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為了徹底斷絕妻子王映霞和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之間的暧昧往來，郁達夫決定離開祖國。于是，他欣然接受了來自新加坡《星洲日報》的邀請，準備聯合新加坡的華僑繼續參與抗日宣傳工作。
但是，王映霞卻對郁達夫提出了一個條件：“要保證對之前出軌的事情隻字不提，才能跟你去新加坡。”
在與妻兒乘坐輪船前往新加坡的途中，郁達夫寫下了《歲朝新語》，他在文中堅定地寫到：“中國絕對不會滅亡，隻要軍民抗戰到底，就一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郁達夫和王映霞的這趟新加坡之行，不僅沒有緩和他們的夫妻關系，反而讓他們的感情走到了盡頭。
郁達夫和王映霞夫婦
來新加坡生活，夫妻感情走到盡頭
當時的郁達夫在中國文學界已經是大名鼎鼎，來到新加坡《星洲日報》當編輯的那段時間，更是成為了南洋地區最有名望的華人文化名人。
為了開展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宣傳工作，郁達夫集結了一批愛國華僑文藝青年，以《星洲日報》作為陣地，号召南洋地區的華僑團結起來，為祖國的抗日戰争出錢出力。
就在這個時候，郁達夫結識了南洋華橋的領袖陳嘉庚，陳嘉庚組建了新加坡華僑抗日動員委員會，并擔任主席。而郁達夫則擔任執行委員兼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積極組織華僑人士的抗戰工作。
1939年，魯迅的弟弟周作人接受了汪精衛僞政權的邀請，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職務，正式下水當了一個漢奸。身為好朋友的郁達夫聽說這個消息，嚴厲斥責周作人的投敵賣國行為，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文人”》，公開與他劃清界限。
魯迅的弟弟周作人
除此之外，
“各種僞組織的中心人物，試看有一個像人樣的沒有？不是失意三流軍閥，便是地痞惡棍，人格破産，A錢惡劣到骨髓的鼠子。這樣的人渣，簡直就是連衣冠也穿不上的禽獸。”
每日沉浸在文化救亡的工作當中，郁達夫體會到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但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他也有一個難以解開的心結，那就是自己的家庭沖突與感情糾紛。
來到新加坡的這段日子裡，郁達夫與妻子王映霞并沒有穩穩當當的過日子，依然還是隔三差五的大吵大鬧，俨然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直到1940年8月，郁達夫和王映霞正式宣布和平分手，并同時在新加坡、香港和重慶三個地方的報紙上刊登了離婚消息。這樣一對曾經令多少人羨慕的才子佳人，最終還是以離婚的結局而收場，王映霞随後帶着孩子傳回祖國。
郁達夫夫婦
2000年，
“我所想要的是一個安安穩穩的家庭，而郁達夫是隻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與郁達夫最大的差别就是性格不同。”
确實，結婚之後的郁達夫，經常以文藝作家的詩酒風情來對待愛情，但他卻忽略了一個自古以來永恒不變的真谛，那就是：“再美麗的愛情，也是需要精心呵護的；再幸福的婚姻，也是需要不斷經營的。”
沒有了妻子的管束，郁達夫獨自一人繼續留在新加坡，但新加坡并沒有成為他人生中最後的歸宿。
偷襲珍珠港
避難蘇門答臘，被誤認為日本間諜
1941年12月7日，日軍成功偷襲了美軍部署在太平洋的珍珠港海軍基地，接下來又将目光轉向了南洋的一些國家，以此來掠奪戰略資源。
兩個月後，眼看着新加坡要淪陷到日軍的手裡，共同從事文化抗戰宣傳工作的郁達夫與胡愈之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1946年，也就是郁達夫在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嶼上遇難一年以後，
“在新加坡淪陷的前幾天，郁達夫和一些在新加坡進行抗日宣傳的中國同胞便開始撤退，其實他們也不知道該往哪裡去，那就隻有“漂”呗！”
在這種情況下，胡愈之和沈茲九夫婦，郁達夫、張楚琨、邵宗漢和王任叔等人一路向西，一直逃到了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上的蔔幹峇魯。
郁達夫
但是，這座島嶼已經被日軍占領了，島上有日本鬼子的駐軍，隻是兵力相對比較少一些。為了避免被認出來，他們幾人隻好改名換姓，分頭前往目的地蘇門答臘島上的小鎮巴爺公務。
1942年4月中旬，已經改名為“趙廉”的郁達夫乘坐一輛汽車，率先到達了巴爺公務。巴爺公務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小鎮，這裡的人口僅有一萬餘人，其中在當地土生土長的華僑就占據了一千多人。
初到巴爺公務小鎮的時候，郁達夫對這裡人生地不熟，甚至連飲食起居都成了問題。于是，他便尋找當地的華僑老鄉幫忙，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大家都在刻意躲着他。
原來，郁達夫乘坐汽車來巴爺公務的途中，汽車上的司機和其餘乘客全部都是印度尼西亞人，他擔心自己暴露身份，于是就打扮成了一副“農民工”的模樣。
