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7和18世紀耶稣會在華傳教事業的著名哲學家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茲于1697年寫道：“我認為這一傳教事業無論對于天主的榮耀來說……還是對于人類的普遍幸福以及科學與藝術的發展來說，無論是在我們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是目前最重大的事件”。[1]在那個時代，歐洲人對中國具有非常濃厚的興趣，對于西方來說，中國是陌生而神秘的，他們隻有憑借耶稣會士的記述才對這個國家略有所知。是以，耶稣會士堪稱第一批漢學家。中國和歐洲的學者與文人之間的文化交流由是産生。
在為博西耶爾夫人所著《17和18世紀在中國宮廷的一位比利時官員——安多，1644—1709。安多平施》（Un Belge mandarin à la Cour de Chin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ntoine Thomas. 1644—1709. Ngan To P’ing-che）（以下簡稱《17和18世紀在中國宮廷的一位比利時官員——安多》）一書所作的序言中，謝和耐（Jacques Gernet）的評述頗有見地，他說：“從利瑪窦于1583年進入廣東到錢德明神父于1793年在北京去世，早期耶稣會在華傳教事業令人興味盎然，這不僅僅是由于它在這一時期的傳教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以及對中國的發現與著名的禮儀之争在歐洲激起的波瀾，而且是由于它向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同文明之間進行接觸的最引人注目的範例。中國與歐洲的文化和曆史同樣豐富多彩，而且他們都堅信自己的傳統具有普遍價值。毫無疑問，從來沒有兩個如此不同的世界為了互相了解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2]耶稣會或許是當時能夠建立這種功勳的唯一修會。
耶稣會士在北京宮廷中的影響持續了近兩個世紀，可以說從未中斷過，這種情形在歐洲乃至教會曆史上可謂絕無僅有。可惜的是，教宗克萊孟十四世于1773年7月21日敕令解散耶稣會，結束了這段曆史。人們很難想象，為了保住在中國宮廷中的地位，這些耶稣會士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要有多麼堅定的信仰，要保持多大的耐心，要經曆多少挫折，要使用如何機敏的交際手段，有時還要冒生命危險。甚至在京城以外的基督徒遭受最嚴重迫害的時期，他們也能夠保住自己在宮廷中的位置。
在這兩個世紀中，耶稣會有數以千計的會士被修會培養成既是學者又是傳教士的精英人物。我要再次引用謝和耐的話：“毫無疑問，傳播福音從未苛求如此多種多樣的才幹和技能。為了滿足學界的期望，尤其是宮廷的需要，幾乎沒有這些傳教士未涉足的領域：數學、天文、醫學、繪畫、音樂、建築、機械……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也長期緻力于學習中國文言與學術傳統。他們在如此艱難的境遇中從事工作的勇氣令人肅然起敬”。[3]
然而，耶稣會士的科學與文化工作并非其事業的首要目标。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個傳教事業。這些耶稣會士抱着使中國人皈依基督的理想啟程來華。該會在華的曆史可以上溯至亞洲偉大的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在使不少印度群眾接受福音之後，沙勿略來到日本，他意識到了兩件事情：首先，在與具有高深文化修養的民族接觸時，顯而易見的是，要傳播福音，就必須重視該國的文化與宗教；其次，最好的方法是先從知識精英、皇帝、高官和文人入手。因為群眾景從他們。他同時認識到，日本的高度文明源自中國。是以，如果要歸化亞洲，就必須前往中國，設法觐見皇帝。
