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今天的一般看法裡，女性地位的改變是和現代晚期（或後現代）聯系一起的，而不是現代或現代性。比如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女性才取得選舉權，在20世紀中葉之後才獲得工作權和部分選擇權。而在此之前，無論是17、18世紀，還是19世紀初，理性啟蒙年代似乎隻屬于男性，而現代性甚至被認為是有性别的，是以盡管“女性在精神上與男性平等，隻是妻子必須服從丈夫”。
《簡愛》（Jane Eyre2011）劇照。
英國後結構主義文學批評家凱瑟琳·貝爾西（Catherine Belsey）的一句話就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思考者對理性啟蒙年代的看法：
“我們現在可以認為，啟蒙運動對真理與理性的投入，意味着一種曆史上的單一真理與單一理性，它們在實踐中合謀協力使得女性的依附地位合法化。”
曆史學家羅伊·波特在《創造現代世界》一書中對此有不同的看法。理性啟蒙年代并未使女性面臨更糟糕的處境。這是因為，人們首先需要了解啟蒙運動所接手的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其次需要了解啟蒙對人、理性、心靈的重建如何改變了作為“人”的女性。是以，羅伊·波特的看法其實是将女性地位的改變視為一種過程，一種現代性過程，實際上也隻有了解了這一點，才更能了解女性如何一步一步擺脫附庸的角色。
以下内容經商務印書館授權節選自《創造現代世界》一書，摘編有删節，标題為摘編者所起。注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英]羅伊·波特
摘編｜羅東
《創造現代世界》，[英]羅伊·波特 著，李源 等譯，劉北成 校，商務印書館，2022年2月。
從傳統中接手的世界
為啟蒙運動所繼承和批判的世界是一個男性世界，在現實中和出版物中皆是父權制的——别忘了，為斯圖亞特王朝所做的關鍵性辯護，實際上已被冠以《父權制》之名。聖經、法律和其他權威共同确認了男尊女卑的社會綱常。“通過婚姻，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是一個人，”著名法學家威廉·布萊克斯通闡述道，“即，在婚姻存續期間，婦女的存在或法律存在被擱置，或者至少被并入丈夫的法律身份之中并與之結合。”《婦女法令集》(The Laws Respecting Women, 1777)注解道，除女王之外，任何一位妻子都處于丈夫的權威之下，她就像是動産：“沒有丈夫允許，她不得出租、處置、出賣、丢棄，或者轉讓任何東西。”
《勸導》（Persuasion 2007）劇照。
一位匿名詩人怨艾道：
在青年時代，
父親的嚴格管制
和戒備的眼神掌控着她的意志，
兄長的高傲監視
使她形同俘虜，難以動彈。
專橫的丈夫緊随其後，
眉頭緊鎖，令人害怕；
此刻他沒有了情人的樣子：
她的奴隸如今已變成了她的主宰。
這些授權得到了其他自诩為專家的男性的回應。威廉·亞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在1779年出版的《婦女史》(History of Women)中，批判性地列舉了她們所遭受的司法排斥。“我們允許一位女人執掌王權，但是通過法律和習俗，我們阻止她對其他一切進行管理，除了其自己家庭内部的事務，”他說，“如同在監管王國和她自己的廚房事務之間，沒有一個可以由有天賦和有能力的女性管理的公職。”從曆史上，女性被貶低為一個不值得羨慕的角色，“就多數而言，隻是不恰當地，或者略微地接受了一點教育；而在嚴格法律限制下，她們始終處于一種依附狀态”。
《純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1993）劇照。
