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北平和談，是國共兩黨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次談判。因為戰争形勢完全站在解放軍一側，也因為各種複雜的政治因素，這次談判最終以失敗落幕。
身為國民黨的首席談判代表，身為蔣介石的心腹，身為“黃埔嫡系”八大金剛之一，曾擔任過蔣介石侍從官的張治中，每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
讓蔣介石沒料到的是，和談失敗後，原本打定主意要回南京複命的張治中，在重要關頭突然改變主意留了下來，并在不久後宣布與蔣介石“決裂”。
消息傳到溪口，蔣介石勃然大怒，拍桌子大罵張治中：“别人背叛了我猶可說，文白竟然如此！”（張治中，字文白）透露出對張治中的強烈的失望與意外之情。
這篇文章要聚焦的問題是，原本都打定主意要回去跟蔣介石複命的張治中，為什麼突然改變了主意？留在北平後的張治中，後來又做了什麼？下面先從張治中與蔣介石的交往開始說起。
張治中與蔣介石
張治中與蔣介石的關系十分特殊、良好。一方面，蔣介石對張治中非常欣賞，在從1924年開始的長達25年時間裡，兩人關系幾乎超越上司與下屬，形成了非常默契的“朋友”關系。
比如蔣介石喜歡兼職，抗戰中期一度兼了行政院長、四川省主席等多項職務，後來就更“過分”。滇緬路通車後，因為缺少一個統一的上司機構，有人就建議在軍委會下設定一個交通運輸統制局，本是一個十分小的部門，但主管人事的部門在請示誰來當上司的時候，蔣介石還是在簽呈上寫下了兩個字：“自兼。”
對于蔣介石的這個“毛病”，包括秘書陳布雷等人都感到不妥，但迫于蔣介石威嚴，沒有人敢多說什麼，唯獨張治中毫不客氣地在簽呈上寫了一條：“這個運輸統制局，以最高統帥兼任，實在不成體制，可由何總長兼之。”
蔣介石看到意見後，無言反駁，也沒有什麼生氣，隻是在上面又批了一個大大的“可”字，展現出對張治中的信任和包容。
另一方面，張治中對蔣介石非常感激和衷心。早在1926年11月的武漢和南昌的鬥争事件中，張治中就甯願辭去黃埔軍校學兵團團長和軍分校教育長的職務，也要回到南昌，支援蔣介石，這不僅對早期蔣介石的政權建立起到了幫助，也展現了他對蔣介石的無條件追随。
後來，憑借自己的努力與蔣介石的信任，張治中被一路提拔和重用，成長為國民黨内非常具有影響力的、炙手可熱的高層人物。因為具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道德觀念，張治中對蔣介石一直非常忠心耿耿，知恩圖報。
張治中（左）與蔣介石
1949年4月出發北平和談前，張治中親赴溪口當“說客”，與蔣介石“上午談，下午也談，吃飯也談，逛山也談，晚上圍爐也談”，還陪蔣介石去掃墓。雖然明知和談成功希望甚微，張治中還是希望成功，而蔣介石似乎也有所動搖，掃完墓後在沿着墓廬的山路邊走邊談的時候，對張治中說：“文白，我是願意和平，終老還鄉。”
對于蔣介石的這句話，張治中自然信以為真，當即十分高興地表示希望将其在報紙上發表，而事實也許并非如此，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在送張治中離開溪口的時候，對屈武說：“文白先生也太天真了！現在還講和平，将來是沒有好結果的，我看他會死無葬身之地。”
蔣經國和張治中究竟誰更了解蔣介石，也許沒有準确答案，但後來的事實告訴我們，前者的可能性似乎還是更大一些。張治中對蔣介石更多的是出于“不忘知遇之恩”的忠心，而對蔣介石甯要内戰不要和平的政治圖謀，也許并不是完全了解。
艱難的談判
1949年北平和談是一場非常艱難的談判。
先是從1948年秋天以來，解放軍成破竹之勢，排山倒海地推進，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尤其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相繼被殲滅。再加上經濟上，蔣介石推行錢币制度改革失敗，造成金圓券風潮，導緻物價上漲，通貨惡劣，經濟上幾乎崩潰，如此國民黨政局風雨飄搖。
就在蔣介石忙于應對國民黨内部将領的發難的時候，毛主席又在1949年元旦以及日後的多篇公開文章中，明确表達了要“将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我們必須将革命進行到底，而不許半途而廢”，“我們已經完全有把握在全國範圍内戰勝國民黨。”