為了實作其夢想，沙勿略啟程前往中國。但他滿懷遺憾地于1552年12月2日在中國大門口的一座小島——上川島上去世。就在幾個星期之前（1552年10月6日），利瑪窦（1552—1610）——一個将要實作沙勿略夢想的人、耶稣會在華傳教事業的奠基者——誕生于意大利馬切拉塔（Macerata）。居于沙勿略與利瑪窦之間的是另一位氣魄非凡的耶稣會士，即耶稣會亞洲視察員、那不勒斯人範禮安神父。他本人亦懷有沙勿略式的夢想，并選擇其意大利同胞羅明堅和随後的利瑪窦這兩位才華出衆的學者着手開拓中國傳教事業。在投身于這一巨大的冒險性事業之前，他們必須先深入了解中國的語言與文化。
在那個時代，西方人對中國所知甚微。他們隻能逐漸揭開這一稱之為中華帝國的幅員遼闊的國家的面紗。中國以世界的中心自居，視其他國家為藩屬或附庸。它把外國人當作未開化者加以提防。漫長的國境線被封鎖起來并加以嚴密警戒。這個國家的行政體系組織嚴密，權力高度集中。在數個世紀裡，中國文明一直居于歐洲文明之上。經羅明堅和利瑪窦多番懇求，廣東總督終于邀請他們到其轄區首府[4]展現歐洲豐富的文化與科學技術。
這一艱巨事業的成功要特别歸功于利瑪窦，他比羅明堅年輕、更具天賦、也更有備而來，後者受範禮安的派遣于1688年傳回羅馬。耶稣會士的出發地是澳門半島，明朝皇帝出于通商目的而将此地讓予（應是強行租占——譯者）葡萄牙人，澳門遂成為歐洲人商業與宗教活動的中樞，後來它卻變成反對耶稣會在華傳教事業的堡壘。1583年9月10日，羅明堅和利瑪窦獲得進入廣東的許可。在成功地進入北京（1601年1月）并得蒙皇帝召見之前，利瑪窦還要付出17年艱苦不懈的努力。利氏是以傑出的中國文人和西方科學家的身份出現的，他以其豐富的數學、天文、地理知識和對中國經籍的了解而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利氏才智超群，天賦過人，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同時，他和藹可親，性格堅毅，談吐儒雅，善于交際，友朋遍布朝野，并赢得了皇帝及其近臣的信任。
利瑪窦因其新開創的傳教方法而聞名。這位大膽的革新者将中國傳統的精華要素融入教理，使天主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相适應。他允許基督徒祭祖敬孔，認為這些純粹世俗的禮儀已不再具有宗教意味。他也運用中國傳統的宗教術語來翻譯天主教的概念，如“天主”（Dieu）。這種本土化（inculturation）是一種變革性的傳教方法，它很快就遭緻反對（詳見下文）。
其他耶稣會士繼承了利瑪窦的傳統。和他一樣，這些人素養頗高：意大利人龍華民，尤其是德國人湯若望和弗拉芒人[5]南懷仁。南懷仁這一學識淵博的天才後來成為年輕而充滿活力的康熙皇帝的心腹，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負責北京觀象台和修曆工作（1669—1688）。[6]南氏接受了清朝官銜。耶稣會士執掌這一進階職務直至1774年。
福音傳播方面，耶稣會士的努力也結出了碩果。據統計，1624年有1.3萬名基督徒，其中士流頗衆。1650年，基督徒人數約為15萬，1664年為25萬。到17世紀末，基督徒人數已達30萬，這種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康熙皇帝的寬容與同情。在18世紀接連不斷的教難中，基督徒群體通常在秘密狀态下得以幸存。
在南懷仁來華之時，耶稣會在華傳教團體是一個葡萄牙傳教團體，盡管大多數傳教士都屬于其他國家。1493年，教宗亞曆山大六世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就已經發現和尚待發現的新大陸進行劃分。他也将傳布福音的責任托付給兩國的國王，而沒有預見到這會導緻什麼樣的弊端。[7]保教權經常被用于促進政治和商業利益。大體上說，除菲律賓被西班牙占領外，亞洲成為葡萄牙的勢力範圍。
