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詞中“生活在别處”的浪漫想象

文人士大夫在詩詞中常表期待歸隐田園和山林之意，而詩詞中也常言向往寄身江海。但不同于歸隐田園的躬行實踐，詩人的江海餘生，側重彰顯漂泊中的自由灑脫，是對“生活在别處”的浪漫想象。

一

“江海”作為常見意象，除實指江河湖海外，也表心胸開闊、才情過人之意。當表退隐之志時，常與“魏阙”“蓬萊閣”相對，詩人自稱“江海人”。如高适《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見贈之作》：“箕山别來久，魏阙誰不戀。獨有江海心，悠悠未嘗倦。”杜甫《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其三：“暫住蓬萊閣，終為江海人。”同時為顯高潔不俗，常與“鷗盟”典故結合，如劉長卿《禅智寺上方懷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創》言：“平生江海意，惟共白鷗同。”

當江海表隐逸時，最典型的表達是終老江海。這非文人騷客的獨有想象，孔子就曾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因失意而欲退隐是文人常态，但終老煙波中更重灑脫之意。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别校書叔雲》便非常典型，“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因遭遇挫折而想揚長而去。另一範例是蘇轼《臨江仙·夜歸臨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李白與蘇轼的想象潇灑且快意，這固然與兩人性格有關，但即使柳宗元也曾言“幸因解網入鳥獸，畢命江海終遊遨”（《寄韋珩》）。顯見詩人的江海餘生不僅意欲逃離塵勞，更期待寄身江海後的超脫，如曾鞏《人情》言：“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風月上扁舟。”呂文仲《題義門胡氏華林書院》其三：“他年濯纓江海去，終期此日挹浮邱。”即使時間未定，但能“終遊遨”，也足以慰當下，振奮人心。

在這類想象中，“江海”常與“五湖”結合。越王複國後，因其“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吳越春秋》），範蠡“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國語·越語下》）。李白尤愛此典，《贈韋秘書子春》中“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翩然而去的範蠡，實作了李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俠客行》）的理想。其他詩人也有此意，王安石《世上》言：“範蠡五湖收遠迹，管甯滄海寄餘生。”耶律楚材《和武川嚴亞之見寄五首》其一雲：“何日功成歸舊隐，五湖煙浪樂餘生。”

範蠡“乘輕舟”而去，故“小舟”“扁舟”也是高頻意象。“扁舟”雖自由，卻隻夠容身，不能如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所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但駕扁舟于江海間，不再附着權力體系，也不留戀私人情感，正是“泛若不系之舟，虛而遨遊者也”（《莊子·列禦寇》）。除此二意象外，也有其他江海餘生想象，如杜牧《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煙波不計程。”淩雲翰《松月齋為張克敬賦》：“不用乘槎天上去，且于江海老餘生。”

詩人想象“寄餘生”的“江海”，是一片風平浪靜的水域，不論人生失意還是功成身退，都能于其中徹底遠離塵世紛擾。

二

将江海餘生與歸隐田園相較，更能顯其差異。固然二者都意在脫離仕宦塵勞，不再被世俗和權力束縛，進而掌握人生自主性。且從可行性言，似乎都可付諸實踐。但江海餘生中，不論是“江海”“五湖”還是“扁舟”，都非具象所指，也非實際規劃。以蘇轼為例，他多次表示人生遠景是和蘇轍“歸田”，其《送竹幾與謝秀才》言“老去歸田隻此身”，《除夜病中贈段屯田》又說“歸田計已決”，後來蘇轼也确實在宜興買地。是以歸田操作性強，也不乏陶潛般的踐行者。再看“江海寄餘生”，則更像是江邊那個寂靜深夜裡倏忽而至的念頭，隻是暫時忘卻營營。

即使“歸田”也處于想象或設想階段時，與想象江海也不盡相同。歸田想象中常言及農事生産與鄉居日常。陸遊《歎老》言“寓世極知均醉夢，餘生隻合老耕桑”；庾信《歸田詩》開篇便言“務農勤九谷，歸來嘉一廛”。即使任性疏狂如李白，想象歸田時，也言“東臯多種黍，勸爾早耕田”（《贈崔秋浦三首》其二）。歸隐田園指向避世，但生活居所和行迹依然有迹可尋。

