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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曾培:讀詩記感

近來眼力突然下降,戴上老花鏡也看不清書刊上的五号字。到醫院檢查後說是白内障惹的禍,承王巍醫生關照,較快住院手術。這一手術現在已經相當成熟,手術台上不到20分鐘就完事,然而,術前檢查與術後觀察,附帶又看了别的病,也在醫院待了9天。出院時,醫囑不可過度用眼,近一段時間不要長時間連續看書或用電腦手機。

江曾培:讀詩記感

退休後,讀書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如何既能親近圖書而又不過度用眼呢?我想到讀古詩,不論是五言七言,抑或是律詩絕句,每首詩的字數都比較少,不需要長時間用眼去看,但其内涵豐盈,足以讓讀者反複思索玩味,并進行背誦。

這就是說,讀詩除了用眼之外,可将更多的時間傳遞于腦與口,以看、思、誦相結合的方式,深入領略其奧妙。于是,我從書架上抽出《唐詩三百首》《千家詩》和《宋詩三百首》。

讀韋應物《寄李儋元錫》,“邑有流亡愧俸錢”的詩句引發我閉目深思。我想,做了剌史的韋應物為他管轄地區有流亡的災民而深深引咎自責,展現了一種“憂憂在元元”之心。

這在唐宋詩人官員中并非孤例。同樣做過剌史的詩人白居易,也有類似的“自愧詩”:“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一生憔悴為詩忙”的梅堯臣,任職襄陽縣時,曾作《大水後城中壞廬舍千餘作詩自咎》:“豈敢問天災,但慚為政惡”,責怪自己事先未想到派人修理好水道。心系群眾、嚴于律己,即使在官位上沒有做錯什麼,面對大衆生活的艱難困苦,韋應物們也常感到負國負民,有愧于心。這點,在韓愈、劉錫禹、柳宗元、歐陽修、黃庭堅、蘇轼、陸遊等詩文中也有反映,是以他們詩名盛,政聲也隆。在唐宋詩人官員群中,伴随着優秀的詩歌傳統,也流淌着廉政勤政的文化傳統。

這種廉政勤政的文化傳統,首先是清廉。高呼“民病我亦病,呻吟過五更”的江西詩派盟主黃庭堅,特意手書了《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他一生清貧,操守不變,“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這樣的詩人官員,不以權謀私,多像諸葛亮一樣,死後“内無餘帛,外無赢财”。

同時,官員不僅要清廉,不貪贓枉法,同時還要勤政,為民造福。既不能胡作亂為,也不可無所作為。“邑有流亡愧俸錢”所蘊藉的,正是唐宋時代的許多詩人官員的高風亮節:心系百姓,清正廉明;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治地留下了不少“蘇堤”“白堤”,惠澤後世。

我原來以為“邑有流亡愧俸錢”是韋應物在蘇州剌史任上寫的,這次重讀,知道是他在滁州剌史任上的作品。滁州是我的家鄉,因而倍感親切。他寫有《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山中道士”住神山一石洞中,此洞現名仙人洞,離我老家約20公裡,前年我曾去參觀過。韋應物挂念這位道士,不僅因為這位道士束薪煮石,生活清苦,還由于後者每當社會發生瘟疫時,積極煮石為藥救治百姓。它再次顯示韋應物關心民生疾苦。

患眼疾後讀詩,用眼時少,用腦時多,思考時間多于閱讀時間,速度雖然慢了,領悟卻較深了,促使我不時要記記寫寫。杜甫的《絕句》:“兩個黃鹂鳴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裡船。”是對他所居住的成都草堂外圍環境的描繪,語境明快,意境開闊而優美。過去讀過就算了,這次慢讀,閉目思考,如果由我來描繪我的居住環境,該怎麼寫呢?我居住在靠近徐彙濱江的一條馬路上,二十多年前站在15層以上的樓面上,從南浦大橋到徐浦大橋的黃浦江面盡收眼底,後來附近高層建築不斷增多,遮蔽了大量江面,不過仍有不連貫的幾段江面可以見到,還可以看到前些年所沒有的江鷗在水面出沒,居住區雖多樓宇,車流不斷,但近年綠化增多,秋聞桂香,夏賞櫻紅,不時可聽到鳥鳴。據此,我寫道:“窗含浦江東西船,門對高架南北車。鷗鳥翩翩水面上,綠色點點樓宇間。”這自然是東施效颦,不過這樣思考促進我學習的深化。

眼疾讀詩,迫使我用腦多于用眼,這也是上帝為你關閉一扇門就會為你打開一扇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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