傳教士到東方來必須乘坐葡萄牙船隻，持葡萄牙護照，為葡萄牙利益服務。耶稣會在印度設立了修會會省（設于果阿），下轄日本副省和中國副省（分設于澳門和北京）。葡萄牙在印度支那、日本和中國粗暴地行使其保教權，這些國家并沒有淪為它的附庸，但它與這些國家保持着商業往來。
為了確定中國傳教事業的未來，南懷仁于1683年派遣其同會會士、比利時人柏應理返歐招募精通數學和天文學的傳教士。[8]通過路易十四的大臣和國務秘書科貝爾的介紹，柏應理終于引起了太陽王的關注。國王被他的這一理念所打動，并相信通過這種方式，法國可以在亞洲，尤其是在中國擴大自身的影響，因為法國在這一地區落于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英國之後。國王決定向中國皇帝派遣6位精通數學的耶稣會士，并賦予他們巴黎科學院通訊院士的頭銜，而根本不理會這樣做是否會招緻羅馬和裡斯本的不滿。此項事業完全由法國國王資助。
1685年3月，“皇家數學家”們在布雷斯特（Brest）登上一艘法國船，他們是：洪若翰、張誠、李明、劉應、白晉和居伊•塔夏爾。塔夏爾後來留在暹羅。其餘5位于1687年7月23日抵達中國南部港口甯波，盡管葡萄牙人試圖阻止他們并将其遣送回歐洲，他們還是于1688年2月8日進入北京。葡萄牙人把這些法國人視為僭越者和競争對手。多虧南懷仁向康熙皇帝薦言，這幾位“數學家”才能一路順風抵達北京。不幸的是，南懷仁于1688年1月去世，離他們到達隻有幾天時間。康熙皇帝對數學家們禮遇有加，并留白晉和張誠在内廷服務。其餘3位傳教士得到允許，可在帝國境内任何地方居住并傳教。盡管遭到葡萄牙耶稣會士的反對，張誠還是成為南懷仁的繼任者。
由于和葡萄牙人同住顯得難以忍受，康熙皇帝遂于1700年為法國耶稣會士另外提供了一處寓所。路易十四要求羅馬耶稣會總會長通過任命一位地方“總會長”的方式，賦予法國在華傳教團體特殊地位。耶稣會總會長于1700年同意了這一要求，選擇張誠擔任這一職務，并授予他副省會長的權力。自此，法國耶稣會在華傳教團體不再隸屬于葡萄牙耶稣會中國副省。
鑒于康熙皇帝在天主教傳教史上所扮演的非凡角色，有必要就其作特别說明。他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位皇帝，也是中國最負盛名的皇帝之一。他生于1654年，1662年即位，1667年廢除他的攝政王，在位61年之後于1722年去世。他是一個非常睿智、有深厚學養、充滿活力的人，是一位卓越的統帥和君王。他要求耶稣會士向他講授歐洲科學，以完善其知識。這些耶稣會士也向他講授天主教教義。皇帝對這些神父要求甚高，但同時又對他們表現出極大的信賴和真正的器重。他允許他們自由傳教。
康熙和他同時代的路易十四具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路易十四一樣，康熙也是一位專制君主；和路易十四一樣，他在位時間也很長，也居住在金碧輝煌的宮殿之中，甚至比太陽王的宮殿還要壯麗。他們互贈禮物。康熙期望耶稣會士能完全效忠于他，并不接受他們對于其他最高統治者還具有義務這一事實。
在17和18世紀，人們已對耶稣會傳教的曆史産生濃厚興趣；今天，它仍然是曆史學家、漢學家和傳教士深入研究的對象。但是，人們的注意力首先指向耶稣會士最著名的代表，如利瑪窦、湯若望、南懷仁等主要人物。稍微次要的人物或多或少地被遺忘了，然而，他們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博西耶爾夫人已經出版了兩部著作，第一部著作于1977年在巴黎問世，題名為《17和18世紀在中國宮廷的一位比利時官員——安多》，第二部著作于1982年在巴黎問世，題名為《殷弘緒和17世紀中國對歐洲的貢獻》（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 et l'apport de la Chine à l'Europe du XVIIe siècle）。此後，她着手研究另一位偉大的傳教士張誠的大量書信和著述。在張誠擔任法國在華傳教團體總會長期間，安多是他的合作者，殷弘緒則是他的繼任者。他們三位有許多共同點。對張誠的生平和活動進行描述有助于人們更好地了解法國在華傳教團體這段最令人感興趣的曆史。
