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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編輯：史在沒有錢
前言
在1966年6月，中國周總理在釣魚台國飯店與越南總理範文同會面，但由于某種原因範文同被安排在狹小的三号樓，引起了周總理的不滿。這一小插曲背後，是國家禮儀和外交待客之間的微妙關系。
經過周總理的親自協調，範文同最終被安排在他熟悉且舒适的8号樓。周總理親自確定越南總理被安置在他希望的地方，展現了他對外交禮儀的重視和對友好鄰邦的尊重。但範文同的微妙反應是否意味着他對此不滿？下面小史就帶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66年6月越南總理範文同莅臨中國通路，原定由周總理親自迎接，但因故改由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接待。抵達北京機場後李先念親自率領代表團前往釣魚台國飯店。範文同雖未表露不滿但心中隐隐有些失望，因他曾在上幾次通路時入住過較為寬敞的8号樓。
到達3号樓時範文同眼中閃過一絲疑惑，但未言語。然而周總理在下午親臨3号樓會客廳時，立即注意到越南代表團的安排，并感到不滿。他立即找來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追問住宿安排的細節。
得知3号樓是臨時騰出來的，周總理追問為何不安排在6号或8号樓。禮賓司副司長解釋說，6号樓已安排了巴基斯坦議長，而8号樓則是江某同志的住所。周總理對此感到不滿，他指責對方應該将問題報告上級解決，而不是獨自承擔。
事後周總理親自與江某協商，江某同意騰出8号樓給範文同。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向範文同道歉并提出搬至8号樓，表示受到了周總理的批評。範文同對周總理的盛情表示感激，表達了誠摯的謝意。
1973年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越南總理範文同一同來華通路，這次通路并非僅僅是例行交流，而是帶着重大要求前來。越南方面提出了一個龐大的援助計劃，希望中國能夠提供81億人民币的支援，這一要求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是相當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立即實作的。
是以面對這一要求周總理提出了一個更為實際的方案，計劃在幾年的時間内逐漸提供援助，首先确定了25億元的援助金額，然後再進行詳細的分類計算。然而越南方面對這一計劃顯然并不滿意，他們希望得到更多的援助。
從81億元到25億元的降低，這次談判無疑是艱難的。會談期間越南代表團不斷提出要求，甚至反複變卦。周總理在談判中不僅需要保持頭腦清醒，還需要想出應對的政策。
周總理在談判過程中展現了非凡的毅力和智慧。盡管他已經工作了三十多個小時，但他仍然竭盡全力保持清醒。為了應對疲勞，周總理不停地喝茶，但茶并不能使他完全清醒。為了繼續談判他請求服務員給他拿一條濕毛巾。這條濕毛巾讓周總理稍感清醒，但仍然不夠。于是他又請求一條熱毛巾，希望通過熱毛巾來提神。
在談判過程中服務員每隔十分鐘就會給周總理送來一次被熱水燙過的毛巾。這些毛巾讓周總理在疲勞的狀态下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度，使他能夠應對越南代表團的提問，并做出明智的決策。
談判一直持續到太陽升起的時刻。在結束會談後周總理離開了會場。然而當周總理離開時服務員們并沒有上前送行，而是默默地站在原地，目送着周總理的離去。這一幕讓在場的上司們感到納悶，但他們并不知道背後的故事。
原來這兩位服務員在為周總理擰毛巾的時候，由于毛巾中的水太燙，導緻她們的手被燙出了水泡。盡管她們感受到了劇痛，但為了不讓周總理發現她們的痛苦，她們隻能遠離周總理，默默地承受着疼痛。正是這種無私的付出，讓周總理能夠在艱難的談判中完成了使命。這個小小的細節展現了周總理的卓越上司力和對國家利益的無私奉獻。
援助協定簽字後，按照慣例外國代表在完成北京的公務之後會被安排參觀中國各地。對于越南代表來說也不例外。然而周總理總理在選擇參觀地點時經過深思熟慮，他特意安排越南代表參觀中國革命聖地延安。為何要安排越南代表去延安呢？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公事，一個是私事。
公事上越南代表此行索求援助"獅子大開口"，讓周總理心中不快。是以他希望越南代表能親眼目睹中國西部、特别是延安這些貧困落後地區的真實面貌。在國際外交中，這種安排有着特定的含義。
它意味着中國對越南所提供的國際主義援助并非輕易得來，而是來之不易的。每一分援助都是中國老百姓省吃儉用、勒緊褲腰帶節省下來的。周總理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越南代表明白中國援助的誠意和不易，以及中國人民對于這份幫助的珍視和努力。
