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老紅軍陳複生口述：我當特派員經曆的廣昌保衛戰和高虎垴戰役

那個時候保衛局是同政治部、司令部平行的機關，并且是個獨立系統，是以特派員直接向保衛機關彙報，保衛局則直接指導工作。是以，那個時候很多人都覺得特派員的權利太大﹣﹣我認為權利大并不能代表特派員的本性，重要的是保衛局的位置以及保衛局的功能。

毛病恰恰也都出在這個上面，當時規定是師長、師政委配兩個警衛員，師特派員也是兩個警衛員，師參謀長一個，師政治部主任一個，是以這樣一搞，誰也指揮不了誰﹣﹣顯然，在師裡特派員和師長、政委是平級的就像保衛局和司令部、政治部平行一樣。很多人在當兵過程中就發現師長和政委的關系很難處理，再加上這支部隊裡現在又有了一個和他們平級的特派員，确實就更加難處理關系了。但是，這些都是保衛局規定的，而且所有的警衛員都要經過保衛局訓練，再派出去安排。誰也不能指揮特派員，因為特派員執行自己的工作任務，直接向保衛部門負責。

在部隊戰士中間，當首長的警衛員是一件光榮而神氣的事情﹣﹣子彈帶一紮，駁殼槍一挎，首長走到哪兒他跟到哪兒；而且知道的事情比一般的戰士要多得多，還經常能得到首長的幫助，别提多神氣了。但是在那個戰争年代，所有的警衛員都由我們保衛局來負責教育訓練，一個戰士要真心當好警衛員實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不僅要不怕苦、不怕死，而且必須精通軍事技術，機智靈活，善于應付各種突發狀況，随時準備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保護首長。

保衛局不僅專門教育訓練警衛員，而且凡是保衛幹部，都要把保衛首長作為自己的學習内容。我記得楊奇清在1933年到1934年上半年這段時間裡舉辦了3次保衛人員短期學習班，每次他都親自授課，講的主要内容就是保衛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警衛工作的職責和如何保護首長安全等業務技術課。其中也講我把一個特務捏得疼暈過去的故事，讓聽課的人員樂得前仰後合。這些參加了學習班教育訓練的同志在警衛工作中全都忠心耿耿，盡職盡責，為保衛局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光彩。

比如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的警衛員就是我們訓練班的學員﹣﹣可惜我已經記不得他的名字了。一次行軍途中，突然遇到了敵機轟炸，沒等敵機投下炸彈，這位警衛員早已把袁主任背到了比較隐蔽的地方。原來，發現前面有敵機，他就立刻把首長給背起來了，袁主任自己都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被警衛員背離了大路兩旁的開闊地。而且，在敵機投彈過程中，這位警衛員一直側卧在袁主任身旁，随時準備返身撲在首長身上﹣﹣後來，這位同志還是為保護袁主任而光榮地犧牲了。

還有一次，我們在一次戰鬥中失利，隊伍被沖散，彭德懷同志被敵人發現了。敵人緊緊追了上來，追到一條川裡路旁的一個亭子時，眼看就要追上了！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龍飛虎、黃赤波、覃應機幾名保衛幹部從側面飛身趕來，一面向敵人射擊，一面由兩個人并排緊夾着彭總往前跑，很快，我也帶幾個人趕到了，終于使得彭總安全脫險。還有，周總理在延安勞山遇險時，也是保衛人員龍飛虎把總理背跑脫險的。

還要說明的是，警衛員不僅承擔保衛首長安全的職責，同時也承擔着我們保衛局工作網的重要任務，由于和首長關系比較近，警衛員承擔向上級彙報情報的任務也比較重要﹣﹣比如長征過程中，有一個團的參謀長叛變投敵，就是警衛員發現了情況向保衛部門彙報才避免了紅軍更大的損失。

時過境遷，這些事情在今天聽起來很無所謂了，但是作為過來人，我深切地懷念着這些同志﹣﹣無論是在軍史還是在公安保衛工作史上，這些同志的特殊工作和貢獻都值得大書一筆。

在這之後，保衛局發生了一些變化，主要的變化就是把原來的"科"，改叫了"部"。因為我們的隊伍發展壯大，人員多起來了，也就是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張明遠，他是湖南人，是來接替我的，部長是許建國，原名杜理卿。另一件事是1934年1月，張純清局長找到我，說五師缺個特派員，希望我能去。我立即就答應了，在局機關都把我憋壞了，就想去一線部隊參加戰鬥。我被調到了五師十三團任特派員，3個月之後任五師特派員。