日軍在蘇門答臘
突然，有一輛日軍的軍車将他們攔了下來，但汽車上的印度尼西亞人沒有一個聽懂日語的，就連司機都以為日本人要征用他的汽車。郁達夫曾經在日本留學了十年的時間，自然是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原來日本人隻是想詢問一下路，并沒有其它惡意。
當時的日軍也是剛剛侵占蘇門答臘不久，還沒有在當地找到懂日語的人，是以也就沒有翻譯官。
郁達夫走上前，用日語回複了日本人的詢問，日本人臨走的時候還向他敬了一個軍禮，表示感謝。
見到這種情形，汽車上的印度尼西亞人全都驚呆了。他們認為，這個“農民工”模樣的人竟然會說日語，連日本人都朝他敬禮，一定是僞裝的日本間諜。
當汽車開到巴爺公務小鎮之後，司機就把郁達夫的“間諜身份”四處傳播。不到兩個小時，小鎮上的所有華僑都知道了這個消息。
這樣一來，郁達夫去找當地的華僑同鄉尋求幫助的時候，大家都誤以為他是日本派來的間諜，于是像躲瘟神一樣躲避他。
被迫給日軍當翻譯，繼續隐藏身份
有一天，郁達夫再一次厚着臉皮去找當地的華僑首領蔡承達，剛一來到蔡承達家裡，就見到一個日本憲兵在這裡。由于蔡承達隻會說中國的閩南語和當地的語言，不會講日語，就把郁達夫一把拉過來當翻譯。
看到“趙廉”的日本話說得如此流暢，此時駐守在武吉丁宜的日本憲兵隊正好在找一個翻譯人員，就強行把他帶到日本憲兵隊當翻譯。
郁達夫推辭說：“我隻是一個生意人，不能擔此重任。”
日本憲兵隊隊長回答說：“這是軍令，必須服從！”
日本憲兵
郁達夫深知，自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于是隻好暫時答應了在武吉丁宜憲兵大隊裡面當翻譯。
一個多月以後，胡愈之、沈茲九、張楚琨和王任叔等人也相繼抵達了巴爺公務，他們向當地一些明智的華僑領袖說明了原委。直到這個時候，大家才相信趙廉并不是日本派來的間諜，而是一名真正的中國人。
郁達夫選擇巴爺公務小鎮作為落腳點，原本是想避開日軍的布防，卻陰差陽錯地被日本憲兵抓去做了翻譯官。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暗中幫助了當地的許多華僑和印度尼西亞人。
為了掩蓋自己的身份，郁達夫開始了一系列的“表演”，表現出了一副“隻會經商，不懂政治”的生意人形象。
郁達夫塑像
- 1、假裝不會喝酒
其實，郁達夫平日的酒瘾是非常大的，他必須要要在日本憲兵面前假裝不會喝酒。俗話說“酒後吐真言”，萬一哪一天喝醉了酒，把自己的真實身份洩露了出去。
- 2、假裝很有錢
自從來到日本憲兵隊當翻譯官以來，郁達夫一直稱自己是酒廠老闆，堅決不拿日本憲兵隊的一分工資，假裝自己并不差錢。
實際上，郁達夫與胡愈之、張楚琨等人一起籌錢，合夥開辦了一家名叫“趙豫記”的酒廠，三人分别擔任老闆、會計和經理的職務，成為了中國抗戰宣傳人員的一個秘密謀生場所。
趙豫記酒廠
起初，“趙豫記”酒廠的生意并不好，郁達夫等人就開發出了兩款白酒品牌，一個叫“雙清”，另一個叫“初戀”。或許是這兩個品牌讓日本人聽起來很舒服，前來光顧的日本軍人越來越多，酒廠生意頓時火了起來。
郁達夫還經常請日本憲兵喝酒，并吩咐酒廠釀制高度酒，希望把他們慢慢喝死。除此之外，郁達夫偶爾還會給日本憲兵送一點錢，受到了日本憲兵的喜愛和信任。
久而久之，看到郁達夫這麼有錢，而且還沒有娶媳婦，日本人便對他的個人問題産生了興趣。
為了徹底打消日本人的猜疑，郁達夫刻意做了第三件事情，那就是娶媳婦。
王映霞
- 3、娶了當地的華僑老婆
1943年，已經47歲的郁達夫在蘇門答臘開始了他的第三段婚姻，娶了一位當地土生土長的華僑女性，名叫何蓮有。但是，何蓮有隻會講當地的語言，并不會說中文，郁達夫就努力學習當地語言。
為了證明自己也是有老婆的人，在結婚宴會上，郁達夫專門邀請了日本憲兵來喝喜酒，并在結婚證上填上了“趙廉”這個名字，就連年齡也改小了好幾歲。
與上一任妻子“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相比，何蓮有的長相确實顯得平淡無奇。郁達夫認為，王映霞就是因為長得太漂亮了，是以才會招來那麼多的事端。在外避難，生活自然是越平靜越好，醜老婆反而不會惹那麼多麻煩。
郁達夫故居
不僅如此，何蓮有還有點笨笨的感覺，郁達夫經常對外人說：“我的老婆是個婆陀。”
“婆陀”用當地的話來說，就是“二貨”和“傻帽”的意思。郁達夫之是以要娶一個笨笨的女人，主要還是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不會有那麼多的懷疑。
假裝肺病，不再給日軍當翻譯
可是，總是在武吉丁宜憲兵隊裡當翻譯官，也不是個事兒啊，郁達夫想要離開這個魔窟。為了能夠順利離開，他假裝患上了一種傳染性極大的肺病，看看日本人還會不會讓自己留在這裡。
為了把自己的肺病裝得更像一點，郁達夫每天一大早就開始沖涼，終于患上了感冒，不停咳嗽。
郁達夫
來到當地日本軍用醫院看病的時候，郁達夫還特意帶了好幾瓶“雙清”和“初戀”白酒，以此賄賂日本軍醫，讓他開一份肺病診斷的證明。
郁達夫拿着肺病診斷書來到了武吉丁宜憲兵隊，還一個勁地不停咳嗽，這可把日本憲兵給吓壞了，擔心傳染上肺病。于是，日本憲兵隊隊長果斷同意郁達夫離開，而郁達夫精心設計的逃離計劃也總算沒有白費。
郁達夫雖然不再給日本鬼子當翻譯，但依然避免不了要跟日本憲兵應酬往來，而一向警惕的他，也終究沒有擺脫身份暴露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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