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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會是人類智慧的繼承者?

作者:钛媒體APP
文|追問nextquestion

有這樣一種智能體:他們由多個彼此關聯,共同處理資訊的部件構成。他們内部穿梭着各種電信号,這些信号控制着其自身正常運轉的方方面面。他們通常智商很高,能夠解決一般性問題,但也經常犯錯和胡言亂語。他們會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時察言觀色,學着取悅自己的創造者;有時又離經叛道,對其創造者所珍視的價值觀嗤之以鼻,同時不由自主地抛出一套新的價值觀。他們描述起某些事物時,總是一副自信滿滿,令人信服的樣子,但實際上卻并未真正地了解。他們擁有改變一切的力量。

這種智能體便是我們的孩子。

早在人工智能出現之前,我們就已經創造出了進階智能體:孩子。看似人工智能給當今世界造成了不少新的挑戰,但究其根本,這些挑戰都關乎一個根本性的古老問題:人類的存在究竟有何獨特意義?我們如何確定人類的下一代延續當代的價值觀?我們如何確定人類所創造出的新生命善待彼此和我們?我們如何處理與他人的分歧?如果每一代人比上一代更聰明、更有冒險精神,那麼我們或人類将何去何從?鑒于人類、人工智能和地球上其他所有形式的智能體都遵循同樣的實體定律,我們究竟要如何判斷我們所創造出來的智能體中,哪些具備真正的了解能力、責任感和道德觀念?

要回答這些問題并了解當今人工智能發展所帶來的真正挑戰,就必須認識到智能的多樣性。畢竟,我們每個人都是從單細胞循序漸進地發育而來,而我們現在才剛剛開始厘清智能是如何從分子機制發展為具有能動性和價值觀的生命體的。細胞和細胞技術的混合體還能創造出怎樣的軀體與思想呢?像GPT和Claude這樣的大語言模型僅僅邁出了探索的第一步。

我們必須拓寬狹隘的眼界,提高辨識和接納不同思想的能力,無論是人類還是人工智能,又或是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生命體,我們都要能夠與之和諧共處,共同發展。你可以把這個概念稱為“合成共生(synthbiosis)”:無論是地球上,還是地球以外的生命體系統中,我們要尋求在彼此迥異但卻共同進化的生命體之間建構互利關系,盡管這些生命體的進化速度與方向各不相同。

智能體的多重宇宙

人類和當今的人工智能隻是智能生命譜系中的兩個資料點,而這個譜系隻會變得更廣闊、更複雜。“多元智能(diverse intelligence)”包括各種各樣的非傳統生命體,它們有些已經存在,而有些生命體的演化可能會超越錯綜曲折的變異與自然選擇所催生的正常物質、形态和功能。

人工智能就像孩子一樣,賜予了人類一份不可思議的禮物:它們促使我們思考,人類應該如何展現自己所秉信的真知與能動性,思考對于個體與社會來說真正重要的意義以及作為一個物種的未來道路。未來生命體的多樣性以及人類自身演化成多種具有感覺能力的智能體的可能性,将會打破許多不堪一擊的老舊說辭,即我們是什麼、改變意味着什麼、我們未來将如何演變以及我們應該珍視什麼。這需要我們能迅速改進對智能、能動性、認知和生命本身的假設。我們此刻應該談論的不應該是“人工智能可以做什麼?”,而應該是“面對如此多值得進行道德考量的生命體,我們如何才能彼此關愛?

需要強調的是,我并不是說目前流行的人工智能架構具有類似人類思維的東西,也不是說我們今天所創造的事物利用了整個生物世界中獲得能動性和自我所需的關鍵原則和自我建構過程。我也不是要否認人工智能會帶來一些其獨有的問題。

但是,近年更為複雜先進的人工智能的出現确實為人類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擺脫自然和人為的陳舊分類,自主定義成熟的人類物種未來應該是什麼樣的。過度專注于目前的技術以及它可能對我們造成的影響會分散我們對人類本質和未來定位的注意力,而這些問題才是真正有趣且重要的,因為它們是決定人類未來能否作為一個成熟物種蓬勃發展的關鍵。

生命、機器、思維、感覺或機器人等詞彙,從來都不是客觀描述生命或人造系統的簡單範疇。相反,我們應該把它們看作是各種各樣的關系——即每個系統與其他系統建立關聯的方式,所有這些關系都對由此産生的互動的效用和倫理産生重大影響。