我到師部以後第五次反"圍剿"已經開始了。

這一段時間我們部隊上也有一些人事變動，最大的變動是楊尚昆同志由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調任我們三軍團政委，接替滕代遠同志的工作。

在第五次反革命"圍剿"中，蔣介石吸取了第一、二、三、四次"圍剿"失敗的教訓，他調集了一百多萬軍隊，而前線專門圍攻我們根據地的就有50多萬軍隊﹣﹣作為保衛幹部，我們當然知道他來的時候調了多少軍隊﹣﹣以縱隊為準，一個縱隊中是3個軍，陳誠縱隊、羅卓英縱隊、毛偉文縱隊、許克祥縱隊、周惠元縱隊、吳奇偉縱隊、薛嶽縱隊和申度縱隊，8個縱隊就是24個軍，70多個師！

他們的戰術也變了，不像過去一通亂打總想吃掉我們，而是集中兵力步步逼近﹣﹣也就是說今天我占8裡地，然後就把碉堡修好，把公路修好，明天我再占10裡地，也把碉堡修好，公路修好。1933年11月開始打五次反"圍剿"一直打到1934年的11月，這麼長的時間，可想而知敵人要占我們多少地方。

再加上我們自己在軍事指導思想上又發生了錯誤，不是毛澤東同志的機動靈活戰術，不是集中兵力消滅敵人﹣﹣我們當時的口号是什麼呢？"分散兵力，多處突擊"！本來我們的部隊就不多，還要分散，真要突擊實在是突不動啊！若能把敵人突動，那就一定能把敵人打退，可是，結果卻是我們一上來就無論如何也突不破人家的火力，隻能眼睜睜地看着人家把我們"打退"。經曆了不斷的失敗，經曆了巨大的傷亡，而且既損兵又丢地方，打這樣的仗，我們每個人都覺得很窩囊。

1934年4月10日，國民黨軍河東縱隊向大羅山、延福嶂的紅軍陣地發起猛攻。蘇區工農紅軍以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第十三師等部頑強抗擊，使敵進攻受挫。但是，河西縱隊卻乘紅軍主力集中于盱河東岸苦戰的機會，突破了紅九軍團和第二十三師的陣地，于4月14日占領甘竹。

4月19日，國民黨軍河東縱隊攻占了紅軍大羅山、延福嶂陣地。當日黃昏，紅軍以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主力向進占大羅山之敵發起反擊，但經多次沖殺，未能阻止敵人的進攻，被迫撤退。20日，國民黨軍河西縱隊由甘竹向長生橋進攻，河東縱隊由大羅山、延福嶂向高州圾推進。當日黃昏，紅一、紅三軍團再次在盱河東岸向饒家堡、苦竹坑之敵發起反擊。紅三軍團6次與敵争奪饒家堡陣地，但還是沒有守住，得而複失，被迫撤出了戰鬥。23日，國民黨軍河東、河西兩路縱隊相繼占領香爐峰、高州墩和長生橋、傘蓋尖等陣地，逼近廣昌城。

4月27日，國民黨軍河東、河西縱隊同時向廣昌城發起總攻。紅九軍團第三師和紅五軍團第十三師在盱河東岸牽制敵人，以紅九軍團第十四師鎮守廣昌，集中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和第二十三師，又一次向廣昌西北方向的敵軍發起反擊，但還是沒有效果。

同時，國民黨軍河東縱隊卻接連突破紅九軍團等的防禦，并與河西縱隊取得聯系。這時廣昌城已處于國民黨軍東、北、西三面包圍之中。紅軍被迫于當晚撤出廣昌城，向廣昌西南方向轉移。

廣昌戰役是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進行的一次防禦戰役，又被稱為廣昌保衛戰。中央紅軍采取處處設防、節節抵禦的戰法，硬是以較弱小的力量同優勢的國民黨軍在固定的陣地上拼消耗，結果，雖然在曆時18天的作戰中斃傷俘敵兩千多人，但是自身卻傷亡了五千餘人，約占參戰總人數的五分之一。其中，光我們紅三軍團傷亡2705人，約占全軍團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好在廣昌會戰中，我們五師的任務是打增援，但是由于敵人在正面戰場已投入了11個師的兵力，是以增援部隊不多，我們五師也沒有增援上去。

廣昌會戰當時，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開會讨論，他們四個人還不坐在一起，周恩來和朱德坐在一塊，博古同李德坐在中間，但是他們開會，非要我們三軍團的軍團長彭德懷拿出一個作戰計劃，但是彭德懷始終沒有同意，因為他認為不能打。就在這時候，博古一怒之下就離開了會場。