然而，仍有理由感到樂觀，這位蘇格蘭外科醫生補充道。婦女最初曾經作為“奴隸”，但是社會在不斷進步，而這種進步總是與女性地位的提升密切相關——實際上這是文明進步的試金石。輕慢之情是大量存在的，盡管不是鄙夷或徹頭徹尾地歧視女性。那種無畏的、獨立的、進取的精神，在男孩身上是如此廣為誇贊，而當它偶爾發生在女性身上，非但未見有人鼓勵，反而予以壓制。應當教育女孩及早放棄主張，即使她們應該知道自己将是正确的。
這種表态看似驚人，卻出自女作家漢娜·摩爾筆下。其他作家——不隻是男性——也贊同性别上的這種現有狀态，認為這是大自然的安排。
《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 2007）劇照。
哈利法克斯侯爵喬治·薩維爾在《給女兒的忠告》(Advice to a Daughter, 1688)中武斷闡述道：“你必須為一個基本原則而放棄其他，那便是兩性間不存在平等，而且為了更充分地利用世界，男性——他們将成為法律制定者——擁有賜予他們的更多的理性。”是以，男性不僅高高在上，且其身份優勢源自對啟蒙運動的基本特質——理性——的不平等的神聖配置設定。
“女人隻是長大了的孩子，”切斯特菲爾德勳爵和一位貴族同伴打趣道，“她們喜歡娛樂性的說長道短，間或露出善辯機巧，但若論及堅實理智的判斷，我在我這一生中從未見過哪位女人有這能力，或哪位女人能夠連續二十四小時做出推理判斷并采取相應行動。”
還有些人，盡管在避免露出此類輕蔑，但他們潛意識中同樣持此觀點。漢娜·摩爾還撰寫有《當下女性教育制度批判》(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1779)，認為女子教育的“真正”目的，是應當使她們成為“好女兒，好妻子，好主婦，社會的好成員以及基督的好教徒”。威廉·漢密爾頓爵士警告侄女，在融入上流社會的時候，“你的拉丁文知識要秘不示人，女士受到過教育通常被視為巨大錯誤”。類似建議來自男性，也同樣來自女性，他們堅信自己對女性的真正利益給予了深切關注。
早期反叛者及其悖謬
許多人對歧視表示憤怒。1663年，紐卡斯爾公爵夫人瑪格麗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Duchess of Newcastle)大膽提出：“我們隻是活着和死去，好像我們是動物所生，不是人所生的。”
數十年後瑪麗·沃特麗·蒙塔古夫人評論說：“在英格蘭，我們的性别遭受如此輕蔑的對待，在這一點上，世界其他地方無法與之相比。我們在粗俗無知中接受着教育，所有的技藝都是在扼殺我們的自然理性。”
《奧斯汀書會》（The Jane Austen Book Club 2007）劇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考慮到一些自鳴得意的言論對英國自由的推崇及對專制的貶抑，作為英國駐土耳其大使夫人而定居于君士坦丁堡的她，斷定土耳其女性要比她們的英國女性同胞自由得多。蒙塔古夫人在浴室結識了一幫朋友，與倫敦茶話會上的诽謗中傷相比，這些女士之間表現出的團結一緻使蒙塔古羨慕。盡管土耳其實行一夫多妻制，但女性由于蒙有面紗的緣故而享有某些自由，那種“永久的遮掩給予了她們随性而為的徹底釋放，沒有被發現的危險”。她自我解嘲說自己成了俘虜，仿佛被囚禁在“機器”裡——她的緊身胸衣，這被當地婦女認為是其丈夫施加的牢籠。
對于使女性的屈從永久化的習俗慣例所形成的合謀的憤恨，不唯蒙塔古夫人所獨有。
《簡愛》（Jane Eyre 2011）劇照。
像後來的簡·奧斯丁一樣，《女性性别之辯護》(1696)的作者朱迪思·德雷克——截至1750年，該書已經發行五版——認為人們很難從書籍中獲得對女性的真正了解，因為它們的作者通常是男性，而且“由于男人合夥抵制我們，他們的證據遭到排斥是理所當然”。不過，在提及某些“博學男性”的權威性的同時，她反駁說“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是以類似兩性之間靈魂的差别并不存在”。
