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紅軍第四方面軍在四川萬源一帶扼制住了劉湘十多個旅長達一個多月的重點進攻，但要想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就必須發揮我軍運動戰的特長，搞大縱深迂回包抄。
然而，包抄隻能選擇一個方向，究竟是向左還是向右包抄呢？
在這個極為關鍵的戰術問題上，四方面軍徐（向前）總指揮與上級張（國焘）的意見卻出現了分歧。
向左也就是向東包抄，面對的敵人是劉湘的3個主力師。
向右即向西包抄，當面之敵則是範紹曾的一個師。
徐總指揮主張向左去打劉湘的主力，理由是打掉這股敵人，不但可以占據下江東地區，而且能我軍裝備得以改善。
反之如果向右包抄，将會跟敵軍處在平行位置，在地形上是根本不利于包抄的。
然而自以為是的張（國焘）卻堅持往左包抄，他是中（央）代表、西北軍委主（席），徐總指揮屢屢犯顔直谏無果，隻得服從指令。
戰事的發展早在意料之中，向右包抄不成，隻得掉轉頭向向左反攻，而此時敵人已經退卻，尾追殲敵，戰果不大。
東線反攻的結果很不理想，徐總指揮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西線戰場了。然而位于西線的四路敵人眼看着東線潰敗，也都有撤退逃跑之意。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包抄逃敵，那麼究竟是又深迂回還是淺迂回呢？
張（國焘）親自給紅四方面軍指揮部打來電話，訓示采取淺迂回戰術，北向長池推進。
成敗之抉擇又一次擺在了徐總指揮也就是四方面軍的面前。
徐總指揮坐在燈旁，掏出一張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攤在一塊木闆上，一邊看一邊用紅色鉛筆做标記。
幹部們圍着徐總指揮，或坐或蹲，都在靜靜等待着他作最後的決策，每個人的目光都随着那支紅鉛筆在移動。
徐總指揮順着向西進軍的攻擊方向，把藍草渡和馳馬門的位置标上了紅圈。
接着，他又沿着紅三十一軍的攻擊路線，在旺蒼壩、和平場與鎮子壩區域做了标記。
最後，他把紅三十軍攻擊的楊柏河、新廟場、清江渡和右垭口，也都依次畫了紅圈。
徐總指揮停下來苦思良久，又低下頭，繼續畫起來。
他以手為尺，測算了一下從木門、桑林子、黃牛坎到黃貓垭的距離，畫上了一個粗大的藍色箭頭。
最後，他又在五觀寨、九龍場、黃貓垭一線，重重地标記上一個非常醒目的紅色箭頭。
“淺迂回根本兜不住敵人，那無異于抓兔子尾巴，不可能抓得住的，”徐總指揮放下了手中的鉛筆，他斷然決定，“這一次我就算是犯錯誤、被處分也要打這一仗，出了問題我負責！”
“我們同意總指揮的意見！”紅三十軍程世才軍長、李（先念）政委異口同聲地說道。
八十八師師長熊厚發、八十九師師長邵烈坤、九十師師長汪乃貴也紛紛予以響應。
衆人的支援讓徐總指揮進一步下定了決心，他斬釘截鐵地說道：“既然如此，我們就來一個大縱深迂回，跟敵人來一場賽跑！”
他繼續說道：“在紅三十一軍已切斷鄧錫侯部退路的情況下，淺迂回的重任将落在紅三十軍身上。
“你們有兩大任務：一是派出主力盡快奪取黃貓垭，将敵孫震部逃往蒼溪的路切斷并予以全殲；二是用一個半團沿着恩陽河追殲逃竄之敵。”
“目前敵軍很快就要接近黃貓垭了，而我們還差了将近60裡路。毫無疑問，我們必須争分奪秒，火速搶占黃貓垭！
“先念、世才，你們帶第三十軍先頭部隊急速穿插，我帶後續部隊跟進。”
随後，衆人經研究後作出戰鬥部署：熊厚發帶領二六三團為先頭部隊，馬上出發，目标是火速奪取黃貓垭；二六四、二六七、二六八各團作為後續部隊随後跟進，少數部隊順恩陽河尾追逃敵。
雖然這一仗是徐總指揮冒着犯錯誤的風險來打的，但令人欣喜的是，戰事的發展的确像他戰前預計的那樣。
9月13日夜，八十八師師長熊厚發帶領二六三團作為三十軍的先頭部隊，于14日下午順利搶占了黃貓垭。
紅三十軍二六四團、二六七團、二六八團與紅三十一軍的九十三師作為後續部隊相繼到達指定區域。
經過一晝夜的惡戰，紅四方面軍各部取得了一場名标軍史的大捷。
具體戰果包括：敵孫南甫的兩個旅和其所屬部隊全部被殲，我軍共斃傷敵4000多名，俘虜敵10000多名。除此之外，還繳獲迫擊炮40多門，各類槍7000餘支，電話機88部，電台7部，子彈數十萬發。
此戰結束後，紅四方面軍向西挺進，繼續追殲殘敵，直逼嘉陵江岸，徹底粉碎了劉湘的“六路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