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在多大程度上是現在已經有的經濟學理論和知識就能夠予以解釋的？比對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的道路，有哪些發展狀況符合普遍性的、一般性的規律，又有哪些展現出了自己的獨特性？對于中國經濟目前存在的困難、問題以及挑戰，我們到底如何去應對？
2023年6月9日下午，由上海市社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的“從大國發展與轉型視角看中國式現代化——《大國經濟學》新書釋出會暨上海市社聯‘望道計劃’啟動儀式”在上海社會科學會堂舉行。
上海市社聯與上海人民出版社聯手推出的“望道計劃”以著名教育家、語言學家，也是上海市社聯第一任主席陳望道先生的名字命名。陳望道先生不僅是《共産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本的譯者，也是一位以研究解決中國社會的國文問題、進行國文改革為己任的社科大師。“望道計劃”旨在擔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支援一批有學術引領力和大衆影響力的學術著作出版，講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故事。《大國經濟學》是望道計劃支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大國經濟學：面向長期、全局、多元的中國發展》
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寫作一部影響一代人的經濟學作品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作為作者團隊代表介紹了《大國經濟學》的寫作背景與整體理念。陸銘教授回憶，20世紀末，以宋承先先生撰寫的西方經濟學教材為代表，現代經濟學理論得以系統地引入中國學術界，對中國經濟學與世界經濟學的接軌産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時光飛逝，中國的社會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中國的經濟學研究面臨着新的任務：新一代的中國經濟學家們應該要基于中國的曆史和現實，對中國經濟的整個走向進行解釋，一方面從國家規模與轉型特征入手，補足現代經濟學在認識中國發展時所欠缺的細節與視角，另一方面則應進一步剖析中國發展道路背後的經濟學普遍原理，增強與世界的對話和互信。
曆時三年，這部由全國九所頂尖高校十位一流經濟學家聯袂創作的《大國經濟學》出版，彰顯了這批70後、80後的經濟學家們為繪制中國經濟全景圖，建構了解中國發展新常識的努力。作者們操刀各自深耕的領域，圍繞“長期、全局、多元”的發展目标分工寫作。這三項目标固然是國家發展的普遍要求，但對于一個在短短幾十年内經曆了極速發展與轉型的“大國”而言，有着特别的含義。
《大國經濟學》突破慣常“以門類分章節”寫作中國經濟學的做法，建立了一條層層遞進的邏輯主線。全書高度重視對外開放對中國發展奇迹的重要性，第一章從全球化入手，引出中國社會面臨的三大轉型：從傳統向現代，從農業人口占主體的社會向工業社會，從相對封閉到開放的轉型。第二、三章分别從行政和财政的角度探讨中國的治理結構，第四章是展現中國獨特轉型特征的所有制問題，第五章展開探讨對于了解中國特色非常重要的産業政策問題。此後兩章涉及生産要素市場的改革，分别是以人口和土地為核心的區域發展問題與金融市場和資本配置問題。第八章論述産業結構轉型中的世界經驗與中國現狀，第九章落實到共同富裕和收入配置設定問題，最後一章則在回顧從近代到當代的發展曆程基礎上，探讨傳統文化跟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碰撞與融合。
為了講清楚中國這個起點獨特、規模巨大、區域差距顯著、治理層級複雜的連結全球的制造業大國的發展故事，十位作者提供了一份基于大國發展與轉型視角的中國式現代化讀本。
“大國”對于中國經濟的各個領域意味着什麼？
在圓桌分享環節，《大國經濟學》的作者們從各自角度出發，共同探讨了“大國”對于經濟學研究和中國實踐的意義，也對中國面臨的轉型挑戰與發展形式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汝岱指出，一個國家在開放中的獲益程度因規模而異，中國作為大國，在開放過程中收益頗豐，但目前的确面臨着傳統比較優勢縮小的難題，而經濟政策和政治博弈的影響也正變得越來越大。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徐現祥在書中描畫了大國央地關系變化的動态過程，并認為其中存在一個邏輯一緻的解釋，可以為我們展望中國央地之間未來的互動提供了可能的方向，一是開啟新一輪的央地互動周期，二是呈多賽道試點的新試點。
上海财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範子英表示，可以說今天中國的央地财政關系還是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模式後面延續和發展，而目前大多數關于分稅制改革的了解都隻是從錢的角度去了解，但是從大國治理和國家市場建設的角度看，分稅制是系統改革，它根本或者主要的作用不是為了解決錢的問題，它是為了解決經濟發展的問題。此外，範子英教授特别指出，思考大國财政問題，必須做激勵和平衡，這是認識央地财政關系的關鍵。
來自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羅知教授長期研究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發展，在講述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不同定位、作用與發展之外，還特别提示大家注意大國内部的差異性。羅知教授分享了她觀察到的長三角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在營商環境和大衆理念認知上的巨大差距，還舉了2020年的世界銀行釋出的全球營商環境排行的例子，其中中國位居全球第31位，不乏獲得95分、97分這樣高分的名額，但事實上，這個排名是由上海和北京兩個城市的權重得到的，無法反映中國全國的營商環境，也不能代表全國的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關系的情況。
複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钊言簡意赅地指出，任何扶持政策嚴格意義上講一定間接地打壓了其他人，存在對市場機制的扭曲，也就是說是否獲得足夠的好處是衡量産業政策的關鍵。盡管對獲益的衡量有很大讨論空間，但是大國的特點可能會使産業政策有更強的可行性，而其潛在的風險也會增加産業政策的難度。在熱烈的産業政策讨論中，陳钊教授強調，要發揮産業政策的效果，市場機制始終是放在第一位的。
陸銘教授為全書撰寫了緒論，也負責“人口與經濟的空間變局”一章的寫作。陸銘教授指出，依據傳統的激勵體制，中國的大國治理還沒有完全實作長期、全局、多元的最優，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之一，依然是修改對于“平衡”的了解，即由追求傳統意義上總量的平衡，轉變為追求人均的平衡。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鐘甯桦長期從事金融研究，他總結道，中國金融體系的特點是實作了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們作為一個大國，通過比較特殊的金融體系，做到了很多在其他國家不可能實作的事情，但大量低回報的投入，使得大陸部分主體的發展受到很大的抑制。未來，大陸金融體系調整的一個重點就是金融和财政要實作分家，金融體系的改革對于新發展格局的建構，對于中國科技的自立自強，都是極其重要的。
複旦大學經濟學院助理教授奚錫燦從“長期、全局、多元”三個關鍵詞展開讨論了中國所面臨的産業結構轉型，并提示，中國第三産業GDP占比已經超過50%，面對無法避免的結構轉型，如何轉變治理方式與各級政府的激勵機制，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中央财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斌開表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目前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城鄉收入差距偏大、區域發展不平衡。陳斌開教授認為，通過促進機會均等，中國還有很大的空間同時實作公平和效率，具體而言，戶籍制度改革，金融市場的機會均等化，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這些方面都是可以同時促進效率和公平的。
最後，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李輝文在分享中提出，有效的産權界定和保護、激勵創新的有限責任原則、法律和道德共同構成的良序治理，是市場經濟的三大制度基石。相應的，在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背景下，李輝文教授認為，我們應當進一步挖掘中國文化中經世緻用、義利相兼與情理交融的傳統。
《大國經濟學》的作者們相信，如何深刻認識中國發展所依據的普遍規律，怎樣講清楚中國到底特殊在哪裡，是目睹改革開放後中國高速發展與迅猛轉型的經濟學家們所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建構一部大國經濟學需要多少個次元？這群經濟學家們給出了他們的回答。
編輯：蔣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