詞人”的“前馬”、于另外幾位都有半師之分的王鵬運。況周頤《玉梅後詞序》雲：“是歲（1904）四月，自常州之揚州，晤半塘于東關街儀董學堂，半塘謂餘：‘是詞淫豔，不可刻也。’”轉述了這句話後他就馬上憤慨地反擊道：“夫豔，何責焉？淫，古意也。三百篇貞淫，孔子奚取焉？”這話幾乎和袁枚的口風是完全一緻的——你說“豔”不好，但是孔子删詩，不删鄭衛之風，後人為什麼不可以作豔詩豔詞呢？接下來這話更加惡毒：“雖然半塘之言甚愛我也，惟是甚不似吾半塘之言，甯吾半塘而顧出此？”“半塘之言，非吾半塘之常也。”
我們經常說有文化的人惹不得，罵人惡毒精悍，還不帶髒字兒。何謂“半塘之言，非吾半塘之常也”？因為俗雲：“人若改常，不病即亡”，況周頤特别強調這話是王鵬運四月說的，再過一個月左右，王鵬運就去世了，是以他說這話是病亡的前兆！這話可就相當怨毒不厚道了，何以如此呢？需要看到的是，這裡不僅有意氣之争，更重要的是詞學觀念的沖突。
況周頤自王鵬運處承傳了近南宋、崇夢窗的“重拙大”之旨，但彭玉平先生分析過，他真正鐘情的乃是北宋的“松秀”與“清疏”，我以為還應該加上以“豔”負載的“性靈”。他肯定大感困惑且憤怒的是：王鵬運曾經稱道歐陽炯的《浣溪沙》“蘭麝細香聞喘息，绮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這幾句“奚翅豔而已，直是大且重”，憑什麼他寫得這麼露骨就是“重大”，我就是“淫豔”？真正豈有此理！由此言之，況氏的耿耿于懷、有虧友道也不是不能了解的，因為這種“性靈”不僅是自己最愛，甚至可以說是立命之本，豈容他人如此輕慢？
吳梅與黃侃
對于現代學術史而言，吳梅、黃侃比況、鄭二位顯得更加重要。吳梅是詞曲大師，門下濟濟多士，如任中敏、盧前、唐圭璋、王季思、蔡桢、吳白匋、錢南揚、趙萬裡、鄭骞、吳湖帆、陳家慶、萬雲駿等巨擘名家，指不勝屈，堪稱現代詞曲學界第一大門庭。黃侃更是章太炎大弟子，與乃師并稱領銜“章黃學派”，同時亦工詞，其《量守廬詞鈔》哀感悱恻、情恨交纏，幾欲突過納蘭。兩人同隸南社，又在北大同僚兩年，情誼甚殷，結果南下中央大學後卻發生了不小的沖突。
關于這件“兩賢相厄”事，金慮《記吳瞿安先生數事》雲：“民國二十三年暑期中文系畢業同學公宴諸師，吳師酒後自言骈文獨步當時，黃季剛師時亦被酒，未允其說，竟至龃龉不歡而散。次日吳師酒醒，親邀汪辟疆師同至黃師處緻歉，歡笑如初，行誼古道，非人所及。”程千帆《桑榆憶往》雲：“1934、1935年，我正在金陵大學讀書，也曾陪侍老師們賦詩飲酒，記得隻有一次，兩位老師發生了一點口角，也不過是醉後失态，絕不涉及學術問題，當時既未動武，事後也并無芥蒂。”據鄭志良考證，“這些說法并不準确，吳、黃二人發生過兩次沖突，其中有誤會的成分，但也并非完全不涉及學術問題。”所謂“學術問題”，主要還是指吳梅以詞曲名著天下，而自己又不願以詞曲專家自囿，故酒後有大言“骈文獨步”雲雲。黃侃所治為品位至高之樸學，盡管不鄙薄詞曲，對吳梅的醉語自然也聽不入耳，進而不僅幾乎動武，且埋下不淺的芥蒂。故第二次兩人失和又由黃侃酒後發難，至有“天下安有吳梅”之決絕語。這次沖突後，兩人再無來往。一年後重九日，黃侃以中酒嘔血暴卒，虛齡才屆五十。先是，其師太炎先生寄壽聯曰：“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裁好著書”，中隐“黃”“絕”“命”三字，黃侃為不怿久之，至此果成語谶，而兩位大師也永遠失去了重拾舊好的機會。
