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曆朝曆代首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吃飯問題”，陳永貴在一段時間裡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以革命的精神、行政的手段去嘗試解決這個問題，雖說他看起來與那個年代有些格格不入，可他仍然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人。
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之下，子女們沒有一個“子憑父貴”，這也能印證出這位“永貴大叔”的崇高精神。
跌宕人生的背後
山西大寨養育了陳永貴，也成就了陳永貴。
早年間，陳家的家庭條件算不上富裕，他26歲那年才與貧農的女兒成了婚，和其他村民相比，陳永貴結婚已經很晚了。
土改來臨後，陳永貴和妻子以貧農的成分配置設定到了一片土地，從這裡開始，陳永貴當上了民兵支援前線，也走上了全新的人生道路，隻是他估計想不到，那條人生道路竟會有如此多的波折。
新中國成立初期，陳永貴當上了大寨的生産委員，後來不斷升為農業社主任、黨支部書記等，可以說，這些都是為他實作日後壯舉的重要基礎。
大半輩子面朝土地，使得陳永貴對于土地有着别樣的感情，他也對農業生産有着極為豐富的經驗。
大寨的老百姓對他同樣很熟悉，因為這些年陳永貴也為大寨做了很多實事，這使得農民們能初步達到自給自足，在全國的生産還比較落後的時期，陳永貴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已經很了不起了。
而在特殊的困難時期，大寨不僅沒有向國家伸手要糧，反而還給國家上交了糧食，這足以引起全國的注意。
從這個角度來看，陳永貴受到如此關注是完全正常的。
于是，1964年正擔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在毛主席的專列上向領袖講述了此事：“山西省的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經驗很好，應當學習、推廣。”
能在逆境中脫穎而出，“陳永貴”這三個字自然給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連忙問：“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字嗎？”
陶魯笳也說了實話：“陳永貴的文化水準不高，可他講話有條有理，且充滿了辯證法，很能說服人。”
于是，這年年底陳永貴就出現在中南海，還給毛主席過了生日，原本陳永貴是個很會說話的人，沒想到當毛主席出現在他面前時，他也緊張地不知道從何說起。
毛主席說陳永貴是農業專家，本就緊張的陳永貴還聽不懂湖南話，隻是一個勁點頭。
周總理都被這一幕給逗笑了，他幫着陳永貴翻譯：“毛主席說你是農業專家。”
此時陳永貴又馬上搖頭，他趕忙說：“不，我不是農業專家，不是農業專家。”
大寨村的執行個體就擺在那，毛主席看着謙虛的陳永貴也說：“大寨搞得好。”
得到了毛主席的誇贊，也是陳永貴人生中的高光時刻，第二天的很多報紙上都刊登了毛主席與陳永貴親切握手的畫面，從這開始，陳永貴的人生徹底走向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其實，他的人生轉變也同樣與國際局勢密切相連。
那時，蘇聯出現了一些變化，這也讓毛主席敏感地發現了一個問題：蘇聯現在的問題，就在于人民沒有真正管理國際的權力；那麼中國要防止走上這一步，得讓幹部參與勞動不許特殊，勞工、農民要參與國家的管理。
在這樣的思考下，毛主席決定将一批優秀的勞工和農民提拔起來擔任重要上司崗位，給全國樹立一個典型，最後能形成一種制度，如此便可以使中國避免蘇聯老路。
陳永貴當時正是時代楷模，他即便已經擔任了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仍然保持着勞動者本色，從不脫離生産，也不要國家的補助和小汽車，除了去省裡開會的來回路費需要報帳外，他一分錢都不願多拿。
按理說，這個級别已經能把家安在太原了，可陳永貴的家依然在大寨。
即便有各種的活動、會議，可陳永貴依然堅持按照一個社員的勞動量在田間勞作，他始終将自己視為一個勞動力，是以，如此腳踏實地的作風也讓陳永貴在群衆中的威望很高。
大寨不需要宣傳，實際情況就是最好的證明：農田建設一年比一年好、交給國家的糧食一年比一年多。
而且，這個并不算大的農村還建起了醫院和學校，這也是相當超前的。
毛主席絕不會突發奇想用到一個人，這些年，他也在系統的了解着陳永貴，特别是得知陳永貴在“火遍全國”後還在大寨，他非常滿意，這就是他心目中的好幹部該有的模樣。
1969年中央在醞釀九大中央委員人選時，毛主席親自提名陳永貴入選。
4年後，陳永貴進入了政治局。
那會陳永貴還有些無可适從，他說：“古今中外都沒有把農民提到國家上司崗位上的先例，這是毛主席對工農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很快，毛主席又将他提拔到了副總理的位置，甚至排到了王震将軍之前。
那幾年，陳永貴其實并不适應，他不知該如何面對堆積如山的檔案，在他的心裡，隻有廣闊的田地更适合他。
于是在1980年，當國家再度發生重大變動的時候，他辭去了副總理的職務，特意去北京東郊的農場擔任顧問。
5年後，他住進了醫院，由于知道得了肺癌，即便再怎麼治療都是徒勞的，為了能給國家節省開支，他不再用藥，面對醫生們的勸說，陳永貴還反駁道：“那周總理得的也是癌，能治好麼？”
放棄治療後，陳永貴料理起了後事。
其實，從陳永貴開始在大寨當上司算起已經有20多年了，可他的存款一共隻有8000出頭。
按照他的想法，自己離去時就該“空無一物”，把所有錢都還給國家，可家裡人卻不同意，這也是現實所迫。