周恩來就問彭德懷，應該怎麼打？

彭德懷還是說不能打。周恩來說，你怎麼搞的，中央決定要打你說不能打，行嗎？彭老總沒辦法隻好簡單說了一下他覺得應該怎麼打。

朱總司令沒有說話。

彭德懷來到我們五師，我們是增援部隊，戰鬥不太激烈，他站在我們這邊的一個平房上，往戰場方向眺望，當時作為特派員和保衛幹部，我必須緊緊地跟在他身邊。我們放眼望去，看見地形對我們真的很不利，那是一片平川，寬廣的平川，既沒有樹，又沒有草，隻見一堆一堆的屍體！正是因為我們看得非常清楚，敵人不斷地向我們沖擊，而我們奪回陣地後又一次被敵人沖擊，隻見眼前一層又一層不斷疊加的屍體，越看越難過﹣﹣沒有看到一個動的，是以可以肯定那些紅軍戰士都是死了的，假如是負傷，他至少還會爬，還會動啊。

彭老總越看越生氣，說，"因為我們是聽他們的指揮？！特派員，走，我們去找李德算賬！"

我們見到了李德，彭老總劈頭蓋臉地說，"你把我們中國紅軍戰士無辜地拿去犧牲，你是不心疼的，你純粹是紙上談兵的軍事家！"

罵他紙上談兵這句話的時候，當時擔任翻譯的伍修權并沒有翻，彭德懷當時就知道他沒翻，因為李德并沒有生氣。

彭老總就大聲喊楊尚昆同志，"政委，你也是蘇聯回來的，你翻吧！"

楊尚昆就一五一十地翻過來，說李德是紙上談兵。

李德當場就急了，說，"好，我把你的軍委副主席撤掉了，你不滿意！"

彭德懷說，"你放屁！"

博古說，"你居然随便罵共産國際的同志！"

彭老總一看場面發展到了這樣的情況，顯然已經無法控制了，轉身離開了﹣﹣他把這個尴尬的場面丢給周恩來和朱總司令。

我也不知道周恩來同志和朱總司令後來是怎麼安慰這兩位國際友人的，我隻是知道，後來周恩來同志特别誠懇道地了歉。

我們五師十三團戰鬥作風曆來以英勇頑強、堅決勇敢、靈活機動著稱沖殺的白刃戰，是以很多戰役中最艱苦的戰鬥都是安排十三團來打。而這次反"圍剿"中，我們碰到的硬仗便是高虎垴戰鬥﹣﹣這是一場非常艱巨的陣地戰。

我們五師十三團據守高虎垴這個不大的山頭，而敵人卻出動6個主力師對我們輪番攻擊，除此之外，還調來了幾十門大炮以及數十架飛機。為了迎擊敵人，我軍在高虎垴前面的山坡上埋好了一排一排的竹簽和地雷﹣﹣竹簽是我們把竹子的兩頭削尖，放到大鍋裡用沙子一炒，然後一頭釘在地上，上面露出一小截，用樹葉、沙子僞裝好。敵人往上沖的時候，不是踩響了地雷就是被鋒利的竹尖穿透膠底鞋直刺腳心。敵人惱羞成怒，憑借他們的飛機大炮瘋狂地轟炸我軍陣地，炮彈、炸彈像雨點一樣傾瀉在我軍陣地上，把這個山頭的土地都翻了好幾遍。

戰鬥持續了幾天幾夜，我軍傷亡慘重，但是英勇的十三團頑強地頂了下來，使得不可一世的敵人始終沒有攻下高虎垴。在戰鬥激烈的日子裡，我作為師特派員，每天都從師指揮所跑到十三團的戰鬥前線，了解戰況，鼓舞士氣。前面我講過，特派員不受師首長指揮，他的行動具有完全的自主性。我這個人很愛打仗，是以聽說我們十三團的任務相當繁重之後﹣﹣哪一個團任務重我就跟哪一個團﹣﹣我就跟着十三團打了三天三夜的仗。大概是戰鬥進行到第三天上午，我和十三團政委蘇振華正在團指揮所指揮戰鬥，團長當時沒和我們在一起，說是團指揮所，其實是我們挖的一個小洞，這個洞最多站三個人。當時，我們正在打電話指揮戰鬥，突然發現敵人不知道從哪裡爬了過來，離我們四五十步，已經快到我們身邊了！好在我的警衛員曾玉輝非常機靈（他1931年參加革命，1932年就當了班長，我把他從班長的崗位上調來當我的警衛員，當時，他當我的警衛員已經三年了，解放以後，他擔任沈陽軍區的炮兵副司令一職），一看到後，馬上告訴我們，"敵人上來了！"

