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行國
1922年，胡适撰成《章實齋先生年譜》，梁啟超對此書評價頗高，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言“胡适之之《實齋譜》，不惟能撷譜主學術之綱要，吾尚嫌其未盡，并及時代思潮，凡此諸作，皆近代學術界一盛飾也”。梁氏如此溢美，可見《章實齋先生年譜》在當時聲譽甚隆。在《章實齋先生年譜》中，胡适對清代學者章學誠所提的“六經皆史”之論進行了一番解釋，将之了解成“六經皆史料”，胡适緣何作如此了解？是否偏離了章學誠的本旨？
胡适
六經皆史料
胡适在書中談到章學誠的“六經皆史”時，他言“我們必須懂得，‘盈天地之間，一切著作皆史也’這句總綱，然後可以懂得‘六經皆史也’這條子目”“其實先生（章學誠）的本意是說，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如此說法，便不難懂得了。先生的主張以為六經皆先王的政典，因為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價值”“以子集兩部推之，則先生所說‘六經皆史也’，其實隻是說經部中有許多史料”。胡适的話很明确，他認為章學誠所說的“一切著作皆史”不過是“一切著作都是史料”，既然如此，那麼六經亦包含在這“一切著作”之内，故而章學誠所謂的“六經皆史”在胡适這裡自然可以了解成“六經皆史料”。
十分湊巧的是，胡适此時正在倡導整理國故運動。1919年，胡适撰寫《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文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是他首次提到“整理國故”這一概念，為整理國故運動之肇端。1922年，他在東南大學的演講中，講到“研究國故的方法”時，提及章學誠：
現在一般青年，是以對于國故，沒有研究興趣的緣故，就是沒有曆史的觀念。我們看舊書，可當他做曆史看。清乾隆時，有個叫章學誠的，著了一本《文史通義》，上邊說，“六經皆史也”。我現在進一步言之，一切舊書、古書都是史也。本來曆史的觀念，就不由然而然的生出興趣。
胡适再次強調章學誠的“六經皆史”，進一步表示“一切舊書、古書都是史也”，要以曆史的觀念來看舊書。1923年，他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一文中說：
中國一切過去的文化曆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曆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是以我們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門戶成見，拿曆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認清了國故學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曆史文化，便可以把一切狹隘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
胡适将中國一切過去的文化曆史通稱為國故，并且要“拿曆史的眼光”加以研究，這些學問中自然也包括了六經。他進一步說：
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曆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曆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研究要以此為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着這個大方向走，隻有這個目的可以整統一切材料。
也就是，要用曆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曆史，研究中國過去的學問不過是“整統一切材料”，胡适的這番了解俨然與其對章學誠“六經皆史”的了解是高度契合的。
章學誠
在對《詩經》的了解上，胡适一以貫之，亦将之視為研究曆史的材料。1925年，胡适在武昌大學（後并為武漢大學）演講《詩經》時稱：
《詩經》不是一部經典。從前的人把這部《詩經》都看得非常神聖，說它是一部經典，我們現在要打破這個觀念；假如這個觀念不能打破，《詩經》簡直可以不研究了。因為《詩經》并不是一部聖經，确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可以做社會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萬不可說它是一部神聖經典。
顯然，胡适要去經典化、神聖化，隻是将《詩經》作為社會史、政治史抑或文化史的曆史材料。胡适之是以将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提法演繹成“六經皆史料”，與其發動整理國故之事是密切相連的，甚至可以作如此了解，胡适欲借章學誠之口為整理國故運動振臂疾呼、搖旗呐喊。
胡适的支援者與批評者
胡适“六經皆史料”的提法在當時是有不少知音的。1923年，梁啟超在東南大學的演講中指出：
第一條路，便是近人所講的“整理國故”這部分事業。這部分事業最浩博最繁難又且最有趣的，便是曆史，我們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但即以現存的正史，别史，雜史，編年，紀事本末，法典，政事，方志，譜牒，以及各種筆記金石刻文等類而論，十層大樓的圖書館也容不下，拿曆史家眼光看來，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貴的史料，又不獨史部書而已，一切古書，有許多人見為無用者，拿他當曆史讀，都立刻變成有用，章實齋說“六經皆史”，這句話我原不敢贊成；但從曆史家立腳點看，說“六經皆史料”，那便通了。
梁啟超對胡适發起的整理國故運動深表贊許，他的看法與胡适是一樣的，即強調拿曆史家的眼光看以往之一切史料，章學誠的“六經皆史”亦是“六經皆史料”。
胡适的高足顧颉剛則頗得其遺韻，他視經學的材料為曆史的材料：
我始終認清一個目标，知道他們治經的任務不是要延長經學的壽命，乃是正要促經學的死亡，使得我們以後沒有經學，而把經學的材料悉數變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
他對章學誠“六經皆史”的了解與胡适一樣，将六經視為學問的材料，研究經學隻是考古，不是希聖：
自從清代的樸學施下了實地的功夫，考究一番，始曉得“垂教萬世的經書”乃是“一代典章的史書”，然是部史書，則所做疏解、考證的功夫當然與史學無異。章學誠處此潮流，奮其裁斷，是以說“六經皆史”“集六經之大成者不在孔子，而在周公”。看六經是學問的材料，不拿學問當做六經的臣仆。拿從前對于經學的界說根本撤消，做經學的人隻是考古，并非希聖，說得明明白白。