張誠是南懷仁當之無愧的繼承人。他溫文爾雅，具有非凡的語言天賦、卓越的地圖測繪能力和外交談判能力。康熙非常寵信張誠，而張誠則為皇帝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服務。
中國在這一時期正卷入多起沖突之中。首先在中俄邊界存在對抗。阿爾巴津或雅克薩前哨就是中俄兩國數次交戰的戰場，此處幾經易手。為了解決另一個沖突——蒙古的喀爾喀部和厄魯特部之間的部落戰争——中國人希望和平，康熙皇帝同意與俄國人談判。由于中俄兩國之間不具備進行談判所需要的通用語言，康熙皇帝選派徐日昇和張誠充任譯員。
中國代表團為到達談判地點所做的第一次嘗試失敗了。實際上，為了到達談判地點，必須穿越一片戈壁沙漠以及蒙古部落正在交戰的地區。他們于1689年所做的第二次嘗試獲得了成功，尼布楚（會談所在地）談判也進展順利。[9]多虧張誠在談判期間的居間調停起了決定作用，尼布楚條約于1689年9月6日得以簽訂。
這一條約具有相當重要的國際意義，它是近代中國與西方強國訂立的第一個條約。對于中國來說，它開啟了一個與歐洲合作的新時代。
毫無疑問，如果沒有耶稣會士的幫助，這一條約是不可能成功締結的。然而，他們的處境是相當困難的。他們既不能偏向俄國，也不能偏向中國。與此同時，他們還必須盡力保護耶稣會的利益，因為耶稣會想開辟一條通向中國的陸路。
一部分是為了回報耶稣會士為此次談判成功所作的貢獻，康熙皇帝于1692年頒布了“寬容谕旨”，準許天主教在華傳布。[10]
利瑪窦去世後，他的傳教方法在傳教士之間所引起的争論持續了一個多世紀。[11]少數耶稣會士深信，遵守利瑪窦方法的基督徒是偶像崇拜者和沉湎于信仰調和論的人。自菲律賓入華的其他修會的西班牙傳教士也批評利瑪窦的傳教方法。他們的傳教方式是那種“白闆”方法。[12]此外，隸屬于新成立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法國傳教士也與耶稣會的反對者聯合起來。
為了使印度支那、日本和中國擺脫葡萄牙保教權的控制并把傳教事業掌握在自己手裡，教宗親自派遣服從宗座代牧的傳教士前往這些國家，他們全都是法國人。葡萄牙人也把他們視為僭越者。但在禮儀之争中，他們也加入了法國耶稣會士的敵對陣營。他們的宗座代牧之一顔當在攻擊中國禮儀中就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釋出教令禁止傳教士和基督徒行中國禮儀，向羅馬聖職部發出呼籲，并提醒巴黎的索邦（Sorbonne）神學院。
羅馬的判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是傾向于耶稣會士的，但由于從中國不斷傳來對耶稣會士的指控，其态度也很快發生了變化。羅馬最後以禁行中國禮儀結束了這場争論。除了宗教上的原因以外，在其中起作用的還有民族和政治的因素，甚至商業活動也對此有所影響。資訊傳遞得極為緩慢也十分誤事，在中國和羅馬之間，一次信件往複有時需要三四年的時間。
17世紀末，禮儀之争在歐洲，尤其在法國引起強烈反響。耶稣會士的死敵——楊森派和索邦神學院禁止使用利瑪窦的傳教方法。
教宗克萊孟十一世決定禁止中國禮儀，并派遣铎羅主教為特使，攜其敕令前往中國。為了向康熙皇帝通報教宗的決定，铎羅于1705年12月4日抵達北京。這次不當的通路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他的魯莽行為觸怒了康熙，皇帝決定将其遣送回澳門。康熙皇帝被激怒不僅是因為中國的内部事務遭到了外來勢力的幹涉，還因為這一外來勢力無視他已經發出的有關中國禮儀之世俗性的正式谕令。他禁止公布教宗敕令。1706年，他廢除了1692年的寬容谕旨，要求所有想居留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必須領“票”，即傳布福音的許可證。他們還必須保證遵循利瑪窦規矩，不傳授任何有違中國傳統的東西。這一決定在傳教士和基督徒中引起極大恐慌，最終成為他們遭受迫害的動因。拒絕領票的傳教士被驅逐出境。