由此，“男人認為我們缺乏他們如此虛榮地誇耀自己所擁有的可靠理智，是大錯特錯了......我們的内在品性與他們的一樣高尚，隻是他們所依賴的器官通常更為完善”。是以，無論在觀念上還是現實中，喬治王時代的女性都遭到如此歧視。盡管在那方面沒有什麼新變化，對女性美德與女性情感的理想化加重了以上偏見，這種理想化将她們置于一種崇高地位，并通過新的嘗試(後文讨論)确立生物學上的“分離領域”。随着詹姆斯·托馬森在演講中宣傳“英國淑女”(British Fair)的責任，共同的男性觀點肯定會規定适合于女士的言行：
井然有序的家庭最能得男人歡心；
運用順從的智慧，謙恭的技巧，
以及每一種溫柔的、規避憂慮的技藝，
來喚起美德，增進福祉，
甚至化苦為樂
并緩解人生中的所有勞累：
這便是女性的高尚和頌歌。
對此類規定無須過多诠釋，然而啟蒙文化在許多方面仍然相當有利于女性。
有了新行為規範的男性
盡管現實中的法律條文一仍其舊，父權制卻顯示出雖不均衡但卻明顯的總體溫和迹象。受過教育的人對于戀愛、訂婚與結婚的期望，以及父母對待孩子的态度，正經曆着巨大轉變，勞倫斯·斯通稱此為“情感個人主義”(affective individualism)的興起，是從父權制下的疏遠和順從向更親密甚至平等的轉變。
《看得見風景的房間》（A Room with a View 1985）劇照。
是以，盡管存在頑固的法律不平等性，但是就友善的伴侶關系而言，婚姻變得理想化了，呈現出互相溝通交流的态勢。“丈夫與妻子總是一起并分享同一個社交圈子，”普魯士來訪者馮·阿興霍爾茲驚歎地說，“隻看到其中一位，而不見另一位的情況很少出現。他們共同進行所有的旅行。”
這種發展變化使男性的新行為規範成為必要。有些人物諸如韋斯頓鄉紳(出自《湯姆·瓊斯》)、放蕩貴族洛夫萊斯(出自《克拉麗莎》)，以及蒂勒爾(出自威廉·葛德文《凱萊布·威廉斯傳奇》[Thingsas They Are, or the Adventures of Caleb Williams, 1794])，他們濫用男性的特權，被妖魔化為不受歡迎的愚昧無知的大男子形象。專橫的父親和不公平的雙重标準受到指責。早期的女權主義者蕾蒂西亞·皮爾金頓(Laetitia Pilkington)評論說：“在自然的所有事物中，我最不解的是為什麼男人因貞潔方面的失守而如此嚴厲斥責我們的性生活：玩弄過我們的人竟反過來譴責我們，這難道不是非常荒謬嗎？”其他人則流露出疑惑的表情。“合乎莊重與禮貌才符合社會利益，”伯納德·德·曼德維爾諷刺道，“這就要求女人應該消磨時光、虛耗浪費并死去，而不是以違反道德标準的方式求得自我釋放。”
自稱要改革男子氣概的現代主義者提倡家庭美德。理查德·斯梯爾的作品——非常開明超前的《基督徒的英雄》(The Christian Hero, 1701)和感傷戲劇《溫柔丈夫》(The Tender Husband, 1705)——引領了改進夫妻關系的早期運動；理查森的最後一部小說《查爾斯·格蘭迪森爵士》(Sir Charles Grandison, 1753——1754)中的男主人公為招人喜愛的男性樹立了一個新标準；而大衛·休谟則推許男女混合集會的風尚，在那裡“兩性可以以一種輕松和社交的方式接觸；男人的脾氣和品行也會迅速改進”。
2010年的一版的《溫柔丈夫》(The Tender Husband)， Nabu Press。
這類社交絕不會像人們普遍擔心的那樣導緻性格柔弱，相反會賦予他們一種出衆的男性氣質：“在一個有教養的群體中，男性會在一種更加寬厚，然而又非常顯而易見的方式中找到他們的權威，通過禮貌、尊重，一言以蔽之，通過紳士風度做到這點。”