因為陳家的小兒子馬上就要去上大學了，到時候家裡沒錢該怎麼辦呢？
陳永貴想了想，決定把一部分錢留出來給小兒子上學用，其他的再全部捐出去。
真正的無私
從陳永貴晚年的決策來看，他确實從未給自己“留後路”，也從來沒想着用自己手上的權力給子孫後代留下什麼。
從權力的誕生來看，陳永貴能平步青雲完全是毛主席一手提拔的，這點他也很清楚。
正如同毛主席評價那段特殊歲月時也說：“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後，我們這段就是曆史上的一個小插曲。”
中國數千年農業曆史上，大寨也隻是在極短的時間内成為一顆閃耀的明星，也正是因為有毛主席這樣的偉大上司人，陳永貴才能從幕後走到台前。
無論他是否成功，可僅憑這次嘗試，陳永貴就是一個無法被遺忘的重要人物。
不過，剛下台的陳永貴也品嘗到了苦味，當時不少人都在抨擊大寨，他看到後氣得吃不下睡不着，整天愁眉苦臉，有一天他實在忍不住了，就去找了李先念。
李先念也不知道該如何解決問題，就說：“以後内參就别往陳永貴那送了，他看了後對身體不好。”
特殊的轉折時代，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陳永貴，有點聽風便是雨的感覺，是以陳永貴一時間也無法回到生養他的大寨，幹脆決定在北京住下來。
他給老伴寫了一封信，讓她把小兒子陳明亮也帶到北京來念書。
然後，他又寫了一封信給大兒子陳明珠，讓他暫時不要到北京來；由于一些人的錯誤對待，使得陳明珠也正遭受着劫難，由于受到驚吓還落得個頭痛的病根。
上面也讓陳永貴可以繼續居住在交道口小院，可陳永貴卻說：“我現在職務沒有了，該搬就搬。”
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還專門給陳永貴配了一輛小車，并安排了警衛員和炊事員，陳永貴堅持不要炊事員，他說：“我和老伴現在閑着沒事幹，可以自己做飯。”
在北京，人們一直尊重着陳永貴，有些人在路上遇到陳永貴也會主動打招呼，陳永貴沒事的話也會和居民閑聊。
堅持“一切為公”，也是陳永貴對自己的基本要求。
一次，一個昔陽老鄉來到北京落腳，他還去找陳永貴喝了幾杯，希望陳永貴出面要幾節火車皮。
當時陳永貴還以為這是服務大家的事情，就打了電話，火車皮也很快批下來了，老鄉高興地對陳永貴說：“隻要200塊錢。”
陳永貴一頭霧水地問：“什麼200塊錢？”
當聽到那是無法報發票的好處費後，陳永貴黑着臉又打給了鐵路局：“車皮我不要了。”
老鄉即便再怎麼央求，可陳永貴就是不願松口，他堅決不願意幹這種肥了私人的事情。
在農場的那些日子，陳永貴也總趕着去幫大家做一些事情，那些工友們都覺得陳永貴非常随和，大家都很尊重他。
到了生病住院的那些日子，陳永貴雖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們，可卻從來沒有想過要為他們做些什麼，早年間他在大寨時就是如此，如今在北京同樣如此。
有一次，大兒子陳明珠來探望他，他說：“你說，我死後會不會被大家說個亂七八糟？”
陳明珠聽說父親想回大寨“落葉歸根”，就把這件事上報給了上司，上司堅決要求陳永貴别想那麼多，好好在北京的醫院裡治病。
陳永貴領下了這份好意，也對陳明珠說：“以後就把骨灰撒在大寨。”
陳明珠的人生是普通的，除了與陳永貴有關的報道會出現這個名字外，其餘的報道再也沒有提到過這個人。
他的弟弟陳明善同樣如此，他去當兵後表現一直挺好，可陳永貴卻說：“你表現好不好都不要當兵了，早日複員投入到建設中來。”
聽話的陳明善就這麼回到了地方，他所在的工廠也沒有得到陳永貴的一點“訓示”。
改革開放下時代在變動，陳明善所在的工廠也在父親去世後不久就面臨着倒閉的困境，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的陳明善在家中呆了一段時間後就出去找了一份新的工作，他的一生都是平凡的。
或許，陳明善也想過：“若不是父親當初的阻攔，一直在部隊中是否還會有更高的台階？”
但現實情況就是，陳永貴不允許孩子沾自己的光，即便自己并沒有打過招呼都不行，這就是陳明善的命運。
陳永貴是農民，可他也懂得這些樸素的道理：就算自己再怎麼要求，也控制不住别人，部隊的上司知道陳明善是自己的兒子，也會免不了對他優待，自己不願看到這種事情的出現。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去世，華國鋒也出現了，他一言不發地走進了告别室，在陳永貴的遺體面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地站了很久，流下了眼淚。
5天過後，陳家的親屬捧着陳永貴的骨灰傳回大寨，昔陽縣的上司人早已在此等候，那些從未忘記陳永貴貢獻的老百姓自發等在路上迎靈，這也是對他最好的告慰。
下午4點靈車抵達大寨，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将這個不大的寨子圍了個水洩不通，很多人放聲大哭，無論如何，人們的心中都是有一杆秤的。
按照陳永貴的遺願，他的骨灰最終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大寨人還為他立了一塊碑：功蓋虎頭，績鋪大地。
在陳家的後人中，還是出現了一位人才：陳春梅。
她在陳永貴去世多年後憑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法學博士學位，後來當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督察局副局長。
工作之餘，陳春梅也沒有放棄對祖輩的探索，并出版了《我的爺爺陳永貴：從農民到國務院副總理》這本書，記錄了很多那個時代的往事。
參考資料
- 陳永貴下台之謎 南方周末
- 陳永貴的最後歲月片斷 成棟 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