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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黨成立之初，就有幫助台灣擺脫殖民統治，助力兩岸群眾齊聚祖國大家庭的心願，新中國成立至今的70多年裡國人也一直為統一努力着。
然而，随着時間過去，“和統”和“武統”都暴露了一些問題，似乎短期内難以取得效果。
軍事專家指出，中國找到了第三條路，這是怎麼回事？
和統、武統分别有哪些好處和弊端？軍事專家口中的第三條路是指什麼？
一 、和統的好處與問題
台灣問題是曆史遺留問題，可以追溯到1894年。
一場甲午戰敗，讓清政府将台灣割讓了出去，此後國人一直為收複台灣而努力。
毛主席在1937年會見韋爾斯時就指出：
“抗戰最終的勝利，不局限于山海關和東北，還包括将台灣解放出來。”
1941年，我們公開提出要收回台灣和澎湖列島，并在随後的《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從法理和事實上來說，1945年我們就已經将台灣收回來了。
隻不過因為蔣介石獨裁野心作祟，他在解放戰争中落敗後帶着國民黨殘軍龜縮于台灣，這才一度導緻兩岸隔絕。
盡管他的反共美夢早已破碎，所謂“兩個中國”或是“一中一台”的圖謀也被揭穿，可兩岸遲遲沒能一統。
這是不少人的遺憾，也是無數國人努力的目标，而在諸多統一方式中，和平統一絕對是“成本效益”最高的一種。
一來不會傷害兩岸情誼，二來不會引起國内動蕩，三來也不容易給外部分裂勢力引導輿論、抹黑中國的機會。
鄧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給和統指出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在香港和澳門的試用證明了它的可行性，在台灣問題上它也發揮出了巨大作用，打破兩岸隔離、促進兩岸走進新時期。
自從兩岸隔離狀态被打破後，關系日益緊密、合作愈發密切。
20世紀70年代末期，兩岸貿易額僅有不到5000萬美元；
四五十年後，這一資料翻了七千多倍，且大陸連續20多年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足可見對台灣重要性。
如果能沿着這條脈絡發展，水到渠成促成兩岸和平統一，自然是最好的結果。
可問題是近些年我們逐漸發現，和統存在一些難點，譬如說“和誰談”“怎麼談”，而且台灣當局的一些表現也讓人感覺和統希望越來越渺茫。
就當下情況看，國民黨與台灣代表和大陸談，效果可能會好一些。
可問題是它近些年來在同民進黨的競選中明顯處于劣勢，競選都赢不了，“代表台灣”自然更是無從談起。
除了民進黨外，國民黨還要受到美國的制約。
至于民進黨，多有發表不利團結言論的上司人，譬如最新就職的賴清德，它在統一問題上很難和大陸達成一緻意見，而且美國同樣也制約着它。
目前來看，“培植”一個應長期執政的談判主體，算是條較為可行的政策。
可即便一些持九二共識觀的黨派或者無黨派人士上台，談判依舊很複雜，台灣方面可能會提出大陸難以接受的要求，這恰是和統最大的難度所在。
那麼放棄和平統一，直接武力統一又是否可行呢？這得結合具體情況看。
二 、武統的優勢與弊端
如果說和統是“先易後難”，那麼武統就是“先難後易”。
隻要精準、迅速地解除“台非法割據政權及其武裝”，掌握台灣治理主導權，那麼接下來台灣問題就是一馬平川了。
前不久，大陸解放軍才在台灣周邊舉行聯合利劍軍事演習，演習過程中直接将台灣“封鎖”。
由此可見，以大陸如今的軍事實力，想要武統其實并不算太難。
而且台灣問題和烏克蘭問題還不一樣，這是我們的内部問題，任何國家都無權幹涉。
大陸之是以沒有立即進行武統，是因為武統本身存在的一些難點，比如說破壞兩岸人民情誼、傷害兩岸經濟發展局面，以及缺少精準出手時機等。
先說兩岸人民情誼問題，雖然台灣有極少“台獨”分子妄圖搞分裂，但更多的人仍抱有統一心願。
而這些人對戰争是抱有畏懼之心的，美國正是利用了台灣群眾的這一心理，将解放軍武統台灣塑造成了一副末日景象。
當然，大多數人并不會上當，之前有人描述相關“噩夢場景”的時候，就遭到了不少台灣群眾的吐槽。
說他們不是當掮客就是賣武器，說得那麼誇大，無非是想把台灣納稅人的錢，裝進自己口袋裡而已。
再說影響兩岸經濟發展，我們預計中的武統，應當不會持續太長時間，可它對兩岸經濟的影響卻不會輕易落幕。
短時間的社會動蕩且不談，即使已經穩定，美西方國家也不會甘心輕易揭過，新一輪的制裁是可以預料的。
最後要說的就是時機問題了，毫無疑問，武統必然要有精準性和突然性，隻有這樣才能将損失降低到最低。
盡管我們提到台灣問題是大陸内部問題，外部勢力無權幹涉，可我們也要有“戰勝外部敵對勢力”的能力。
以上種種問題，都是我們對武統的顧慮，隻不過一切顧慮都建立在兩岸友好的基礎上。
如果“台灣當局”一意孤行，分裂分子冥頑不靈，那麼最終我們還是會回到武統這條路上來。
盡管我們過去長期倡導兩岸和平發展，可這絕不意味着統一意志淡化了，最終還是以統一為導向的。
就像我們從沒承諾放棄以武力解放台灣，鄧小平當年就多次指出：
