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野生的電影節，為誰而辦？

新周刊

2024-05-05 12:03釋出于雲南新周刊官方賬号

第五屆帽峰山内電影節”的參與者們。（圖/被訪者提供）

✎作者 | 段志飛

初見李姗姗的時候，她正在廣州心源自然學園外遛娃。知道我是為了“影像展”而來，她說一會兒帶我去找“老高”——村裡人都這麼叫他。

彼時，4月的廣州在這天提前進入了夏季，背心、短褲、人字拖，帽峰山上的村民們已經找到了最恰當的避暑方式。頭陂村位于廣州市白雲區太和鎮，離太和地鐵站也就20分鐘的車程，隻是上了帽峰山後，映入眼簾的豐富植物種群，将這裡營造成另一番世界。

李姗姗的職業是制片人和策展人。早些年，她制片的藝術電影項目入圍過不少國際A類電影節。後來，她又擔任首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的策展人，以及極地光影影展的發起人，有着豐富的專業辦展經驗。

村民老高，本名高子鵬。21世紀初，DV在國内普及之後，民間影像創作有過一段野蠻生長的時間，老高就是最早一批開始創作的紀錄片作者。直到今天，他一直緻力于探索民間影像的可能性。

自稱“新山民”的老高。（圖/段志飛 攝）

老高和李姗姗相識于2012年年初的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并且于2013年結了婚，“帽峰山内電影節”就誕生于這種私人屬性之下。

2019年年底，老高粗剪完一部片子，急于跟人分享，于是私下招來廣深兩地相熟的圈内好友。大家都帶上自己的片子，一起内部交流，于是便有了第一屆電影節。深圳大學的郭熙志教授，是國内資深的紀錄片導演，他用自己一貫的話風，稱這是“南方最重要的電影節”。

老高記在了心裡。對于一個電影節來說，“什麼才叫重要”“為什麼重要”，這些問題經常跑出來追問他。

第一屆帽峰山内電影節辦了一個晚上外加一個上午，還放映了徐星的紀錄片《臘月三十日到來》和鄧伯超的定格動畫《豬公的骰子》。第二天中午午飯後，大家各自散去，臨走的時候相約明年再來。後來遇上了疫情，第二屆電影節擱置到2022年，此後每年都不定期地延續了下來。

“帽峰山内電影節”放映現場。（圖/被訪者提供）

2023年暑假，老高和李姗姗帶着孩子經汕頭去海豐的朋友家玩。晚飯後借着酒興，老高和幾個朋友臨時起意，要在這個廣東東南一隅的海豐小山村裡辦一場“海内捕風影像展”。名字是臨時起的，時間就定在第二天，海報現做，并且四處“搖人”，第二天開場的時候湊了小二十人。那次影展隻放映了一部片子，是老高剛剛剪輯好的《歌樂山》，時長7個小時。

“海内捕風影像展和帽峰山内電影節其實都是一種玩法。”老高向我解釋這句話的時候，我們正坐于他在帽峰山的工作室裡。他一邊燒着水，一邊還把院子裡的紫竹澆了澆，涼鞋被他脫了放在一旁，他索性還在鑲砌了彩色瓷片的地上打起了赤腳。

用老高的話說，這個不像電影節的電影節，沒有宣傳，沒有明星，沒有粉絲，也沒有選片人。片子都是大家一起臨時湊的，甚至連時間和地點都不固定。

2023年年底，老高在深圳碰到了顧桃，兩人合計把帽峰山内電影節和犴達罕大篷車結合起來，進行一場“遊牧”式的放映，具體日期也根據顧桃的時間才确定了下來。

今年的清明節前夕，老高發了一條朋友圈——“影展即将開幕，片子還沒湊夠”——就算是公告了。鬼叔中聞訊後，帶着自己剛剛完成的片子從福建甯化趕了過來。此外，老高還邀請了定居廣州的蔣能傑，放映他的《将軍的衛士》。湊夠了片子，第五屆帽峰山内電影節就這樣開始了。

海内捕風影像展暨第五屆帽峰山電影節海報。（圖/被訪者提供）

不像電影的電影節

與第五屆帽峰山内電影節同期舉行的，是第48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老高後來也打趣來帽峰山的朋友“放棄了去搶票刷片，願意跑到這兒來玩好幾天”。

