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漢唐絲路紀行文學的演進曆程具有階段性特征,據其在創作數量,經驗積累、體式形态等方面的變化,大緻可将其發展過程分為初始期、發展期、繁榮期。絲綢之路是如何開始的呢？
«——【·發展階段·】——»
絲路紀行文學作品開始創制,體式并未定型,創作數量有限,張骞與班勇的創作對絲路紀行文學主要文體與風格的确立均産生重要影響,曹植與張載絲路紀行賦的創制豐富了絲路紀行文學文體。
發展期,絲路紀行文學創作經驗漸多,數量增大,體式逐漸定型,晉隋文士對絲路紀行文學的行記(行傳)體、詩歌體、疏诏體進行探索,初唐文人群在絲路紀行詩創作上積累了經驗。
繁榮期,絲路紀行文學創作經驗成熟,量猛增,體式臻于完善,不同層級詩人均參與絲路紀行文學創作。漢唐絲路紀行文學的初始期漢唐絲路紀行文學初始期按時段劃分。
自西漢起至西晉止,彼時絲路紀行文學作品開始創制，體式尚未定型,創作數量有限。據筆者初步統計，該時期僅張骞《出關記》班勇《西域風土記》。
«——【·張骞對絲路“行記體”的創作·】——»
西漢張骞出使西域鑿空絲路,并在絲路沿線各國輾轉多年,歸國後據其一路見聞整理出考察報告即《出關記》或稱《出關志》。可惜該記現已亡佚,研究原本已不可能。
司馬遷撰《史記》時明言參考張骞絲路聞見資料,故學界多認為《史記·大宛列傳》前半即據張骞絲路聞見資料所撰，該資料極可能系《出關記》。
故吳豐培編《絲綢之路資料彙鈔增補》時便從《大宛列傳》輯出其前半部文字冠以張骞《出關記》印行。此舉雖有一定文獻根據,但其所錄作品幾為史書移錄,顯難确稱張賽所作，更不足稱紀行作品。
相較之下嚴可均的做法更為可取，其在纂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時僅從《大宛列傳》前半部輯出張骞“曰”之文段,題名《具言西域地形》,署張骞所作。
此《具言西域地形》極可能系其《出關記》部分原文,司馬遷作為張賽同時代人在編撰《史記》時直接将其抄錄。另,程鐘書等撰《張賽出關志>研究二題》又輯出“酒杯藤、軒渠國、三童國三則佚文”。
張骞出使西域及其據自身出使經曆進行絲路紀行文學創作的行為對後世亦産生重要影響，如後世文人立功邊疆、博取功名的意識及絲路紀行文學創作傳統的形成。
«——【·班勇對絲路“行記體”創作的推進·】——»
東漢班勇自幼随乃父班超在西域各國輾轉，後又出任西域長史經略西域多年，對西域各國情況頗為熟悉,故模仿張骞亦将其西域見聞加工整理、撰寫成文,即後世所稱《西域風土記》。
對張賽開創的絲路“行記體”創作有所推進。班勇《西域風土記》撰定對乃叔班固《漢書·西域傳》有裨補糾缪之功,但頗遺憾的是其與張骞《出關記》命運相似,今亦亡佚。
因南朝宋範晔撰《後漢書·西域傳》時明言依據班勇《西域風土記》:“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于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雲。”
故學界多據《後漢書·西域傳》對《西域風土記》研究。如吳豐培編纂《絲綢之路資料彙鈔增補》時便将《後漢書·西域傳》大部分内容輯出題為《西域風土記》。
對西域各國地理總況與河流情況做了總體交待。不過《西域風土記》仍屬客觀叙述，與《出關記》相比地理内容(地勢、地形等)記述更為明确，物産，軍事記述如舊,仍缺乏人物活動記述。