得悉中國這一令人不安的情形之後，教宗克萊孟十一世于1720年另遣嘉樂為特使前往中國。康熙皇帝拒絕接見他，迫使其離開中國。[13]此後傳教士的處境每況愈下。
張誠神父于1707年去世，他與禮儀之争關系極為密切，這一争論在他的最後歲月裡不斷激化。為了促成康熙皇帝與铎羅特使的互相諒解，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和康熙皇帝之間長期存在的友誼也是以而受到損害。他進退兩難：一方面，耶稣會士的反對者指控他不遵行教宗的指令；另一方面，中國皇帝被教廷的公開行動所激怒。張誠首先尋求和睦與妥協，如向其同胞、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先生們”表示友好，而他們卻和他的對手過從甚密。
康熙皇帝雖然繼續信任張誠，但已大不如前。他對張誠的信任有所減弱的迹象可以通過這樣一個事實得到說明：當張誠安葬的時候，沒有任何來自康熙皇帝的正式表示。
像此前的兩部著作一樣，為了撰寫這部新著，博西耶爾夫人不僅要有很強的語言能力，而且要有極大的勇氣和耐心。她需要查閱許多散處各地的檔案文獻！我們隻能對這一崇高的工作表示敬意……這是一項需要為之付出長期努力的工作。我們要感謝她使我們有機會利用其有趣的發現。
願她的著作能夠對人們認識耶稣會在華傳教這一不朽事業作出真正的貢獻。無疑，在這一領域裡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如解讀歐洲的檔案，如有可能的話還要查閱中國的檔案，我們希望這一日子為期不遠。
聖母聖心會士歐麥爾•德格裡傑斯（Omer Degrijse, C.I.C.M.）
[1]伊莎貝爾和讓•路易•維斯埃爾編：《耶稣會士中國傳教信劄（1702—1776）》（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巴黎，1979，第13頁。
[2]博西耶爾：《17和18世紀在中國宮廷的一位比利時官員——安多》，巴黎，1977，序言，第7頁。
[3]博西耶爾：《17和18世紀在中國宮廷的一位比利時官員——安多》，巴黎，1977，序言，第8頁。
[4]指肇慶。——譯者注
[5]弗拉芒人（Flamand）指比利時北部地區講荷蘭語的居民。——譯者注
[6]由于曆法負有調節群眾社會與宗教生活節律的職責，是以每年的修曆工作非常重要。
[7]原文中的Patronato和padroado均為“保教權”之意，前者為西班牙文，後者為葡萄牙文。——譯者注
[8]參見韓德力編：《耶稣會士柏應理（1623—1693），将中國介紹給歐洲的人》（Philippe Couplet, S.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華裔學志專題系列”，德國聖奧斯定，1990。
[9]Nertchinsk（涅爾琴斯克）：中國傳統名稱為“尼布楚”，1658年俄國強占該地并将其改名為涅爾琴斯克。——譯者注
[10]參見博西耶爾：《17和18世紀在中國宮廷的一位比利時官員——安多》，第80、81頁。
[11]為了解更深入的闡述，請參看博西耶爾：《17和18世紀在中國宮廷的一位比利時官員——安多》，第91—108頁。
[12]白闆（tabula rasa），指人出生時未受外界和自身經驗影響的純淨的心靈。——譯者注
[13]1720—1721年，康熙曾數次召見嘉樂，亦未曾強令其離境。——譯者注
推送後記：就原著及譯稿中可能存在的舛誤，審校者曾提出修改建議，但從最終出版稿來看，部分意見并未被接受，是以出現了諸如“17和18世紀耶稣會在華傳教事業的著名哲學家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茲”（“序言”第001頁）“等表述，不一一列舉。敬請讀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