是以，随着“婚姻關系為君主制之縮影”的父權主義格言讓位于家庭是溫情之聖殿與社會化之媒介的新理想，“性情之人”赢得了人們的贊賞。在“脂粉氣的男人”、纨绔子弟和輕佻之人被貶低為濫用情感的同時，啟蒙話語——優雅對于粗暴的征服——引導男性既不要“有纨绔習氣”也不要“放縱越軌”，并且旨在協調“男子的自由”與“良好的人類秩序”。比如，沙夫茨伯裡的理想典範——構想出一個典型，上承文藝複興時期巴爾達薩雷·卡斯蒂利奧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論述的“侍臣”，下啟查爾斯·格蘭迪森爵士——将具有“服從理智的思維，适應所有自然情感的、通人情的脾性”。
“我們所有的女士都能閱讀了”
随着不斷變化的文化價值觀念對更加親密的家庭互相關系的贊揚，可以說女性的公共地位也獲得了提高。在喬治王時代的公共生活中，在政治活動中(無論是街區中還是沙龍上)，在慈善活動與愛國運動中，以及在休閑文化中(無論是作為贊助者還是表演者)，婦女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盡管目前的女權主義者斷言，由于對性騷擾的恐懼及對喪失“名譽”的擔憂，婦女正在被逐出城市的公共空間，英國的女性在整個歐洲都享有美名——或者惡名——隻因為她們明顯的在公衆場合的獨立性。“在大不列颠，女士與紳士一樣自由，”約翰·波特(John Potter)于1762年說道，“在我們的消遣活動和公共娛樂中，無意冒犯，每個人都很坦誠。”當然，他未免誇大其詞，不過曆史學家喬伊斯·埃利斯注意到，“城市女性可以自由走動，無須蒙紗，并且在絕大部分情況下無須陪護”，去訪友，看戲甚至去咖啡屋。
女性的和男女混合的辯論協會自18世紀70年代以來在倫敦不斷增多，他們的話題包括像在1798年11月12日的威斯敏斯特論壇上提出的問題：“婚姻儀式上的服從條款是否限制着女性，使其始終服從丈夫？”雖然《泰晤士報》可以想見地抱怨說“參與辯論的女士如果做針線活更發揮所長”，但其抗議無濟于事：市中心至少有四十多套房屋被這類協會租賃。
《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 2007）劇照。
總之，印刷文化帶來的新機遇使女性的社會參與，或許還有她們的地位日漸改觀，尤其是當阿芙拉·貝恩(Aphra Behn)、德拉裡維耶爾·曼利(Delarivie re Manley)和伊萊莎·海伍德在文壇上嶄露頭角，并且其他一些女性也在才智上熠熠發光的時候。安妮·康韋(Anne Conway)的笛卡爾式的《古老與現代哲學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the Most Ancient and Modern Philosophy)一書的拉丁文版本于1690年面世，同時凱瑟琳·特羅特·科伯恩(Catherine Trotter Cockburn)出版了為洛克辯護的書，屬于此類作品中最早的一批。
女性教育有了全面改進：“現在，我們所有的女士都能閱讀了。”1778年約翰遜博士說道。當然，他反感女性的矯揉造作(出名的評論是，女牧師像用後肢行走的狗)，他的《英國詩人傳》(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1779—1781)也未收錄女性作家，但是，随着印刷文化中女性的地位逐漸突出，這種排斥情緒日益減弱。
實際上，18、19世紀之交，幾乎所有的暢銷小說家都是女性：瑪利亞·埃奇沃思、伊麗莎白·漢密爾頓、阿米莉亞·奧佩、瑪麗·布倫頓、簡以及安妮·瑪利亞·波特，還有西德尼·歐文森(Sydney Owenson)——在銷量上，隻有沃爾特·司各特爵士可與之匹敵。喬安娜·貝利(Joanna Baillie)是當時第一流的劇作家，而且女性們在詩歌創作上也嶄露頭角——1760—1830年間，至少有339名女詩人以她們自己的名字發表作品，還有已經被發現的82位匿名作者。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在其《論女性狀況》(Thoughts on the Condition of Women, 1799)中，列舉了二十幾位傑出的女性文學評論家、散文作家、曆史學家、傳記作家、翻譯家和古典派作家，認為她們已經寫出了“自斯摩萊特、理查森和菲爾丁以來最好的小說”。
