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文化革命開始，大學畢業生的配置設定工作也同時停止。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三屆畢業生都滞留學校。他們中年齡最大的有三十多歲，最小的也有二十三四歲。這麼大的年齡不能參加工作，還需要家庭繼續供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畢業生們不得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配置設定”自己的工作。我是在清華主動承擔這項工作的畢業生之一，現在回憶這段事情的經過。
我貼出了要求配置設定的大字報
我們1960年考上清華大學，學制六年，按正常情況應該于1966年畢業配置設定工作。但趕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律留校參加運動。開始我們是比較積極參加這場運動。半年多時間過去了，清華大學标志性建築二校門被高幹子弟為骨幹的紅衛兵推倒了，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了，在清華召開了30萬人對王光美的批鬥會，羅瑞卿被裝在籮筐裡擡到清華大禮堂挨批鬥……清華黨委成了“黑幫”，整“黑幫”的工作組又因“執行了錯誤路線”撤離了學校。整個大學由紅衛兵組織自己管理。但不久，清華學生紅衛兵組織又分成了對立的兩派。一派是清華大學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簡稱“團”派)；另一派是清華大學紅衛兵井岡山“4·14”兵團(簡稱“四一四”派)。兩派天天用毛主席語錄打派仗，以緻後來發生百日大武鬥。畢業班的學生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對文革的有些事不了解，特别是對兩派鬥争很厭煩，還怕這樣拖下去丢了專業，都迫切希望早一點奔赴工作崗位。
大概在1967年的春天，我在團派總部(航空館)的牆上給團派負責人貼了一張大字報，希望他們關心我們66屆畢業的畢業配置設定問題。我是四一四派的，為什麼貼在團派總部呢?因當時中央上司對清華團派比較重視，蒯大富經常受到毛主席、周總理、林彪、江青、陳伯達和一些中央上司的接見。可以說，當時團派是清華掌權的，四一四是在野的。
66屆畢業生串聯會
我的大字報貼出後，除個别有不同意見外，多數人支援我，有本系，外系，甚至有外校的，都來找我讨論。為了發動更多的人參與，我先組織了清華大學66屆畢業生串聯會，後來又組織了北京市66屆高校畢業生串聯會和全國66屆高校畢業生串聯會。串聯會的宗旨是為争取66屆大學畢業生能早點畢業配置設定工作。串聯會的活動是向清華大學人事處學生科的老師、向北京市文教組的張琳、杜志彬(他們文革前都是具體負責高校畢業生配置設定工作的)請教。還學習文革前中央關于高等院校畢業生配置設定工作有關的檔案，了解畢業配置設定是怎麼一回事，畢業配置設定的程式是什麼。
在請教學習的基礎上，給周恩來總理、中央文革和北京市有關部門寫報告，反映同學們迫切希望畢業配置設定，早日到工農兵中去的願望。我們還找了高教部副部長段洛夫和國家計委副主任高雲屏等，反映我們的意見。後來又寫了如何進行畢業配置設定的建議。畢業生串聯會的辦公地點在清華大學強齋二樓南頭一個小房間，地方不大但開個會、碰個頭還是友善多了。串聯會在清華大學、教育部紅星樓等處開過幾次會。參加這些活動的除了北京一些高校66屆畢業生外，還有來自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學生。
一次關鍵的會議
1967年8月上旬的一天，記不清是由蒯大富還是由北京市杜志彬同志通知我，讓我找5-6位北京高校的1966屆畢業生代表，第二天上午9點在台基廠市府大樓開會。我連夜通知了5位畢業生(清華2位，北航、北大、鋼院各一位，他們都是畢業生串聯會的積極分子)。第二天8點半我們到了台基廠，一進會議室，見到在座的有蒯大富、聶元梓，還有張琳、杜志彬等。蒯大富向我們一一作了介紹：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聶元梓，“北航紅旗”的韓愛晶，“地院東方紅公社”的王大賓，“北師大井岡山公社”的譚厚蘭(他們幾人與蒯大富是北京市革委會常委)。他們當時被稱為革命造反派“五大領袖”。蒯大富也向他們介紹了我。