新增對西域各國情況記述,概與當時設立西域都護府并派駐西域長史、戊已校尉等職官人員有關。文本叙事性增強,記述過程中注重征引故事。
此中故事實際多系西域諸國所發生之真實重要事件,如文本對于阗、莎車、疏勒、龜茲、焉耆等國事變、軍事鬥争等記述,尤其對于阗國與拘彌國軍事紛争、幾代國王恩怨的記述,故事性較強。
此段故事叙寫因人物對話而變的真實生動，增強讀者閱讀興趣。通過人物客寥數語便可顯窺其性格。但語言描寫在曆代紀行文學作品中較少見，此處出現較多語言描寫顯受史書體例影響。
所述西域諸國故事,代表中央王朝的敦煌太守、西域長史、戊已校尉等職官在西域諸國紛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多以地方管理者身份出現，出于目的進行調停或武力管控。
此外，文本對西域大國莎車記述較多,如其在匈奴與漢朝之間的搖擺,與于阗、鄯善、龜茲、疏勒、大宛等西域大國的紛争,其國王暴虐統治及對西域的禍亂等,文本記述詳細且豐富生動。
該時期,晉隋文士着力對絲路紀行文學中的行記(行傳)體、詩歌體、疏诏體進行探索。就絲路行體的探索,後秦釋智猛撰有《外國傳》,又稱《智猛傳》《遊外國傳》《外國傳》。
可知釋智猛西行部分路線在本文所限範圍内。另據《高僧傳》卷三《智猛傳)載,釋智猛元嘉“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曆“”,又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七征引《遊外國傳》有“龜茲國高樓層閣,金銀雕飾”。
可推定釋智猛《外國傳》屬絲路紀行文學作品。其與法顯《佛國記:相似，均為早期僧人所作絲路行記體文學作品，展現彼時行記體創作的變化。
該時期絲路紀行文學中行記體在文體發展方面比上一階段更為成熟，作者身份更加多元,僧人逐漸成為該體文學創作的主力，如法顯《佛國記》和慧生《慧生行傳》等。
東晉支僧載撰有《外國事》、竺法維有《佛國記》,惜皆亡佚,向達、岑仲勉、陳連慶等輯出相關佚文數則,均不在本文探讨段限之内。史載隋炀帝楊廣曾親巡西北,征讨吐谷渾，與域二十七國舉辦交易會。
其《臨渭源詩》便似其征吐谷渾途中所作。該詩現存文本為:“西征乃此，山路亦悠悠。地幹紀靈異,同穴吐洪流。濫觞足拟，浮槎難可俦。驚波鳴澗石,澄岸瀉岩樓。滔下狄縣,淼淼肆神州。
長林嘯白獸，雲徑想青牛。歸花葉散,日舉煙霧收。直為求人隐，非窮轍道遊。”綜合運用多種描寫手法，對渭源從音與色動與靜、近景與遠景等多層面進行生動描繪。
将渭與周圍山高林響、徑曲路遠、風退花落、日出霧散的景象相融,并在景物描寫中隐隐寄寓情感志趣。描寫手法上,似對宇文迪《至渭源詩》有所借鑒,均人聲色、動靜、近遠對渭源進行描繪。
寫作水準卻宇文迪更進一步。詩中“風歸花葉散,日舉煙霧收兩句對仗工穩,技巧較高,頗能見出絲路紀行詩發到隋代的水準。總體而言,該詩可謂借鑒南北所。
作品題材上延續題材,内容上則無南朝矯技造作、無病呻吟之弊,與南朝詩歌的境界狹小亦頗同,是絲路行途真實感發之作。另，薛道衡有《奉利臨渭源應诏詩》,顯系應命酬和之作。
«——【·結語·】——»
該詩與楊詩均為五言十六句，體式同,但非步韻相和,韻部有所更改,兩首詩押偶句韻均較嚴格。薛詩似也寫于陪駕征讨吐谷渾途中但紀行描寫較少，多寫景頌聖,格調不高。
資訊來源：
《岑參的西域行旅與“絲路"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