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現代俄國國家杜馬在當今俄羅斯社會中起到的作用，人們由此想到沙皇時代的國家杜馬。俄羅斯杜馬在很早以前就出現了，但杜馬的形式和作用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
杜馬一詞在俄文中原意是思想、思維，後又引申會議之意。約十世紀出現的波雅爾杜馬，是最早以該名稱命名的機構，它最初由王公、侍從和地方貴族組成，後漸成為從屬于沙的最高議機關，被消在馬時期，沙經常不召集全體會議，而僅與親信商讨國事，這就是史籍所稱的“近臣杜馬”或“密馬”有以“馬”是城它是管理機關，一直存在到十月革命前。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它指俄國的議會，即俄羅斯議會的下院。國家杜馬的建立是俄羅斯由沙皇專制制度向民主過渡的裡程碑。沙阜國家杜馬的成立和俄國初期的紳會議、地方自治時期的城市杜馬及布裡根馬有着密切的聯系。
起源
1紹紳會議
俄國紳會議是 1617 世紀沙召開的封建代表會議。會議代表不是經選舉産生，而是由沙皇任命的，它不是常設機構，會議也不具有司法、行政權力，但是國家重要的決策都要經過紳會議的表态。俄國紳會議除了加強沙皇政權外，還有推舉新沙的功能。
紳會議在俄國存在了一個多世紀，因而它不是沒有存在的價值，相反，它在俄國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說它是當時社會政治結構的現實反映。
紳會議制約着沙的權利，甚至還兩次選舉過沙皇，但是俄國的紳會議又與西方的議會不完全相同。由于頻繁地與周邊國家發生沖突及對外侵略擴張也需要集權，而且沙皇和代議機構在對外方面又往往是一緻的。
這也就形成了俄國沙皇權力過大與議會權力相對過小的傳統俄國史上的會議不像西方國家議會那樣與皇帝争權，相反卻竭力維護沙皇的權利。
2城市杜馬
1861 年農奴制改革後，在政治體制方面，參照西方資産階級代議制模式，建立了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機構。
根據委員會的建議，政府制訂了《城市條例》。1870年6月 18 日，亞曆山大二世準許了《城市條例》，根據這個條例，廢除等級原則，建立無等級的城市自治機關，凡年滿 25 歲的納稅公民都有權參加城市自治，這就擴大了沙皇專制統治的階級基礎”。
設立城市杜馬(議會)，城市杜馬代表的選舉按财産資格進行，保證大資産階級在城市杜馬的優勢。城市杜馬由參政院直接管轄，且要受省長監督。城市杜馬的權限僅限于純經濟問題，主要管理市政建設、國民教育、公共衛生、社會救濟、福利保險,交通财政、報刊印刷等面。
3布裡根杜馬
在俄國1905年的命浪潮推動下，治團部就如何平息社會命浪潮産生分歧，部分大臣建議沙皇政府應盡快召集經選舉産生的國民代表機構以滿足社會各界的要求。
沙皇被迫在大臣布裡根起草的昭書上簽字，應允召集國民代表機構，并責成布裡根組織一個專門會議制定詳細方案。同年 8月6日，釋出了《設立國家杜的宣言》《國家杜馬章程》和《國家馬選舉條列》。
這幾個檔案都是由内務大布裡根起草的，故此将産生的杜馬稱為“布裡根杜馬”。布根馬是順應時代變的一個政治産物，在俄國的曆史上沒有太多的影響，一直被人們視為毫無權力的咨議性機構。
列甯對布裡根杜馬這樣論述的:“布裡根杜馬是對“人民代表機關’的最無恥的嘲弄”維特伯爵同樣也對布裡根馬進行了描述“國家杜馬的全部形式是以各國議會作為楷模的，在當時，這些議會都享有決定權，而在某些領域具有使君主和政府首腦必須服從的力量。俄國議會，俄國國家杜馬準備按照西歐的榜樣建立，······但是它沒有決定權。”
雖然當時俄國社會各階層對布裡根杜馬的評價不一，但它的成立畢竟在當時俄國的是一種新事物的面孔出現的，布裡根杜馬為後來國家杜馬成立起到鋪墊作用。
布裡根杜馬成為沙皇專制制度開始向民主制轉變的過渡點，隻是在布裡根杜馬沒有完整展現立法傾向的前提下，才會有後來的國家杜馬的成立。雖然布裡根杜馬沒有被沙皇授予立法權，被冠以咨議型國家機構，它沒有任何決定權，但在俄國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也算是一大進步了。
沙俄國家杜馬社會影響
政治