最近這些年，廣州、深圳，甚至包括北京、上海等許多城市的藝術電影放映活動，都是包下整個影廳，嘉賓的映後交流也做得越來越專業，觀衆和主創都是掐着表走流程。在國内的一些電影節上，這個時間表會排得更加嚴密，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現場就會是一鍋亂粥。

作為策展人的李姗姗非常清楚這一點，是以她對老高舉辦電影節的随意，一直都覺得像“瞎鬧”。但她也隻能被迫支援，實在看不下去了才出手相助。

在老高看來，一個電影節辦下來，如果做不到有效交流，即使影廳裡坐着二三百号人，對于主創來說，也跟對面坐着二三十人的效果是一樣的。

以前，帽峰山内電影節都是在“山内”，二十來号人換算成本也就是兩桌飯。這一次因為顧桃的到來，他們有了“犴達罕大篷車+海内捕風影像展”的新玩法。

“帽峰山内電影節”放映現場。（圖/被訪者提供）

顧桃從小在内蒙古鄂倫春自治旗長大，早年學油畫，當過“北漂”，後來又開始了紀錄片的創作。直到有一天，他覺得自己老了，于是花了7500元買了輛倒了十手的“大金杯”，自己焊上了行李架，改裝成大篷車，開啟了現代式“遊牧”生活。大篷車開到哪，哪裡就有電影和酒。

相比于顧桃，老高自稱是“農耕”，這也算得上兩種文化的碰撞。放映場定在深圳大鵬新區，那裡有顧桃的一位朋友開設的耕讀園。有意思的是，他們在耕讀園“撿到”了不少觀衆，其中有一位還看過顧桃的所有作品。耕讀園的夜晚，看電影的人和拍電影的人在一起，喝酒、聊天，電影隻是個引子。

第二天一早，由于當地要舉行一場清明的公祭，老高和顧桃被當地人推選為“獻官”，老高“獻水果”，顧桃“獻酒”。這讓老高回想起自己在帽峰山祠堂拍過的一部16分鐘的紀錄短片《桔洞清明帖》，從帽峰山到大鵬新區，從昨日清明到今日清明，仿佛穿越了時空一般。

顧桃紀錄片作品《犴達罕》海報。（圖/《犴達罕》）

“祠堂邊上”的放映

祠堂在頭陂村九隊，對面有一棵大榕樹，榕樹後面有一個池塘，寓意着風生水起。榕樹下還有一個村裡的公示欄，上面左邊貼着影展的海報，右邊用紅紙貼着“2024桔洞春節老人聚餐名單”。半個月前，海内捕風影像展的其中兩場放映，就是在祠堂前的籃球場上進行的——旗杆不挂旗，用來挂投影幕布正合适。

影展期間，其中放映的一部是老高的《桔洞清明帖》，他拍攝了剛剛搬來帽峰山後的一個清明節，當地的村民拜山祭祖的活動。時隔7年後，它再次重回社群。

2016年，老高和李姗姗創辦了“祠堂邊上”社群公共項目，通過放露天電影的形式，來融入本地村民之中。

“祠堂邊上”第一次放映的是吳天明導演的電影《百鳥朝鳳》。露天電影是上世紀好幾代人的記憶，老高和李姗姗為了選片，動了不少腦筋。比如既要老少鹹宜，又需要盡可能符合嶺南地區的文化特色；既要讓大家覺得好看，也要讓大家能看懂；既要提供娛樂屬性，也想讓大家感受到文化的意義。

帽峰山祠堂。（圖/段志飛 攝）

他們甚至還想讓人們對鄉村建設以及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多一些認同感，是以大部分的都市片被排除在外。老高通過放映才發現，原來現在大多數電影，都是面向都市的，即使有拍攝鄉村的題材，其實也是拍給城市裡的人看的。

“祠堂邊上”的放映，每兩周進行一次。在做了兩年之後，老高和李姗姗堅持不下去了。2018年，随着自然學園的校區遷走，許多外地家長也都跟着搬離了頭陂村九隊，電影本身也變成了村民們生活中可有可無的熱鬧。