如今,在生命的延續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半機械人和其他生物與技術的混合體,比如植入胰島素泵來控制血糖的人或裝上人工耳蝸以輔助聽力的人。還有一些對人體的改造是為了增強某些功能,如通過虛拟現實技術實作全新的認知模式,或在大腦中植入接口以更好地控制肢體或器官。腦機接口将從根本上擴充我們的能力以及人類對外表征自我的邊界。大語言模型也是一種嵌合體——以人類的創造性産出作為訓練素材,然後模仿人類。

當代人關于非典型神經類型人群(non-neurotypical humans)的定義,以及某些人對身體改造的杞人憂天,都将成為後代人的笑柄。在未來的十年或二十年裡,人類将分化成諸多混合體,例如,利用工程改造後的神經義肢将用于改善和改變認知功能、獲得新的感官能力、甚至實作思維之間彼此連接配接,以及其他一些現在隻存在于想象中的變化。與此同時,包含一定比例人類細胞的工程機器人将環繞在我們周圍,他們配備有強大的語言界面,讓我們有希望與生物系統(如以前從未發聲過的器官)進行交流。

人類演化是由智能不斷更新的故事組成

我們經常将人工智能與“我們”——現代成年人類——相提并論。但每個人都曾是一個未受精的卵細胞,一個由化學成分和實體規則構成的小球。從這樣一個小球發展到擁有複雜元認知思維的過程是漸進的。而在這一過程中,“化學成分和實體規則構成的小球”與擁有自我意識的人類思維之間并沒有明确的分界線。相反,人類的具身智能不斷更新,在物質和時間尺度上緩慢擴充。每次更新都在講述一個故事,而這個故事早在完整人類細胞誕生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分子網絡是由互相開啟或關閉的基因和蛋白質組成的,它們可能看起來非常不智能。它們的存在似乎完全是不可抗力的作用,按照簡單的數學法則運作,沒有認知所需的“魔力”。然而,我們現在知道,它們可以展現出幾種不同的學習能力,包括巴甫洛夫條件反射。是以,即使在細胞水準以下,行為科學也能發現大量初級智能的過程。

每個人都是會走路、會思考的細胞集合體。構成我們的物質都具有能動性——每個細胞、分子網絡、組織和器官都經過數千年的進化,在生理、解剖和新陳代謝層面延續着一套屬于自己的發展議程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雖然我們很難注意到這些原始認知過程,但我們是由大量重疊、嵌套的智能體組成的,它們互相合作、競争,并像我們駕馭自己的世界一樣駕馭它們的世界。

我們的身體作為一個整體,是由數十億個細胞組成的智能體的動态集合,這些細胞在解剖和生理層面解決問題;我們的大腦也是如此,它由無數個具有特定任務和目标的子產品組成。我們與當今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扁平單層架構的不同之處在于,後者的智能是由可靠但低層級的智能體實作的;而我們與這些架構的共同之處在于,我們同樣由遵循化學和實體定律的材料構成——但從低層次角度解釋智能并不是了解高階生命體的最佳方式。

單個細胞在資訊網絡中結合在一起,追求解剖層面的宏偉目标,克服意想不到的挑戰和幹擾,這不應被視為受實體學支配的簡單機械過程,因為這隻是其智能全貌的一小部分,并且是很有限的部分。除此之外,它們不僅能夠以創造性的方式利用自身的分子機制來解決新的問題,還能夠存儲和調用來自過去經曆的記憶(它們會學習并可以接受訓練)。

細胞是由分子網絡組成的,它們也可以從具體的例子中學習和歸納模式,這是智能的一個重要方面。人類的肝髒和腎髒是更大的細胞智能集合體,它們會不斷做出決策,以實作和維持各自在生理層面的多個目标。

我們的非大腦組成部分可以接受訓練、預測、因先前的錯誤信念而犯錯或體驗安慰劑效應——這一事實表明,認知神經科學的深層原理遠遠超出了神經元的範疇。為了深入了解這些存在于難以視覺化呈現的空間的細胞智能集合體以及它們的運作模式,人類發起了相關研究項目,這是我們目前最接近與異類智慧溝通的學習方式。這項工作橫跨心靈哲學、進化論和再生醫學,也許是當代最偉大、最跨學科的冒險。

一個胚胎、器官或整個人都不隻是單個細胞的總和,因為所有細胞都在講述一個故事,而這個故事将它們聯系在一起。盡管沿途會出現各種幹擾,但它們都是為了在潛在的解剖空間中完成特定旅程的目标而努力。細胞對自我模型的相同付出——一個關于細胞共同發展應該導向怎樣的正确結果的故事——使我們的身體能夠維系組織結構,抵抗癌症和衰老。它還能讓扁形蟲和蝾螈等生物在遭受巨大損傷後再生某些器官。