多年老友因“細故”而至不睦如此，誠然是令人扼腕事。黃侃去世後，吳梅念舊懷人，頗多悼念敬重語。如為黃侃制挽聯雲：“宣南聯袂，每聞廣座談玄，可憐遺稿叢殘，并世誰為丁敬禮；吳下探芳，猶記畫船載酒，此際霜風凄緊，傷心忍和柳耆卿。”翌年又有周忌挽詩：“開緘如與故人語，重九登高興有無。襟上酒痕定如許，黃垆一恸淚同枯。”皆可謂情文雙至，也算是為這段公案畫上了句号。
冒廣生與袁思亮
冒廣生（1873—1959，字鶴亭）于彊村老人朱祖謀之後稱詞壇領袖。他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裔孫，外伯祖周星譽、外祖周星诒都是著名學者、詞人，又從葉衍蘭、俞樾、孫诒讓、吳汝綸、蕭穆等遊，可謂取法乎上。自家所著亦宏富，遍及經史諸子之學，而以《小三吾亭詩》《小三吾亭詞》《後山詩注補箋》《疚齋詞論》等文學類著述最為人所知。袁思亮（1879—1940）是兩廣總督袁樹勳之子，洪憲複辟後歸隐滬上，以著述、購書為事，所藏宋元古籍甚多，正德木活字本《太平禦覽》、宋本施顧注蘇詩、宋本《韓昌黎集》等皆稱稀世之珍。
冒、袁為“三十年異姓昆弟”，思亮又為廣生子效魯之師，情誼自然笃厚，然1938年夏，袁思亮欲倩吳湖帆畫荷，又不肯出錢買，即托鶴亭代求。鶴亭不肯，袁遂寫《雨中花慢·索湖帆畫荷，鶴亭謂非錢莫緻也，賦此調之》一詞示之，中有“天然畫稿，何須買絹，不要論錢”語，冒“遽斥其詞不觀”，袁“乃狂吼”，翌日即緻書與絕交，其文略雲：“昨日茗坐中出示調湖帆詞，聊相為戲耳。湖帆見之，必不以為忤也。不意兄不審所雲為何，遽斥其詞不觀……三十年異姓昆弟文字道義之交，一旦無端而衆辱之，不能不寒心耳。”二人且互相索回舊物，令人發噱。
對此“兇終隙末”事，冒佳骐《補說叔子詩探微》有不同看法：“畢竟冒與袁是‘三十年異姓昆弟’，且有‘通家之誼’，是以幾個月以後，冒與袁就重歸于好，兩家又開始互相往來……1940年1月，袁思亮病危，冒鶴亭約譚瓶齋（澤闿）往視，袁已瞑目而逝。冒作詩雲：‘本以通家誼，甯惟弱個悲。遽嗟人鬼别，心咎到來遲。孝友天能鑒，文章世所知。登樓無再日，一恸下梯時’。”一時意氣，終告平複，還是令人欣慰的。
邵祖平與陳三立、錢仲聯
培風樓主邵祖平（1898—1969），乃江西南昌人。少時貧寒，自學成家，曾從章太炎學國小，又與陳三立、黃侃等唱酬，為人所重。抗戰軍興，祖平入蜀任中央大學、四川大學等校教授，其《培風樓詩》獲教育部頒文學一等獎，聲譽益盛。同時著有《詞心箋評》，選唐宋詞二百六十首，标舉“煙柳受其驅排，斜陽赴其愁怨，擁髻遜其凄訴，回腰窮其娭盼”的“詞心”之說。夏承焘為之序，稱其“廓然能見其大”。1957年，邵祖平被發配至青海民族學院，1965年退休始回杭州依子而居。旋遭紅羊之劫，祖平視為生命的藏書全遭抄沒，遂突發腦病，不治而卒。