新山民，新空間，新生活

遷到四隊的自然學園，是2010年在帽峰山創辦的。它将大自然與真實的生活和學習結合起來，通過藝術化的教學方法培養孩子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8年前，過膩了城市生活的老高，為了給孩子找一所合适的學校，才和李姗姗從北京昌平搬到了廣州帽峰山的村子裡。 

李姗姗是内蒙古人，但從小在佛山長大，是以她能用粵語同村民們對話。老高是甘肅人，比起潮濕的氣候，南方的方言和國語倒是讓他适應了好一陣子。有時候閑來沒事，老高也坐在祠堂前的大榕樹下，聽聽村民們在講些什麼。次數多了，大家就都記住了“老高”這麼一個人。

一直以來，作為“新山民”的老高，都在努力拉近自己和鄰裡鄉親之間的關系。或許是出于一種藝術家的責任感，也或許是想要努力融入新的環境中，老高想到了利用村裡多半時間閑置的公共空間——祠堂，來試圖重建所在社群的公共生活。此外，他去年在社群發起的公益項目“剩閑書店”也是如此，是以“剩閑人人有，皆可緻聖賢”為其理念。

幾年前，因為學園開設在此，帽峰山裡搬進來不少外地家庭。但是疫情之後，越來越多的人放棄了朝九晚五的生活，從市區搬過來。這種變化也讓老高開始思考新的問題——如果隻是在村子裡做公共空間是不是不太夠，或許他們應該把這裡同外界打通。

 廣州白雲山的一個菜攤。（圖/Unsplash）

“學在帽峰山”戲劇工作坊，就是老高一直到現在都堅持在做的事。這是一個公益的兒童戲劇工作坊，已經連續舉辦了3年，參與者都是本地村民的孩子以及自然學園的學生，除此之外，還有城裡的家長慕名将孩子送了過來。

大家在一起集中創作8天，由社群戲劇工作者小闵以及一些做公益的年輕朋友組成協作者，和孩子們一起工作，交流生活的見聞，并且将其演繹出來，從素材到劇本，到排練，最後再到社群裡公開演出。老高想，随着參與劇場活動的孩子們漸漸長大，等到這些戲劇更加成熟了，未來或許還可以拿去其他地方演出，帶着孩子們從社群裡走出去。

“我是覺得我們‘占着’這個山頭，呼吸着這裡的空氣，喝着這裡的水，要是不替這裡幹點實際的事，内心似乎總有一種虧欠。”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老高已經把自己做的這些事情，當成了一種責任。

老高就好像一棵植物，在帽峰山紮下了根，好在這棵樹還會開花和結果，做紀錄片劇場、辦電影節，都是這棵樹結的果。他也能反過來滋養這裡的人間草木，也是一種生态循環。

牆上寫着“帽峰論壇”的書法作品。（圖/段志飛 攝）

讓電影節回歸自然，讓創作回歸生命

讓一個電影節回歸自然，遵循自然法則的生與滅，帽峰山在變化，外面的環境也在變化。每次舉辦電影節，從外面來的人都會帶來不同的文化，于是，不同的文化在這裡發生碰撞、交彙，這是老高樂于見到的事情。

以前，帽峰山内電影節多少都帶着點私人屬性，但老高也常想：“這是我一個人的電影節嗎？”當然不是，可即便是，他也不想避諱，他甚至更願意将此看作胡蘭成在《山河歲月》裡所說的“秦漢私情之美”，用中國文人傳統的說法，則叫作“雅集”。

把電影節做成“雅集”，雖有無奈，但也妥帖。盡管這種“雅集”被限定在微信群或者朋友圈内，可是它依然具有某種程度的社會公共訴求。這種沖突的呈現，在老高看來不單與“民間影像”自身在當下的境遇有關，還更多地在于如今從制作到觀看的影像屬性的流變。

對于民間影像的境遇，老高跟我分享了他零星的想法。相比于大衆現今能夠接受的短視訊和社交媒體，古代文人墨客互相之間交流的主要視覺媒介是書畫，且基本上都以私人方式進行，即使如《蘭亭集序》裡描寫的文人雅集，也是非公共的私人屬性。

在村口，海内捕風影像展暨第五屆帽峰山電影節海報與聚餐通知并排貼着。（圖/段志飛 攝）

老高說，那些作品之是以廣為流傳，甚至成為公共文化遺産，是因為任何一件作品的價值的流傳都不僅僅在于書畫作者本人，還有賴于一代又一代人的鑒賞和評論。或許，民間影像的存續，需要的就是不斷地被觀看、被評論、被記住。