俄國政治現代化開始于 20世，是近代對國家治制度治活提出的必然要求。現代化在政治領域的表現是民主化，既由傳統的絕對君主專制國家向現代代議制國家轉變，有越來越多的公民參與國家的決策機構。
“改革拉開了俄國現代化的帷幕，而改革是在革命形勢的壓力下發動的”。沙政府以改革使自身擺脫困境，使俄國走上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在較長的時期内充當了現代化的上司者。俄國經濟現代化的順利推進就為其政治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同時要求政治現代化的同步進行。
從現代化的角度來看，設立國家杜馬也是俄國政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舉措，因家杜馬的設立和實踐活動是俄國政治現代化的一個舉足輕重的步驟。
國家杜馬代表俄國政治制度史上一個新的階段。即與專制制度相對立的另一種制度一民選制度在俄國的出現。從羅曼諾夫王朝家國開始，統治俄羅斯近三百年的封建專制制度的基本原則，就是等級制度。
國家杜馬的民選制度，就其原則來講，是同封建等級制度相抵觸的。是以，我們可以把國家杜馬的設立看作這樣一個點，即:從封建等級制度向具有資産階級性質的民選制度過渡的開端。
雖然這種民選機關并不完全是議會政府，但它标志着俄國國家政治制度的根本發生了轉變，俄國由封建的君主制度向資産階級的君主制度，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
經濟
從19世紀60年代的大改革起，直至1913 國家馬時期，國家馬與沙政府進行了積極的合作，促進了俄國社會經濟的大發展。繼維特工業化發展計劃之後，斯托雷平在國家杜馬的支援下大力推行農業改革，使俄國農業在工業發展的基礎上也獲得了大發展，開始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
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俄國的工業化基礎已經建立，在一程度上縮短了與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但是也不應該過高估計俄國資本主的發展水準和俄國工業化的程度，由于農奴制殘餘勢力和沙制度的朽統治，阻了俄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了俄國工業化的程序，到革命前，俄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國，是一個尚未完成經濟現代化的國家。
政治
同國家杜馬的政治影響相比較而言，它在俄國社會經濟和文化中的作用更重要一些，對社會發展的貢獻也更大一些。國家杜馬非常重視教育。由于杜馬代表中進階知識分子居多數，是以特别關注預算中的教育經費，主張極力提高國民教育的投入。
從學校數量上的變化來看:“1906 年俄國有中國小校 7 千所，400 萬學生，到了 1915年學校和學生的數量都發生了變化，學校數量有 12萬2千所，中學的數量增加了很多”國家杜馬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績，表面看來完成了立法性的事務，似乎對俄國的政治體制不會産生什麼直接影響，實際上它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俄國社會的發展。
國家杜馬的經濟文化發展計劃及其實施，在客觀上有兩個積極作用:
一是政府機構控制的範圍之外，形成一個為社會服務的專業人員隊伍。是以，吸引了一批具有民粹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利用自己的職業服務于廣大農民群衆。同時，通過他們的工作，也使國家杜馬更接近于人民。這是其曆史進步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二是通過在農村開展教育和醫療衛生工作，使農民群衆多少解除了一點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為閉塞、愚昧的俄國農村，打開了一個文明的視窗。這種客觀作用，也是其曆史進步性的一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