我出來一看，好家夥，好幾個大高個一人端着一個槍！

曾玉輝掩護着我們，來到了山崖上，迫不得已，我們必須順着山崖跳下去。我先跳，蘇振華也隻好跟着跳，曾玉輝最後跳。這下面有一米多深，而且從來沒有人來過，長滿了一米多高的荒草。我就趕快往側面山坡的師指揮部跑，我得跑回去報告情況！而當時的情況是，我的警衛員不知道我到哪裡去了，他是跟着蘇振華從另一邊跳下去的，我們三個走的不是同一條路。離我們師指揮部不到二百米，有一條河，就當我準備跑過這條河的時候，敵機發現了我，又是掃射，又是投彈，我還是不規則的跑動，以便躲開敵機的轟炸，突然，敵機投下的一顆炸彈在我身後爆炸，一下子把我埋進了炸彈坑裡。這時，師指揮所裡的同志發現了我，當時的偵查連長韋傑同志（建國後授中将軍銜），立即帶着幾個人從坑裡把我挖了出來，他還對同志們說，"不要用鐵鍬，要用手挖"。

這是我第三次負傷了。

這一次，我的腿上受了點兒輕傷，但是左耳當時完全炸聾了，右耳也受了影響。擡回師指揮部以後，師長李天佑聽了我報告的情況，迅速地作出了部署，部隊安全地轉移，敵人偷襲的陰謀也沒有得逞。

十三團團長是王軍，當時他并沒有在我和蘇振華所在那個位置，而是在另一側陣地上指揮戰鬥。在艱苦的高虎垴戰鬥中，我們一個團抵擋了敵人六個師的進攻，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我們陣亡了1100多人，一個團陣亡1100多人！當然，敵人損失得更多，死了3000多人。還沒有交戰，我們就犧牲了兩個師級幹部﹣﹣我們的師政治委員陳阿金就被炸彈炸死了，他是從上海中央派來的，到我們這個師沒有多久，一次敵機轟炸，我躲到了水塘中，而他身體胖，行動慢一些，再加上也可能缺乏作戰經驗，被直接炸死了。另一個師級幹部是衛生部長，也在慘烈的高虎垴戰鬥中壯烈犧牲。

最令我感到不解的是，中央那個時候居然還把高虎垴當成是打勝仗來宣揚，而且他們馬上編了首歌，具體記不得了，隻記得有這麼兩句，"高虎垴戰鬥我們勝利了，打破了敵人主力六個師"。

這是長征前的最後一仗，打完以後，我們就接到指令，轉移到了餘都。到餘都之後，我們發現一軍團也到了那裡，五軍團也到了﹣﹣這就是說三個軍團都在餘都！我當時就覺得有問題，可能是要走，要離開中央蘇區。沒過多會兒，上邊訓示下來了印證了我的猜測。作為一個師特派員，在知道了這一消息以後我就應該積極展開工作﹣﹣給我們的紅軍戰士做工作，給紅軍下級幹部做工作，對于當地的老百姓也應該做個交待。

可是交待沒有用。如何交待，怎樣交待，我不知道﹣﹣作為一個師級幹部都不知去向，如何去做下級的工作？

我們走了以後是敵人的大屠殺。據我所知，敵人僅在我們江西泰和縣就屠殺了兩萬多人，其中很多都是我們的親人。

【陳複生(1911-2013），原名陳湖生，1911年6月生于江西省泰和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7年10月在江西贛州曾參與共産黨上司下的工會運動。1929年任泰和縣羅漢州鄉少先隊隊長、遊擊隊隊長。1930年5月，遊擊隊正式編入紅軍三軍團，陳複生先後擔任紅三軍團獨立營二連連長、總指揮部特務營排長、連長。1931年5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32年12月任紅三軍團保衛局偵察科科長，1934年4月調紅三軍團任五師特派員，并随紅一方面軍參加了舉世矚目的二萬五千裡長征。長征到達陝北後，先後擔任紅一方面軍保衛局偵查科科長、西北保衛局紅軍工作科科長，1937年1月在抗大第一期一隊學習。同年8月任延安保安處偵查部部長、執行科科長。1945年9月，調熱河軍區工作，任熱河軍區政治部偵查科科長。1946年11月起曆任熱河軍區政治部總務處處長、冀熱察軍區供給部副政委。1981年7月，陳複生同志任公安部勞動改造工作管理局顧問，1982年12月離職休養，1991年6月被公安部政治部授予“人民一級金盾榮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