并未消失的“持家教子”遺産
自诩為生物醫學專家的人聲稱，社會利益要求女性應該認真地投入大自然已經為她們設計好的母性角色。她們絕不可僅僅做蝴蝶一樣輕浮多變的人，但也無須仿效男性；而是要遵循自然，做“她們自己”。讓·雅克·盧梭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闡明該理論的，他稱贊真正的女性乃是情感的全心全意的化身——或者如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總結所說，是一個“沒有頭腦”的家庭奴隸。盡管完全成型的盧梭觀點在不列颠未赢得廣泛贊同，但其中一些方面得到了英國作家的支援——男女作家都有。
沃斯通克拉夫特是盧梭的教育學著作《愛彌兒》(E mile, 1762)的熱心推崇者，對于盧梭提出的女性的獨特天賦在于育子的觀念，她是衆多認同者之一。她們可以成為好母親和優秀的教育者，不過隻能通過培養她們的理性能力——與盧梭的荒謬說法相反——幸而她們本已具有。如果男性必須“要履行一個公民的義務，否則會遭人鄙視”，他妻子同樣要專心“持家教子，幫助鄰裡”。
《看得見風景的房間》（A Room with a View 1985）劇照。
沃斯通克拉夫特決心緻力于提升教育和道德修養，以使子孫後代成為優秀的女兒、妻子和母親，因而将她們必須“幽居在家，在黑暗中摸索”視為一種暴虐。理想的婚姻不應該以性的吸引或浪漫的激情為基礎，而應建立在互相尊重、情感和包容的基礎上。
然而，一些自視為啟蒙聖騎士的男性接受了盧梭(在《愛彌兒》的姊妹篇《索菲》[1762年]中宣布的)的寵物計劃，即對女性進行培養，使她們承擔起作為人類女性保護人的特殊角色。月亮社的托馬斯·戴(Thomas Day)是盧梭及其女性應溫柔順從的觀點的熱心崇拜者，他希望通過皮格馬利翁式的方式将一個洋娃娃改造成一位居家相夫教子的、不慕時尚的優秀妻子，使理論實踐化。
之後，戴在道德說教小說《桑福德與默頓》(Sandford and Merton, 1783)中，又繼續描繪了一位盧梭式的完美女性形象，她天不亮就起床投身于家務，并徹底擯棄了那些時尚的惡習，這惡習——啟蒙女權主義者相信——使女性受到輕視并且使她們對于自己的自然使命而言被嬌慣壞了。
盡管連戴的好友也把他看作堂吉诃德式的空想者，但自然賦予了女性神聖職責——發揮其作為道德守護者的生物自然禀賦——的觀念還是吸引了許多人。
改變的發生
啟蒙思想家堅持認為，女性天生具有與男性同樣的理性靈魂；是以，她們的頭腦理應受到培養訓練。不過，正像阿斯特爾的例子所顯示的，無論是通過女人還是男人，勇敢地為她們的利益——更大的社會、經濟或政治自由——發出的呐喊少之又少。
同樣，盡管——或者可能是由于這一點——存在着對雙重标準的普遍譴責，但對後來所稱的性解放的要求此時仍很罕見。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是對現狀的一個少有的直截了當的否定，它是革命時代的一部重要作品。
《女權辯護》對女性教育中的缺陷及誤導提出抗議。女性竟被教育要以取悅男人作為其生活的真正目的，這激怒了沃斯通克拉夫特，她痛斥對“沒有生氣的消極無為和愚蠢的默默順從”的鼓勵。女性“在單純天真這種迷惑人的名頭下被保持着無知的狀态”，男性隻在她們身上找尋“溫順、好脾氣和韌性——與任何智識的健全發揮都不相容的一些美德”。她憤怒地說：“仁慈的教育者啊!我們為何而生？也許會有人說，為保持單純天真；他們意指一種孩童的狀态。”
在以“哲學家”兼“道德家”示人的同時，沃斯通克拉夫特為她對女性從屬地位的抵制添上了政治色彩。“直到社會被以極為不同的方式建構之前，”她告誡道，“我擔心為人父母者仍會堅持要兒女服從，因為他們将會獲得服從。”那麼答案是什麼？——一場“女性社會行為的革命”。然而，它将會如何發生，以及到底會引起什麼樣的後果，尚難确定。