是以，在當時國民黨内看來，和談幾乎不可能成功，但即便如此張治中還是“頂風冒雪”，出任國民黨首席代表，據他自己在回憶錄中所談：“此時和的可能性雖然小，但如果置身事外，也對不起人民，對國家應有的态度；同時由于自己二十多年來對和平的癡心夢想，使我對目前和談仍然有着萬一的希望。”
是以，在抵達北平後，他多次與毛主席周恩來密談，一方面盡可能維護蔣介石的“聲譽”，另一方面希望促成和談結果。但現實不會如他所奢望的那樣，毛主席早已看透蔣介石“所謂的和平”，張治中身處其中承受着巨大的壓力。
4月12日，周恩來親自把《國内和平協定（草案）》送出給南京代表團，當盧郁文宣讀《國内和平協定（草案）》時，代表們情緒極其低落，“據說張治中一下子老了許多”。
這個草案，首先曆數了國民黨自1946年在美國幫助下發動内戰的罪行，然後依據毛主席提供的具體辦法來實作八條的二十四款，明确規定人民軍事委員會有權指令過渡期内的南京政府....
張治中深知按照國民黨的習性，不可能接受這份草案，于是他又與周恩來等三番五次會談，說服并最終去除了一些比如“懲罰戰争罪犯”、“廢除僞憲法”、“反動”、“出賣”、“叛亂”等刺激性詞語，以及其他少量内容。
張治中深知，解放軍渡江已是定局，隻是強制與和平的方式不同而已，《國内和平協定》定稿後，他派黃紹竑把《國内和平協定》帶回南京，沒想到這份協定一到南京，立刻在南京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蔣介石在溪口看到《國内和平協定》後，大罵張治中：“文白無能，喪權國辱。”4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布拒絕簽字，這意味着北平和談徹底失敗。4月21日，毛主席、朱總司令發出向全國進軍的指令，人民解放軍從二十日子夜起，在西起九江東北的湖口，東至江陰的長達五百餘公裡的戰線上，強渡長江。
走還是留？
和談破裂後，張治中一開始是要走的，他指令秘書給南京發電報：“請于23日派機來平，預定24日返京。”
在等待飛機的兩天時間裡，究竟是回南京還是留在北平，成了代表團和從業人員議論的話題。代表團成員都願意投向人民的懷抱，留在北平，準備參加新政協，邵力子的夫人付學文前兩天搭國民黨的飛機已來到北平，邵力子是決心不走了。
隻有張治中反複強調：“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來和談的，和談既然決裂，理應回去複命。同志們去留完全可以自由決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複命。”
張治中始終過不了自己心底的那道關，雖然明知和談失敗回南京，必然沒有好下場，但還是堅持回去複命。
對此，張治中幾十年的好朋友——周恩來，非常擔心和憂慮。他們早在黃埔軍校就建立了很厚友誼，惺惺相惜，雖然身處不同政黨，但共同緻力于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
也正是在周恩來等共産黨人的影響下，張治中成了唯一一個沒有同共産黨打過仗的國民黨進階将領。
是以在張治中一抵達北平後，周恩來就不遺餘力地，帶着故友、知己、戰友等多重身份，對張治中進行懇切地勸導。
他說：“你無論回到南京，上海還是廣州，到哪裡去國民黨反派也不會饒了你。國民黨的特務也可能對你們下毒手。‘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了（指張學良。當時周恩來勸張學良不要親送蔣介石回南京，張學良處于義氣不聽）。今天我們也不能放你回去。不能再出現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的事了。”
除了從行動結果上分析，周恩來還針對張治中的思想，坦誠地說：“我看你這個人還是封建思想占統治地位，到今天你還是講義氣，講忠誠。為什麼你不對中國革命，對中國人民負責呢？蔣介石這個人值得你對他這麼忠誠嗎？”
周恩來的話既親切，又在責備中透露出真情，張治中聽了怎能不動心，很顯然他動搖了。
據資料記載，張治中當時陷于極度的苦惱與沖突中：“不回去吧，自己是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和平破裂，理應回去複命；回去吧，中共的挽留是誠意的和善意的，而且一旦解放軍渡過長江，協定還是有簽訂的可能。”