如今，民間影像所面對的困境，還有觀衆的“消失”。老高回憶自己在2021年春天，在西安參加的一個由北京電影學院張獻民教授策劃的以詩歌為主題的放映活動。好幾年沒有參加線下放映活動的他，帶着自己10年前的作品《空山轶》去到現場。觀衆都表現得謙遜有禮，甚至不會有自己的意見，即使有，也是以一種消費者的心态來評斷電影。

一部10年前具有獨立影像氣質的劇情片，和周末參加休閑活動的文藝青年形成了強烈對照，觀衆已經斷層了。

一次見聞，令老高越發堅定了以片會友的想法。在他自己創辦的電影節中，主要目的不隻在于觀影，還在于通過觀影和交流，與觀衆成為當下的朋友；創作則在與朋友交流的基礎上，在生活的行進中得以完善。觀衆從觀看的客體，變成參與當代藝術的主體。

事實上，近10年來，中國當代民間影像創作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私影像”，即第一人稱影像的大量湧現。在這個人人都有攝像頭，人人都能記錄自己的生活的時代，民間影像的創作者們，也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從個體的生命體驗出發，進行着一種去形式化、去範式化的表達。

《空山轶》工作照。（圖/被訪者提供）

留給下一代的啟示錄

每一次帶朋友逛祠堂，老高都會順便帶朋友去祠堂旁邊的廢墟裡轉轉。這些老宅子由于沒有人居住，加上經曆風雨年久失修，房梁瓦片都塌了下來。過去的居住空間重新被茂盛的植被占領，但那些雕刻的石闆，還有被踩得光滑的門檻，都向經過這裡的人訴說着這裡曾經的太平盛世、家族興旺。

這一次，老高又從這些塌掉的房子裡，撿了不少好東西：手繪的雞公碗、帶提手的鋁皮飯盒，還有鑲着老式花紋的玻璃花瓶。這些被人遺棄的瓶瓶罐罐，老高暗自喜歡。

至于為什麼會對這些别人不要的東西，或者說對做别人不會做的事情感興趣，老高自己也說不上來。包括拍别人不愛看的紀錄片、辦沒人來的電影節，似乎始終有一種力量在其中湧動，推着他不斷地探索着，好讓他在這個枯燥的時代裡，找到一些有意思的生機。

老高在廢墟裡撿瓶瓶罐罐。（圖/段志飛 攝）

在去年的“帽峰山内電影節”上，老高放映了他剛剛剪輯好的時長7個小時的《歌樂山》。盡管他提前找了個有帳篷的營地來作為放映場地，但是邀請來的人沒有一個堅持看到了最後，也沒有形成他所預想的讨論，大家不是看到睡着了，就是提前告辭下山了。不過現場還有一個“墊底”的觀衆——老高當時10歲的兒子高培實，他一直看到了淩晨4點放映結束。

“我到現在才發現，原來我拍的片子的第一位觀衆，是我的孩子。”意義總是這樣意外地自己生成了，尤其對于老高這個電影節創辦人來說，這是他壓根沒有想到的。整件事情一下子又回到了教育的問題——父母在做，孩子在看。或許在拍紀錄片和教育之間，正好存在這樣一個閉環。

老高後來自己又一咂摸：自從他和李姗姗帶着孩子們來到帽峰山，他拍孩子的成長，拍他們周圍的環境，拍他們的父母，有時候回蘭州也拍。兩三年前，老高的父母先後病故，倏忽間，高培實也已經從幼稚園上到了四年級。

紀錄片《逢場作戲》由李姗姗擔任制片人，老高負責拍攝、剪輯。（圖/《逢場作戲》

這些年，老高的心态也發生了變化。年近五十，生活和家人變得越來越重要，從生活的整體平衡性來看，作為影像作者的他，反倒變得越來越業餘。事實上，業餘性恰好也是一種反形式、反範式的作者性表達。

老高所說的責任，無論是對他自己的孩子，還是對所有人的孩子，拍紀錄片也好，做電影節也罷，其實都是留給下一代的備忘錄。

· END ·

作者丨段志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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