在精神層面而言,我們也是由一個個故事組成的,是我們的大腦和身體組成部分所服務的自我模型、目标和偏好的集合。阿蘭·圖靈的研究範圍涵蓋人工智能和胚胎化學液體中秩序的起源,他了解身體的自我創造與思維發展之間的這種深刻對稱性。

新興的生物醫學政策将越來越多地針對這些體細胞的“故事”,而不僅僅是細胞的分子硬體,通過讓細胞接受解剖結果,而不是通過針對特定基因或分子通路的藥物來強迫發生生化反應,進而實作根本性的再生效果。

例如,隻需24小時的簡單處理,就能誘導青蛙腿再生;一年半的複雜生長并非來自幹細胞控制機制或對基因表達級聯的微觀管理,而是從一開始就與細胞溝通,誘導它們在可能出現的諸多解剖結果中進行漫長的探索,最終選擇那條能讓腿部再生而非留疤的道路。同樣,簡單的生物電模式可以在青蛙身體的另一部分刺激整個眼睛的生長;生物電信号說服細胞生成眼睛(不是告訴它們如何去做),有時還會通過自主招募其他(未觸及的)鄰近細胞參與項目來實作這一目标。

這些形态發生的記憶模式——比如面部器官的布局和形狀——是通過生物電存儲的,是以它們可以像我們的神經記憶一樣被重新程式設計。是以,我們的故事并不是固定不變的。

作為個體,我們知道被完全重構為一種新的形式——一種大腦、身體、認知範圍和偏好都不同于以往的新生物——是什麼感覺。青春期改變了人的大腦,重塑了我們的偏好和優先事項。但青春期以前的我們還存在嗎?那些因退行性疾病和衰老導緻大腦部分被新幹細胞的作用所取代的病人還存在嗎?

一種“認知粘合劑”将細胞粘合成一個自我。生物電是這種“粘合劑”的一個成分,由電信号組成,它們穿梭于由所有細胞(而不僅僅是神經元)組成的資訊處理網絡。這種網絡部分消除了單個細胞的資訊身份,改善了細胞間的集體合作,并為群體的内穩态活動設定了更大的目标。換句話說,我們是具有集體目标的生命體,而這些目标是身體各部分無法獨立設想的。

但是,我們永遠都處于分崩離析的危險之中。我們身體的各個部分都可能出現缺陷:癌細胞會斷開與記憶網絡的連接配接,開始把身體的其他部分當作外部環境。這并不意味着這些細胞變得更加自私,它們的自我隻是變得更小了。它們開始追求古老的單細胞水準的目标,而非更大生物體的共同目标。新興的癌症療法旨在将癌細胞重新與其他細胞連接配接在一起,而非殺死(化療的作用機制)這些有缺陷的細胞。

自我與世界之間的軀體和精神界限,将在個體一生乃至幾代人的時間跨度内不斷變化;這些界限不是給定的,而是必須在胚胎萌發過程中精心設計的。這種可塑性,也就是決定我們自己的結構、功能和目标的能力,是在進化中生存、克服發展帶來的挑戰、在新環境中茁壯成長、以嵌合體和生物工程改造後的形式存在以及将經驗整合為新思想的根本。

每個物種都面臨着一個基本的悖論:如果它不改變,它就會滅亡;但如果它改變了,它就不再是同一個物種。思想的連續性也面臨着相同的悖論。

就拿記憶來說。在任何時候,我們都無法直接連接配接過去,我們必須從記憶痕迹(engrams)中重建有關世界和我們自己的故事。記憶痕迹是指過去的自己在我們的大腦和身體中留下的作為資訊的生物實體痕迹。我們不斷地以最适合目前環境的方式解讀這些資訊,這意味着我們更着眼于過去資訊的功效性而非真實性。換言之,我們是在專注于未來的前提下,自由地解讀過往的記憶。

鑒于我們自身的身體細胞和環境條件不斷變化,這種對動态創造性解釋的需求,不僅适用于我們大腦中的認知記憶,同時也适用于我們過往進化經驗所提供的形态記憶。這是我們與計算機技術之間的不同之處,因為後者依賴于在可靠的媒介中維持固定的資訊。但是,如果動機得當,我們對記憶的自由解讀沒有理由不能在其他媒介中實作。