而想象江海餘生時，生活氣息并不濃郁，多為用典或概括呈現。如環境書寫多關注煙波、日月等廣闊渺遠景象，行端《海翁》：“餘生甘自老扁舟。四溟高卧月如晝，閑把漁蓑枕白頭。”而除了這位“漁翁”，其他詩人也常以“卧”的姿态出現，李白《遊謝氏山亭》言“淪老卧江海，再歡天地清”；盧僎《初出京邑有懷舊林》雲“晨趨天日晏，夕卧江海閑”，凸顯其悠然自在。即使涉及細節，仍重在詩意化，如蘇轼《南歌子·湖景》：“餘生寄葉舟。隻将菱角與雞頭。更有月明千頃一時留。”蘇轼想象在小舟上食用菱角雞頭，感受明月相照。舒嶽祥則言“安得一蓑江海去，持螯作鲙卧鸱夷”（《六月十一日山窗散愁》），于江海上身披蓑衣，過着畢卓、範蠡式惬意生活。可見江海餘生的日常隻是詩意想象的載體。雖然田園牧歌和真實農事生産也相去甚遠，但那多源于身份和視角差異下文人的藝術化處理。江海與田園相較，二者一虛一實。

同時詩人對歸隐田園與江海的歸屬感也有明顯差異。通常前者言“歸”田園或“歸隐”山林，而想象江海時，蘇轼等人言“寄”，更常見的動詞則是“去”。除前文詩詞中已頻現的“江海去”，蘇轼《次韻錢穆父會飲》也言“逝将江海去”。還有如杜甫“欲浮江海去”（《送韋書記赴安西》）；嚴羽“殘生江海去”（《有感六首》其四）等。“寄”與“去”都表明“江海”給人距離感，以及自身面對江海時的客體狀态。“歸”與“去”之間，既是詩人現實遭際和詩思的流轉，也是對二者心理歸屬親疏的差異。“歸”田是農耕民族對土地和耕種的天然親近，當遭遇失意，便想退隐到純樸安心的山野鄉居生活。而“去”江海，則是去他方開啟新旅途，同時将現實困境及人世羁絆皆抛之腦後。田園作為可以回歸的撫慰身心的溫馨家園，是承接失意人生的最後歸宿，而江海餘生則是舍棄一切決絕而去，從此栖居于随心遨遊的詩意遠方。如岑參《青龍招提歸一上人遠遊吳楚别詩》曰“忘機厭塵喧，浪迹向江海”；李谷《次延興島》雲“書劍年來違素志，江湖此去寄餘生”；範梈《題姑蘇丁氏一樂齋》言“扁舟一去江海遠，事實由己非由他”等，皆顯灑脫不羁之意。

與歸隐田園相較，江海将生活行迹的穩定性全然打破，不再遵循世俗價值和标準。“散發弄扁舟”，甚至連最基本的形貌禮儀也不複講究，一切都“由己非由他”。換言之，漂泊江海是想象脫離既有生活軌道和權力體系，并在全新的生活模式中随心所欲。其不僅追求“歸田”中心靈的出離和超然，更期待将身心從塵世全然抽離，這與孤身仗劍天涯的俠士殊途同歸，皆在蹤迹不定的漂泊中獲得自由。是以部分言寄身江海的詩詞，不僅突顯灑脫恣肆，還不免負才任氣的不平之意。而想象與現實間判若雲泥，真實的漁人生活，除了生存方式迥異，更有漂泊的孤寂，恰如胡俨《題米元晖畫》其一中雲：“獨泛扁舟江海上，信知天地一浮萍。”向往江海餘生的詩人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正因深谙這不過是臆想的幻夢，才能如此自由放任的快意。這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片刻，因為即使在“江海去”的想象中，依然有詩人囿于塵俗的掙紮。如李彌遜《同天隐少章遊嵩少懷元明》雲“苦欲泛江海，有親在高堂”；許景衡《寄邱覺》言“每欲扁舟老江海，不堪五鬥尚塵埃”。是以将江海塑造成逍遙物外的想象空間，也是詩人面對現實牢籠時的自我抗争。

從形式上看，江海餘生是安土重遷的陸地生活者對充滿流動性的水上生活的詩意化想象，而剝去想象的外殼，實則是文人士大夫對自我心靈的開解和補償。在想象的過程中，詩人得以暫時抽離“長恨此身非我有”，忘卻“人生在世不稱意”，幻想在寄餘生的“江海”裡，擺脫塵勞纏縛，獲得身心的解脫與自由。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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