祖平并不複雜之履曆中牽涉一“面辱鄉賢”公案，事見冒效魯《叔子詩稿》中《黃山樵子夜過談藝，臧否人倫，推倒元白，舌底瀾翻，勢不可當，去後戲為三絕》，其第三首雲：“前人樸質今人笑，面辱鄉賢邵祖平。諸老風流難仿佛，得君狂者竟何人。”句下自注：“散原嘗為年家子同鄉邵某作序，恭維未餍其欲，邵于散原面将序文撕碎以辱之，散翁貌益謙下。”劉夢芙或據此在《五四以來詞壇點将錄》位置其為“天暴星喪門神鮑旭”。此事引起祖平子靖宇之不滿，因緻書《當代詩壇點将錄》作者馮永軍，憶及原委。略謂抗戰期間祖平在桂林投靠錢仲聯以居，“開始時關系十分融洽，二人朝夕相處，常作長時間的閑談，并且互請對方為自己的詩稿作修改和提意見”。關于《培風樓詩》未用散原老人之序的原因，邵靖宇雲：“先父向錢先生解釋了……因為散原先生把他的詩過于強調是繼承了江西詩派的，而先父覺得自己的詩的風格并不限于江西詩派之内。錢先生也表示同意先父的看法。”曾一度交誼密切的兩位大詩人後因管教子女等細事失和，從此結怨，“先父和錢先生二人都各自從自己的詩集中删除掉互相贈答的詩，就仿佛以前從未有過來往那樣”。邵靖宇因而疑心錢仲聯與冒叔子關系甚密，遂造語诽謗之。此事錢仲聯似未有談，道理上講不宜據祖平之子說而遽定真相，然毋論如何，兩位先賢的反目是很令人遺憾的，而我們亦可借之了解民國文人間生态網絡，“細節呈現曆史”，掌故之學亦意義非小也。
胡适與方東美
方東美是一代哲學大家，安徽桐城“桂林方氏”出身，1921年留學美國，師從杜威，獲哲學博士學位。1924年歸國不久，與同門師兄胡适在上海會晤。胡适稱自己近作《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是近年來最用力寫作的一篇文章，方東美則以為“恐怕連哲學的一半都夠不上”，兩人初會即不歡而散。抗戰爆發後，胡适出任駐美大使，發表講演逾百場，勝任盡職。方東美對此很欣賞，聲明十年不罵胡。十年期滿，又恢複罵胡，直至1975年在課堂上猶對去世已久的胡适進行嚴厲批評。
這些批評不乏意氣之争與無的放矢之處，根本上則表達出二人學術立場的相左。如蔣國保所言：“一個堅持自由主義的立場，一個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方東美對胡适的批評,不談方法問題，也不談主義問題，而是集中在……中國文化的價值問題……中國哲學的性質問題”，“方東美……認為中國文化在精神上超勝于西方文化，而他是以批評胡适不懂中國哲學，就是因為他基于自己的哲學方法而難以容忍胡适的‘實用主義’思想方法……他覺得實用主義哲學太膚淺……轉而信服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以及懷特海的‘曆史哲學’”。值得一提的是，方東美的詞亦頗佳，如《浣溪沙·追和東坡》：
為肉為魚命未蘇，在朝在市辇香車。人間底事本來無。
瘖口銜詩腸百結，撐胸飲恨淚千珠。狂風吹面立髭須。
氣味逼近蘇黃，而淚光點點，哀痛勝之，正是他常征引的歌德“詩的功能在作生命之夢”之說在亂世的逼真再現。
馬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