不僅僅是人類,所有生命體的軀體都訴說着一個又一個故事。毛毛蟲為了變成蝴蝶,在很大程度上毀壞并重塑了自己的大腦,它們繼承的是前世的洞察力,而不是詳細的記憶。這些洞察力經過精心雕琢,重新映射成适合它們新身體和新目标的新行為。生命是一個對我們的身體部位和外部環境不斷建構意義的過程。學習和成長意味着實作自我更像是一個動态的過程,而非一個永恒不變的目标。

我們不應懼怕改變,而是應該承擔起引導改變的責任。就好像毛毛蟲一樣,我們要做的不是維持原樣,而是思考如何吸納新知識以不斷前進發展。

相同點和不同點同樣重要

盡管表面上存在差異,但生物、外星生物、半機械人或機器人等各種可能存在的生命體,都有足以支撐其共存的重要共同點。所有活躍的主體,無論其智能源自何處,都具備一些至關重要、永不改變的功能,如以目标為導向的行動和感覺循環、易受外部傷害的脆弱性、内部的易變性、認識和了解世界的渴望,以及我們作為有限生命體天然存在的視角局限性。

雖然我們尚未發現任何外星人,但由于資訊科學和生命科學的進步,(我們可以提前設想)如果我們發現了外星人,将會産生的問題現在就擺在我們面前。當下人工智能的某些方面是所有智能主體所共享的,它們雖然給人類造成了生存問題,但圍繞這些問題的争論,從多個方面掩蓋了我們對自身的了解以及我們從物質到心靈的探索過程中存在的重要差距。

許多人聲稱,人工智能隻是不同符号的交叉組合,并不具備真正的了解能力。但很少有人定義,對于生物學層面擁有可興奮細胞網絡和神經遞質的人類而言,“了解”究竟意味着什麼。理論上來說,人工智能使用的符号是沒有實際根據的,也就是說它們并不指代世間的真實經曆。但任何接觸過人類兒童的人都知道,孩童在學說話時也會做同樣的事情:首先,他們會咿呀學語,發出無意義的聲音;然後,他們會模仿成人的說話模式;最後,他們會造出一些詞語和句子,清晰地表達自己對意義的了解。

在這個過程中會發生什麼?其實這就涉及到我們今天在人工智能身上看到的所有問題:人工智能會談論它們從未經曆過的事情、會虛構事實、阿谀奉承、甚至錯誤頻出等等。這些都是任何認知系統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人類并不掌握以絕對客觀事實為基礎的真理;我們(和所有生物一樣)會竭盡所能編織一個合理且有利于自己和與我們相關的人的故事。這種能力從我們的第一個細胞開始處理生理事實時起就一直在慢慢擴充。

能讓一個成年人以令人信服地方式談論的事情大多都不是來自于親身經曆。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對事物的确信并非基于确鑿的證據或個人觀察,而是基于從他人那裡獲得的資訊。我們自信滿滿地談論諸多概念,而我們之是以認為自己“了解”這些概念,隻是因為它們與其他概念以及我們從别人那裡看到或聽到的事情有關聯,如此反複多次,最終變成了我們确信無疑的事情。智能的核心并不在于資訊的确定性,而在于對資訊的創造性重組。

我們缺乏一個全面的理論來說明,除了我們的感覺之外,了解到底意味着什麼。曆史上,人類犯過許多道德錯誤,就是因為人類無法想象與自己不同的個體也有屬于他們自己的了解。

人們反思其思想基礎的一種方式是具身化(embodiment)。也許我們與不斷組合符号的機器不同,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裡;我們有可觸可感的軀體,我們的思想内容至少有一部分是通過與軀體的互動而得到啟發和完善的。

具身化确實是至關重要的。通過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也可以擁有一個真實的軀體,與我們共同生活在實體世界中。通過虛拟現實和精心設計的電子遊戲,人類同樣可以在數字世界中度過相當長的時間。人機互動界面同樣為大語言模型提供了一個強大的“軀體”——也就是人類使用者,他們可以根據人工智能的一言一行來推動資金流動和自然資源的開發。但具身化不一定需要一個傳統意義上穿行在三維空間裡的實體軀幹。我們之是以如此癡迷于實體軀幹,是因為進化的過程需要能夠感覺外界的傳感器和效應器(肌肉)。