梁啟超、顧颉剛都不約而同地将六經視為研究曆史的材料，這與胡适對“六經皆史”的解釋完全一緻。按照他們的思路，既然是史料，六經成了過去之物，隻是作為整理、研究的對象罷了。
胡适将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說法解釋為“六經皆史料”，亦遭緻了時人的批評。錢玄同在1922年的日記中就回應了胡适所提的這一問題：
适之據章氏《報孫淵如書》中“六經特聖人取此種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數語，謂“六經皆史”是說“六經皆史料”。此說我不以為然，不但有增字解釋之失，實在和《文史通義》全書都不相合。
錢氏毫不避諱地表達了對胡适“六經皆史料”說的不然，乃“有增字解釋之失”，跟章學誠《文史通義》全書并不相合，錢玄同接着說“章實齋決非‘一切著作都是史料’，但他也是托古改制，因為他要‘方志立三書’，因托‘志’于《尚書》、《春秋》，托‘掌故’于《禮》，托‘文征’于《詩》耳”。錢氏的意思是，章學誠所言的“六經皆史”并不是胡适所言的史料，而是充滿了寄托，實則是蘊藏着經世之意。
梁啟超的弟子姚名達，在為胡适訂補《章實齋先生年譜》時，亦表達了其不滿：
若以今語譯之，則實齋所謂比類之書，正吾人所謂史料。史雖不離于史料，而史料終不可以史學之稱。而胡适之先生著實齋年譜，釋實齋“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一語，為“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則于史學、史料之分際尚未能深察。讀古人書，心知其意，古若是其易易也哉？
姚名達将史學、史料分開，史學不離史料，而史料并不能完全代表史學，批評胡适未能将兩者深察，他言“其意以為史之所載，皆人事之實迹，古來之法存焉，道寓于法，非有二也，道法存于史，非史載之外别有道法也”，姚氏覺得史中有道法。錢穆在《中國史學名著》一文中則說：
此四字（六經皆史）中的這個史字，我們近代學者如梁任公，如胡适之，都看錯了。他們都很看中實齋，但他們對實齋所說的“六經皆史”這一個“史”字，都看不正。梁任公曾說，賣豬肉鋪櫃上的帳簿也可作史料，用來研究當時的社會經濟或其他情況。這豈是章實齋立說之原意？章實齋所謂《文史通義》裡所謂的“六經皆史”，這個“史”字，明明有一個講法，即在《文史通義》裡就特寫一篇文章名《史釋》，正是來解釋這個“史”字，并不像我們近人梁、胡諸氏之所說。
錢穆批評梁啟超、胡适對“六經皆史”的看法，并且引用《文史通義》中《史釋》加以駁斥，他繼續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章氏六經皆史之論，本主同經緻用，施之政事”。錢穆從經世的角度來了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這與胡适“六經皆史料”的說法截然異趣。
錢玄同、錢穆都從經世的角度來看章學誠的“六經皆史”，亦即六經是可以資于世用的。而姚名達則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六經皆史”，以為史中有道、有法，二者實則可以歸為一類，即六經不是史料，能與人事發生關聯，具有其内在的價值。
胡适解釋的偏離
章學誠的“六經皆史”之論草創于1788年。此年，他在給孫星衍的信中言：“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持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爾後，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易教上》正式提出：“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學誠的這兩段文字十分洗練，要了解“六經皆史”，我們先要了解章學誠眼中“史”的意義。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史釋》中專門對“史”做了一番解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内史、外史、太史、小史、禦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指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内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章學誠對《周禮》中“史”的觀念加以梳理，很明顯，在他眼中的“史”乃職官之史，而守掌故，“以法存先王之道”，其落腳點在于道。他在《記與戴東原論修志》一文中繼續論述“六經皆史”：
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将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則存有司，君子不以是為瑣瑣也。道不明而争于器，實不足而競于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
從章氏這段言辭中我們可以看出，典章事實是器，非常重要，可以“即器而明道”。他進一步表示，六經亦皆器，他在《文史通義·原道》中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為書，是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蔔，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如後世尊奉六經，别為儒學一門，而專稱為載道之書者。
章氏強調“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此與其“即器而明道”的觀點是一緻的，但同時又不能“道不明而争于器”，對于史而言，不能安于掌故，他在《文史通義·言公》中說：
《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标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
章氏指出“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也就說史家著作中蘊藏褒貶，并非掌故，而要明其中之意。
要之，我們可以這樣了解章學誠所謂的“六經皆史”，乃是六經皆自史出，史守先王之政典，以此存先王之道，史不僅要守史職，還要明史意、存史道。胡适将“六經皆史”解釋成“六經皆史料”，明顯偏離了章氏的本旨，不僅沒有注意到史職，更将史意、史道完全淹沒了。我們一方面要了解胡适将章學誠擡出來的本意，是為了發動整理國故運動，遂将“六經皆史”加以演繹、引申，另一方面亦要了解胡适對“六經皆史”解釋的偏離之處。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