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公麟在文物收藏及鑒定方面也頗有成就，李公麟熱愛收藏已經到了不惜千金的地步。那麼李公麟為何會成為一位收藏家呢?
«——【·宋代文物收藏興起·】——»
随着北宋時期文人士大夫群體的擴大，文物收藏群體也逐漸擴大。宋代統治者吸取前代教訓“重文輕武”，通過科舉取士，錄取了一大批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官僚階層。
在科舉取士上，宋代甚至在詩文論策外，還通過繪畫取士，并設定書畫院等官僚機構。統治階級的重視和社會經濟的繁榮，共同推動了文物收藏熱。
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宋朝官員收入高，李公麟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己又在朝廷任職，這對于李公麟進行自己的愛好，收藏文物來說，如虎添翼。
可見，作為進士出身的士人，李公麟在其生活的年代本來可以在“台閣”中發揮作用。
但是“為喜畫所累”，沒有在政治上發揮更大作用，對此時人雖然感到歎息，但李公麟卻不以為意。
«——【·李公麟對文物的整理與研究·】——»
李公麟不僅喜歡收藏文物，他還專注于對藏品進行系統的整理與研究。《宋史》記載他“好古博學，長于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彜皆能考定世次。
辨測款識"在對文物的整理和研究上有很高的造詣。北宋時期，受統治者的影響，文人士大夫普遍熱衷于收藏鑒賞，文物收藏熱潮也促進了對古物的研究，并由此形成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即“金石學”。
李公麟在金石學發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劉原父即劉敞，字原父，其所著《先秦古器圖碑》一書對研究金石有開創之功，可惜原書已佚。
不過後來歐陽修在《集古錄》中對劉敞的研究有所繼蛋。歐陽修所著的書得以流傳下來，成為現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張宏明在他的文章中也進行的一文中就指出。
李公麟在金石學著作中開創的體例及在作品中“把自己所藏及所見到的金石文物摹形收錄，這是他對中國古代金石收藏學的一個卓越貢獻”。
李公麟在研究中重視将文物與文獻相結合，宋代另一位金石學家卻在自己的文章中對此進行了嚴重的批評指責，要求其對這一行為進行負責。
何必區區附托書傳所載姓名然後為奇乎!此好古者之弊也。”在趙明誠看來隻要證明一件器物是三代時期的文物就可以了，不必再去詳細考證這件文物有什麼價值，不用從古籍中尋找相關證據。
以現在的觀點看，李公麟這種将文物與文獻對照來說明曆史的方法，無疑是更為嚴謹科學的，當然還有其他的文獻進行描述。
雖然這些書籍有的消失，但是留下的影響依然存在，并為後人所繼承。書中文字多處征引了李公麟《考古圖》中的文字。李公麟在長期的文物收藏和整理研究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
掌握了一定的科學的鑒定方法，并成為時人所認可的一位文物鑒定專家。紹聖三年，即公元1096年，鹹陽市民段義在修建房屋時意外地挖出一塊古玉。
據說玉器出土時“有光照室”紹聖四年(1097)，這塊玉被上交給朝廷，宋哲宗下诏百官參驗其真僞，當時人們意見不一，有人說是真，也有人說是假的。
據《宋史》記載，當時“朝廷得玉玺，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正在大家争論不休時，李公麟給出了自己的意見:秦玺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為文，著受命之符，玉質堅甚。
可見李公麟提出意見後，朝廷原來紛繁的意見變成“議由是定”。秦到宋已有上千年曆史，要辨識秦玺真僞并非易事。
李公麟為當時名家，《宣和畫譜》說他“循名考實，無有差謬”。李公麟提出的意見自然為人所重，李公麟經過一看材質，二看所刻文字，三看制作工藝，最終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他提出的鑒定玉玺真假的三個基本标準，即使今天來看，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關于宋代這枚秦玺的真假，曆來人們就争論不休。北朱哲宗朝經曆王安石的變法後，正是政局非常微妙的時期。
當時新黨和舊黨争奪激烈。宋哲宗趙煦即位時年僅九歲，由其祖母--太皇太後高氏垂簾聽政。高氏起用司馬光等人恢複舊法，排斥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這一時期宋哲宗年号為元祐，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
高氏去世後，宋哲宗親政，開始起用蔡卞、蔡京、曾布等新黨，改年号為紹聖，大力宣傳紹述思想，意要繼承宋神宗的改革。紹聖末年出現的這枚秦玺，正好給宋哲宋的改革增加一份合理性。
是以有人說不管這個玉玺是真是假，都會被認為是真的。蔡京等人說這枚秦玺是真，其實是為投宋哲宗的所好。有學者認為秦玺在流傳的過程中，上面所刻的文字是有變化的。
最初秦玺正面由李斯用大篆寫“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個字。而在後世傳承中，魏文帝曾經在玉玺肩部以隸書刻下“大魏受漢傳國玺”。西晉滅亡後，後趙石勒在右側加刻“天命石氏”字樣。
這一情況，《宋史·李公麟傳》及《宋史·輿服志》所載蔡京等人的奏折中均未提及。張程在《中國博物館簡史》一書中說:“宋史列舉了諸多'玉玺’上的刻字。
沒有提及'大魏受漢傳國玺’和'天命石氏’等可以确定的刻字，同時蔡京等人臆想大于考證，後人更願意認為這是'想當然’的玉玺。”李公麟自己提出要看秦玺上面的文字。
《宋史·李公麟傳》中講到傳國玉玺上所刻文字時，隻說“著'受命之符””，這裡并沒有明确講出玉玺上究竟刻了哪些文字。究竟是上面沒有其他文字，還是李公認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宋史》的作者沒有交代清楚，現在已經不得而知。讨論未代所得秦玺真假問題，并不是本文考慮的重點，因為李公麟所提出的三個鑒定标準，在材料、文字及工藝上的問題，都有可以讨論的地方。
李公麟在鑒定秦玺時所提出的幾條鑒定标準的合理性。從各種讨論中，我們看到即使是反對的意見，也多從李公麟所提出的材質、文字及工藝角度來探讨。
李公麟在新黨和舊黨之争中，他和新黨代表人物王安石以及舊黨人物蘇轼、黃庭堅等都有交集。李公麟淡泊名利，“不遊權貴門”，但他的畫作“為世所寶”，富貴人家争得其筆迹。
面對越來越激烈的新舊之争，李公麟最終選擇辭官回鄉，過起隐居的生活。他創作的《山莊圖》反映了士大夫歸隐山林間怡然自得的精神狀态。
«——【·結語·】——»
李公麟雖歸隐，但時至今日他已經成為研究中國古代書畫史難以避開的重要人物。從繪畫及收藏的角度研究李公麟，在他身上所反映出來的北宋時期文人士大夫思想。
資訊來源：
《李公麟故裡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