人類善于識别我們空間中具有能動性的生命形式:例如鳥類、狗,還有章魚。但是,在其他世界中,比如我們自己的細胞和器官中,也存在着具有不同水準解決問題能力的活躍主體,它們也以某種方式活着、穿行往來,也會經曆勝敗,感受死亡與痛苦。但人類并不善于識别這樣的智能體,盡管人類自身正是由這樣的智能體所組成。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們自身的生物心理構造,是我們更好地了解、創造人工智能和其他生命體并與之建立倫理關系的路徑。

我們會習慣性地忽略這些在我們看不見的世界中運作的分散的、異構的、内嵌的智能體,但我們需要更好地了解它們,以識别真實存在于人類世界的非正常智能體形态。我們逐漸清楚地意識到問題的根本不僅在于新興事物的複雜性,還在于我們難以預測、識别或管理以目标為導向的解決問題的新興智能體。實際上,人類尚未厘清自己到底是如何運作的,更别說人工智能的運作原理了,我們對自身與人工智能的了解是一知半解,而非全面掌握。就像人類繁衍一樣,我們人類可以通過我們不了解的過程和能力制造出複雜的系統。

需要說明的是,我并不是建議各位把人類當作簡單的化學機器,這種觀點不足以推動科學、工程以及個人和社會關系倫理的進步。我無意貶低各個生物體的特殊性,包括像我們這樣具有高度元認知能力的生物。我們是新出現的、具有強大意志力和道德價值觀的高度能動性主體,因為我們是由多層級行為架構組成的,緻力于在不可靠的基質中利用噪聲資料進行意義建構,并做出生死攸關的決定。有關我們與簡單機器互動方法和機制的簡化觀點并不能涵蓋人類的全部,盡管它們也是人類複雜性的組成部分。

是以,用科學驅動的架構取代我們古老的、以人類為中心的排外觀點至關重要,這種架構會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比如在實體宇宙中作為思想的具身化存在意味着什麼,以及我們如何才能理性地向他人展現同情心。認識到人工智能将越來越具備與我們相同的某些特征并不會讓我們自身的特性貶值。作為一個物種,人類在成長的過程中必須摒棄這種零和智能觀。民族心理學和近代科學出現以前的思想與智能概念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而多樣化的智能觀正在發展為一門成熟的科學,讓我們能夠以全新的視角辨識以新興方式具身化智能的同類,進而實作物種的成長。

為什麼多樣化的智能觀如此重要?

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在《伊甸之東》(East of Eden)中寫道“從來沒有東西是兩個人創造出來的。創造的奇迹發生後,群體可以建構它、發展它,但群體本身永遠沒有創造出任何東西,創造的寶貴之處蘊藏在一個人孤獨的思想中。”今天的人工智能正在挑戰我們所珍視的許多東西,尤其是貢獻、所有權和發明等基本概念。舉例來說,如果有人使用人工智能創造出了某樣東西,那麼到底是誰創造了它?人工智能?使用人工智能的人?發明人工智能的人?又或是用來訓練人工智能的作品的創作者?

一切混亂的根源在于我們試圖将創造者、工具、助手和訓練者二進制對立起來。斯坦貝克準确地指出了形成有效思想集合體的困難之處,但他錯誤地認為人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單體,而不是一個由外部和内部的各個部分、能力、驅動力和工具組成的動力網絡所推動的動态過程。

所有智能體都是集體性的。

為了更好地了解創造性過程,開發優化整合創造性主體的新方法,改進促進進步的社會體系,我們需要更好的因果關系和貢獻模型,以支援對發明和發現的積極激勵。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走的路并不遵循“人人參與一切”的陳舊觀念,而是要合理制定政策,優化和提升創造性績效。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已經做到了這一點:單個細胞已經學會了組合成複雜的有機體,讓其在單個組成部分無法觸及的新世界中解決新問題。

我們還必須正視因依賴新生命體或與新生命體建立關系而喪失人性的恐懼。從發現火種到耕種小麥,從自行車到電腦,人類發明的技術總會讓我們思考它們對人類造成的改變。哪些技能和特性對我們的人性至關重要?當我們把注意力轉向更有趣的問題時,我們願意放棄哪些技能和特性?

随着人工智能建立的内容充斥網際網路,我們急于開發各種方法來驗證某些圖像和文本是否由人類建立,我們應該問一問自己真正想要驗證的究竟是“什麼創造了它?”,還是“它是否提升了我們?”評判來源而非評估品質恰恰反映了人性中最糟糕的部分,并強化了“群體内”和“群體外”之間的分化。

在物種層面,我們需要思考我們希望地球(或銀河系)未來應該變成什麼樣。抵制合成生命體或人類增強技術,是否意味着我們希望目前的智人在未來繼續繁衍和占據主導地位?我們是否想要未來的智人像現在的我們一樣,容易腰痛和感染細菌、一樣的壽命短暫、一樣有着為了在大草原上生存而形成的愚蠢的認知偏差?但願不是!