《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 1992）劇照。
沃斯通克拉夫特鼓勵女性開發她們的天賦，但是她沒有關于婦女的選舉權或政治活動的計劃。也無男性改革者代表她們起而争辯。民主主義者卡特萊特少校駁斥了女性适于選舉的觀念，而且，邊沁主義者詹姆斯·密爾在他的《論政府》(1824)中同樣排斥女性，提出實質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的陳詞濫調(她們的利益“包含在她們父親或丈夫的利益當中”)。不過，那些談論政治的啟蒙女性承擔着極大的風險，且廣受抨擊。
約翰·貝内特(John Bennett)不滿足于否定兩性間的平等，在《女性教育批判》(Strictures on Female Education, 1787)中警告要提防女性“過度教育”的危險，因為那時“世界将會被剝奪它最美麗的裝飾......而男人也會失去他在艱辛勞作之餘賴以依靠的溫柔胸懷”。
此外，一個典型事實便是“女性的互相提防”。瑪格麗特·卡文迪什，背負着“瘋狂瑪琪”(mad Madge)的綽号，由于觀點的極不尋常，受到其他女性的攻擊，就像阿芙拉·貝恩因大膽破格而招緻責難一樣。“女性擁有智慧往往引發不良後果，”談到熱情洋溢的蕾蒂西亞·皮爾金頓(Laetitia Pilkington)時，瑪麗·沃特麗·蒙塔古夫人尖刻地反思道：“我很遺憾，一般智力過人的女性難免失之純潔。”由于作品的過度的政治化風格，凱瑟琳·麥考萊同樣遭到才女們的排斥——而且還因為她嫁給了一個小她36歲的男人：伊麗莎白·蒙塔古和漢娜·摩爾都拒絕讀她的作品。摩爾還斥責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這樣的“女政治家”，沙蓬夫人(Mrs Chapone)亦然，對她而言，《女性權利》因“許多荒謬、不得體之處及可鄙的粗俗”而遭到損害。
“現代個體首先是一位女性”
屢被重申的是需要陶冶心智，使女性适于成為對社會和家庭盡心盡力的負責任的成年人，并且賦予她們一定的獨立性，以及作為道德主體對她們生活的一定的理性控制。這對于那種才女雲集的圈子是非常重要的，如愛比克泰德的譯者伊麗莎白·卡特，以及伊麗莎白·蒙塔古夫人，約翰遜博士贊賞蒙塔古夫人“在交談中表現出極高的才智，是我在其他任何人身上未曾見過的”。另一位女學者沙蓬夫人，在至少重印了16次的暢銷作品《論心智提升書簡》(Letter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ind, 1773)中，要求女性心智與男性的受同等對待。
《二十世紀女人》（20th Century Women 2016）劇照。
是以，最主要的不是要求社會内兩性關系的重組，而是要求在心理和精神上的平等以及受教育權利得到接受，以便結束“長久的幼稚愚蠢”。女人必須為自己思考：英國啟蒙運動常常如此，設想中的解決方案在于解放思想。
理性時代被諸如凱瑟琳·貝爾西(Catherine Belsey)這樣的後現代女權主義者描述為一場女人的災難：“我們現在可以認為，啟蒙運動對真理與理性的投入，意味着一種曆史上的單一真理與單一理性，它們在實踐中合謀協力使得女性的依附地位合法化。”其他女權主義者提出異議，甚至有人争論說，女性并未因啟蒙運動而處于不利地位，相反她們恰恰是啟蒙運動的先鋒：在情感的消費者、播種者及傳播者的外衣下，女性在現代的誕生中起了重要作用。評論家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宣稱：“現代個體首先是一位女性。”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創造現代世界》一書，摘編有删節，标題為摘編者所起。
原文作者：[英]羅伊·波特
摘編｜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