“要是放棄以其他方式來實作統一的願望，等于自縛雙手，而自己把手捆起來，是不利于統一願望的，這是一種戰略上的考慮……”
不論是和統還是武統，都是為兩岸統一事業服務的，最終都殊途同歸。
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王在希更指出，除了這兩種方式外，目前我們已經找到了兩岸統一的“第三條路”，這是怎麼回事呢？
三 、效仿“北平模式”
王在希副會長指出，在台灣問題上，我們完全可以沿用“北平模式”。
即“以武促和”，将軍事攻勢和政治争取結合，以武力實作兩岸和平統一。
聽到這，肯定有人納悶了，都動用武力了，怎麼還能算“和平統一”呢？
這還得結合當年解放軍拿下北平的事例來說。
1948年末，解放戰争已經逐漸步入尾聲，國民黨在華北戰場的12個軍更是成為甕中之鼈。
為了将他們就地殲滅，不讓他們向西南轉移加入中原和華東戰場，解放軍直接東進，把傅作義等人的軍隊圍了起來，圍而不打。
此後，平津戰役逐漸拉開了序幕，解放軍先是拿下了新保安和張家口，緊接着又強攻天津。
将困守北平的傅作義的援軍盡數切斷，動搖傅作義死守北平的意念，令他在手握25萬重軍的背景下，卻沒了要死戰到底的念頭。
其實，當時硬打也能打下來，可毛主席等人卻選擇了“攻心”，為的就是盡量減少損失。
且不說北京市文化古都，因為戰争損壞了太過可惜；當時北京城裡還有200多萬無辜群眾，一旦開戰難免被殃及。
我軍雖然不想打，可依舊借助“圍城”一事占據了主動，傅作義不甘心就此投降，但他也知道打了赢不了，反倒會将自己的後路徹底斷絕。
一時間局面就這麼僵持了下來，我方穩坐釣魚台，傅作義則舉棋不定，焦躁難耐。
察覺到傅作義的心态後，我方派出代表，同傅作義進行談判。
一開始傅作義還心存幻想，提出了保留軍隊等一系列不可能實作的條件。
我軍在北京城外的其餘戰場上給予了他“答複”，吃了一系列敗仗後傅作義老實了。
除了利用軍隊從外界給傅作義營造壓力外，當時我們還從“内部攻心”。
傅作義的大女兒傅冬菊是中共地下黨員，我黨派她去做她父親的說服，談判過程中又根據傅冬菊的回報，及時調整對傅作義的說服方式。
譬如說，傅作義有些無法接受戰敗的結果，也不想被人說背叛了蔣介石。
我方人員充分尊重了他的感情，跟他反複強調，他并沒有戰敗，也稱不上背叛，隻不過是為了保護古都和人民才選擇“被改編”。
最終，北平和平解放了，“北平模式”由此而來。
它的意義是非常大的，此後有許多城市都借鑒了北平案例經驗，包括湖南、新疆和雲南。
如今的台灣，其實恰如當年的北平。
這種情況下我們完全可以“以武促統，以戰促談”，即以軍事攻勢迫使台灣坐上談判桌，再政治争取。
其實，不止有“北平模式”，“綏遠模式”“大宛模式”都可以給解決當下台灣問題提供借鑒。
無論“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放到台灣問題上也同理，能促成統一的就是好辦法！
四 、諸多模式的借鑒與思考
綏遠模式其實還跟傅作義有關，1949年初傅作義在軍官會議上宣布接受和平改編，特意趕過來的董其武當即表示願意和他一起走和平的道路。
隻不過傅作義當時沒立即答複，隻是說綏遠問題等他見到毛主席之後再來談。
二月下旬傅作義受到了毛主席接見，毛主席說有了北京和平解放，綏遠問題可以“等一等”，等他們自己“和平起義”，至此綏遠模式逐漸出台。
與天津模式、北平模式有所不同，綏遠模式下起義地區可以先儲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不動。
“綏遠模式“的精髓，就在于“拿重放輕”，這點放在當下也有借鑒意義。
兩岸統一很重要，也是兩岸人民的共同迫切心願，可當下最重要的其實還是防止太平洋和台海兩岸政治走向失控，為此我們不必過于追求速度。
在留有餘地的情況下，我們自然要循序漸進，不給美國以及其他外部幹涉勢力“翻盤掀桌”的機會。
與綏遠模式相比，大宛模式要更久遠一些，《資治通鑒》記載了漢武帝遠征大宛一事，其中有幾段描述很值得我們思考——
第一，大臣勸漢武帝停止征讨，漢武帝卻說，大宛屢屢挑釁若不治則必遭恥笑，必須真打，讓西域各國引以為戒。
今天的“台灣當局”，同樣挑釁行為不斷，無論是上司人竄美，還是發表分裂講話，都嚴重影響了兩岸統一程序。
是以我們才會多次實施對台軍演，并且軍演地點越來越深入。
第二，在大宛之戰中，旁邊勸漢武帝見好就收，漢武帝卻堅持要打到底。
從1949年算起，台灣問題一直延續了70多年，兩岸統一成為越來越多人的迫切心願。
如果台當局不知悔改，極少數“台獨”分子冥頑不靈，最終引發戰争，那麼此次或許就是台灣問題“收官之戰”，将問題徹底解決。
總的來說，和統是我們的訴求，武統亦不失為一種手段，以武促統、以戰促和，從當下來看可行性還是非常高的。
或許這“第三條路”真能走通，也由衷希望統一之日能早日到來。
參考資料
《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 國務院公報
《和統武統的難點和破解及統一後的台灣治理設想》 台海論壇
《統則和獨則戰，若被台獨逼入牆角就武統》 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