私事上延安對于中國共産黨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曆史意義。延安是中國革命的搖籃，是中國共産黨上司中國革命鬥争的重要基地。是以讓越南代表參觀延安也是向他們展示中國共産黨的光輝曆史和偉大成就，以增進兩國之間的了解和友誼。
抵達延安後周總理仿佛回到了家鄉一般，與延安的老百姓親切握手。他帶領代表團登上寶塔山，遠眺延安的美景，心情愉悅。接着他們參觀了棗園，這個曾是中共中央居住地的地方，見證了抗日戰争的勝利和解放戰争的準備工作。
對于周總理而言，棗園是充滿回憶的地方。在那段艱苦歲月裡，毛主席、周總理以及其他元帥們每天隻睡幾個小時，密切關注着戰局，不斷策劃和指揮着東北、華北、華東和中原地區的戰争形勢。這些回憶讓周總理感慨萬千，也讓範文同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國的曆史和精神。
範文同回到北京後，他的心情十分複雜。延安之行讓他深刻領悟到國家來自于人民内心深處的精神力量，這使他的心頭湧動着各種思考和感慨。回到北京後他主動找到周總理，提出了減少援助金額的請求。經過周總理的同意和協商，外交風波得以妥善解決，範文同也是以圓滿完成了這次外訪任務，回國了。
大陸之是以一直幫助越南，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當年新中國成立之際胡志明主席立即承認了新中國，并公開呼籲“同志加兄弟”，這一舉動不僅彰顯了越南對中國的友好态度，也表達了雙方建立穩固關系的願望。然而為了維護這一“兄弟國家”，中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1950年1月18日新中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正式建交，這标志着兩國關系的正式确立。當時越南面臨着來自西方國家的壓力，但中國毫不畏懼。劉少奇在接見越南駐華大使黃文歡時堅定表示，中國的承認将會推遲法國對中國的承認。這展示了中國政府對越南的支援态度。
随着越南北部形勢日益危急，胡志明親自趕到中國請求援助。毛主席對此表示：“我們是同志加兄弟，更是近鄰。”這一豪言壯語展現了中國對越南的義務與情誼。羅貴波更是提出将中國軍事顧問派往越南戰場，得到了毛主席的全力支援。
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親自訓示下，中國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包括槍支、火炮和飛機等，為越南的抗法戰争和抗美戰争提供了有力支援，随着時間的推移，越南對中國的依賴似乎變得越來越薄弱，他們對援助的貪婪态度引起了中國的警惕。
整個抗美戰争期間，中國向越南提供了巨額援助，但越南卻對此不滿足，逐漸展現出對中國的過度依賴。這一情況讓中國政府感到困擾，他們意識到必須與越南進行深入的溝通和協商，以確定雙方關系的健康發展。
之後周總理的身體狀況卻日益惡化。盡管身體已經消瘦，但他仍然堅守在工作的第一線，不分晝夜地為國家和人民勞碌着。直到最後一刻周總理都沒有忘記延安的父老鄉親們。然而他最終未能實作與延安群衆的約定，在1976年1月8日，周總理與世長辭，享年78歲。
1976年，周總理的離世給整個國家帶來了沉重的悲傷，他的一生都緻力于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謀未來。在周總理去世後不久，中央決定出版《周恩來選集》，以紀念這位偉大的領袖。
在編輯《周恩來選集》時，有一筆兩萬塊錢的稿費要給周總理的夫人鄧穎超。然而，鄧穎超并沒有接受這筆稿費。她心懷崇敬之情，想起了周總理1973年去延安時的一段談話。
鄧穎超回憶起當時延安人民的艱苦生活，雖然如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仍有一些地方存在不平衡。她知道周總理已經無法目睹這些變化，但他的心願是希望能夠幫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們。是以鄧穎超決定将這筆稿費送給延安，讓他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鄧穎超非常低調她一再囑托衛士不要宣傳，不要登報。然而衛士仍然決定尊重鄧大姐的意願，第二天将兩萬稿費請中央辦公廳寄給了延安。盡管鄧穎超不希望這件事情被宣傳，但在延安的報紙上還是低調地登了這一條消息。
這個小小的舉動，代表着鄧穎超對周總理的深深懷念和尊敬，也展現了延安人民對周總理的深厚感情。這段溫馨的故事，成為了周總理生前和他的伴侶之間永恒的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