就在張治中痛苦抉擇的時候，周恩來又做出了一個關鍵舉動，他以超強的智慧和能力，在4月24日，指令上海的地下黨同志把張治中的家人秘密接到了北平。據張治中兒子張一純後來回憶：“我們全家這次安全轉移，是在周伯伯的親自指揮下進行的。”
和平的渴望、家人的陪伴、摯友的信任、共産黨人的極力挽留、回南京的危險處境，讓張治中沒有了後顧之憂，他決心留在北平，并既感動又幽默地對好友周恩來說：“你真會留客啊！”
從走到留，張治中的這一轉變過程中，周恩來發揮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張治中（左一）與周恩來（右一）
決心與蔣介石“決裂”
一開始，張治中留在北平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其實承受着沉重的思想負擔，他的一個思想症結在于：“我是一個國民黨黨員，但現在站到共産黨這邊來了，人家會不會說我是‘投機’呢？”
張治中在留在北平後的長達兩個月時間裡，一直十分苦悶，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雖然周恩來多次與他談心，但終究沒有徹底放下，直到發生了一件事。
1949年6月15日，國民黨方面發出電訊《張治中在北平被共産黨扣留詳情》等，對張治中進行大肆攻擊，說張治中是受了唆使在北平策動和平，說張治中人已經離開北平但行蹤不明，等等，都是不實的資訊。
對于這些謊言和攻擊，張治中非常失望和難過，由此，他徹底想通了，用他自己後來的話說就是：“把理論上的國民黨——國民黨的主義和它的應有的本質——與被反動派長期竊據的國民黨的現實差別開來一想，就想通了。”
于是，張治中寫了一份《對時局的聲明》，徹底地、毫無保留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甚望我們國民黨中央和各地負責同志能夠善用理智，正視現實，以反複自咎的胸襟，作懸崖勒馬的打算，悲天憐人，忍辱負重，為軍民減少犧牲，為國家多保元氣。現在雖未為最晚，實已到了最後機會，萬不宜輕忽的聽其錯過。”
這一聲明可以視作是張治中決心與蔣介石決裂的公開表态，據悉蔣介石一看到這個聲明，就狠狠地罵道“别人背叛了我猶可說，文白竟然如此！”也因為張治中的這份聲明，許多國民黨将領曾紛紛效仿，舉行起義。
張治中在北平和談後選擇留下，不僅是我黨在統一戰線上的巨大的、裡程碑式的成果，也是改變了張治中一生的關鍵十字路口。
1960年，周總理在頤和園會見黃埔軍校校友，前排左五為張治中
緻力于祖國統一
新中國成立後，在毛主席等人的推薦和支援下，張治中先後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等重要職務。與此同時，還在兩岸統一的問題上奔波勞碌，耿耿于懷，念念不忘。
因為曾經的特殊的身份，張治中晚年在大陸的将近20年時間裡，一直扮演着國共密派特使的角色。
1950年，他受周總理委托，以個人名義給蔣介石寫信，力勸其放棄反共立場，直到北韓戰争爆發。
1954年，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親自播報了一則題為《告逃在台灣的人們》，勸說曾經的戰友、下屬、學生和其他人員，“主動地盡自己一切可能靠攏祖國和祖國人民。”
1958年，他又在短文《台灣應主動抛棄美帝》中，殷切地說：“鳥倦且知還，人情誰不思鄉？每當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翹首北望，甯不神傷！你們回來吧！家人親友在盼望你們，祖國人民在召喚你們！”
........
張治中認為，自己隻有這樣，才算是“盡到作為一個故舊在道義上的責任。”
張治中雕像
從“三到延安”到北平和談再到緻力兩岸統一，張治中将軍始終堅持對祖國和民族的熱愛，對此，1983年3月，鄧穎超曾高度評價張治中：“在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沒有同共産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軍人。”
1985年，在張治中将軍95歲誕辰紀念大會上，黨上司也對張治中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文白先生是傑出的愛國将領，富有遠見的政治家，是同我們黨有長期曆史關系的親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