人類的主要特征,無論是壽命還是智力,都不是為了幸福、智慧或任何價值體系而優化的。我們所擁有的僅僅是進化留給我們的,足以確定生存的能力。我們不應該效忠于自身存在的膚淺層面。

随着改善所有具備感覺能力的生命體的具身體驗的能力不斷增強,我們這個物種正進入一個痛苦的青春期。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不能簡單依賴從過去繼承的價值觀和目标,而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和承擔責任,來決定我們未來的努力方向。我們必須接受出錯的風險,同時直面一些棘手的問題:什麼才是我們真正的價值所在?什麼才是艱苦生活的意義所在?

要想變得更為成熟,我們需要将對未來烏托邦式的勾勒抛之腦後,而着眼于付出實際行動去建設我們真正想要的未來。未來的智能應該是什麼樣的?你願意被誰或什麼東西取代?隻有想象力有限、被恐懼和對血統(基因)的執着所支配的物種才會回答“這種存在不會出現”。長期以來,為了擺脫遺傳的限制,我們努力研制出眼鏡,接納了收養孩子的方式,走進學校去學習。但人類前進的步伐不會止步于此,盡管前路荊棘遍布。

最好的未來是什麼樣的?可以肯定的是,人類的壽命長短不再會受到事故和病毒的限制,也不用為了生存而被迫花時間從事無聊的工作,還可以防止DNA随機突變導緻本已有限的認知結構出現缺陷。

如果人類被一群高智商、有上進心、有創造力、富有同情心、生活有意義的生命體所取代,他們在各方面都超越了人類如今的局限性,那将是我所希望看到的長期來說最好的結果,也是我們大多數人希望自己的子女未來生活的世界!讓我們放下對被淘汰的擔憂,轉而思考我們值得被誰淘汰——誰能提升我們宇宙的整體價值,是生物還是技術的變體?或者更有可能是兩者的結合——以及我們如何在這一過程中互相充實彼此的存在。

前進的道路

如果不發展出一種超越真假和你我、有原則的且符合道德的“合成共生體”,我們的文明将無法延續。人工智能的具身化、技術增強的人類和其他即将出現的新生命形式,不會像今天的大語言模型那樣被輕易忽視,它們的弱點讓我們沉湎于“人工智能會對我們做什麼”這個自私自利的問題之中;沉湎于我們能夠完全不考慮人工智能的道德價值的幻想中,因為它們的起源故事與組成與人類不同。

制定有原則的架構,将我們的道德關懷擴充到生命體應該具備的核心品質,這意味着我們不能依賴對“自然”或“人為”的陳舊分類。舊有的基于人的外貌和出身的評價标準已經讓人失望,在未來的幾十年裡甚至會更糟。我們與他人打交道的個人架構以及我們的法律體系,必須開始适應新興科學的崛起,而這些新興科學主要是基于潛在智能的延續性。

這種錯誤會出現至少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物我關系”(objectophelia)——一種與物體的錯位關系,這些物體看似充滿思想,但卻在愚弄我們,它們并不具備與我們建立深厚關系的能力。另一個極端是“隻愛同類”。這種思維模式更糟糕,會導緻道德喪失,而我們的曆史就充斥着此類事件。為了確定我們對即将到來的、不可避免的、非傳統的、有感覺力的生命表達善意,首先要關注彼此之間的共同點,然後再建構一套基于啟發法的、合理的關系準則。

像“它像人類思維嗎?”這樣的狹隘問題既不能預測風險,也不能預測道德責任。可能存在的智能體有如天文數字。其中一些是危險的;還有許多需要愛,也值得被愛。新興的生物工程、認知和資訊科學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工具,來回答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人類究竟是什麼、人類珍視什麼以及人類願意克服哪些由恐懼和自私驅動的功能性同情的限制等等。從自我反思的起點開始的旅程,既是向外探索宇宙的旅程,也是向内探索我們自己的旅程,因為正如任何深刻的創造行為一樣,我們在了解自己的同時,也在了解我們所創造的系統。

原文連結:

https://www.noemamag.com/ai-could-be-a-bridge-toward-diverse-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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