快9點了，又進來兩位，蒯大富介紹他們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革委會文教組組長丁國钰，另一位是北京市革委會文教組副組長李冠英。九點會議開始，由李冠英同志主持，他講今天請大家來開會是商量66屆高校畢業生配置設定的事，下面請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丁國钰同志講話。丁國钰說，你們66屆高校畢業生的要求中央已經知道，你們寫的材料我們也看到了。中央對66屆高校畢業生的配置設定問題是很關心的。聶元梓同志今天也來了，她對你們配置設定問題也很關心。今天“五大領袖”都來了，北京市管配置設定的同志也來了，就是支援你們的要求。丁國钰又講現在情況下如何配置設定。我們聽了非常激動，我們配置設定有希望了，我們的奮鬥終于有了結果。
組建清華大學畢業生配置設定機構
台基廠會議以後，我們知道中央同意我們66屆畢業生可以着手配置設定了。我們從杜志彬那兒已經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上司小組聯合發的檔案《關于一九六六年大專院校畢業生配置設定問題的通知》。中央這個檔案對全國的畢業生配置設定都會起作用，這是我們奮鬥的結果。跨校的畢業生串聯會就完成了曆史使命，我們就開始做清華大學自己的配置設定工作。
我們首先組織負責畢業配置設定的工作機構。當時校、系兩級的上司，甚至到教研組的上司，都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紅衛兵又分成兩派，互相打派仗。這個時候怎麼組建清華大學畢業生配置設定機構呢?我向清華的老幹部如學生科苗既英等，向北京市負責畢業生配置設定的張琳、杜志彬請教。杜志彬同志還借給我一本1964年8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部學生管理司彙編的《高等學校畢業生調配工作手冊》，我看了這個手冊，對學校配置設定機構有所了解，對學校配置設定機構的大概模式有了想法。我提議，校一級、系一級和各專業教研室都要成立畢業生配置設定上司小組。各級配置設定上司小組的成員是對等原則，即一名團派，一名四派。學校一級和系一級都是由兩派各推一名革命幹部，一名革命教師，一名紅衛兵，而教研組一級，各派出一名教師和一名紅衛兵。
我将這個想法，向有關老師征求意見，經他們同意後，我就去找兩派的頭頭，“四一四”找的是孫怒濤，“團派”找的蒯大富和鮑長康。請他們通知各派選拔一名幹部、一名教師和一名紅衛兵代表×月×日下午4點到舊電館211(是力學系的會議室)開會。第一次“4·14”的準時到了，團派的遲到了約半小時，會沒有開成。第二次團派準時到了，而“4·14”的遲到了約20分鐘，會也沒有開成。我急了，再次去找兩派的頭頭，讓他們再通知一定要準時到。第三次兩派都基本準時到了，還是在舊電館211開會。這個會我将預先想好的方案，向大家講一下，似乎大家沒有什麼意見。我希望大家回去抓緊成立各配置設定小組。并強調有關畢業生配置設定的事情不準帶回派裡研究，一定要在配置設定小組裡商量。
配置設定小組雖然由兩派的幹部老師和同學組成，但大家對畢業生配置設定工作都是抱着積極負責的态度，不講派性，工作中合作配合得很好，工作非常認真。他們冒着武鬥的戰火堅持工作。這使得我們清華大學66屆畢業生配置設定工作比較順利。
走出學校當勞工
1966屆畢業生的配置設定方案，在1965年國家計委聯同中央、省市有關部門确定，經中央準許已經下達到各高校和用人機關。清華大學1966屆畢業的大學生和碩士研究所學生約2400多人。在正式啟動配置設定後，總的來講配置設定工作時比較順利，到1967年10月底大部分畢業生已落實配置設定工作機關。
1967年10月28日上午，清華大學1966屆大學畢業生和研究所學生舉行了畢業配置設定誓師大會。在清華大學大禮堂那半圓形的天穹下，回蕩着“文革”以來少有的真誠而莊嚴的聲浪。兩千多名熱血沸騰的青年人在這裡宣誓：
我們堅決響應毛席的偉大号召，到基層去，到農村去，到工廠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最艱苦的地方去，和工農結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滾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一代新人!
這一段誓詞盡管帶有時代的痕迹，但的确是發自内心的真誠。
大禮堂的誓師大會以後，同學們陸續地走出了校門：
水利系胡錦濤從這裡走出來了。他本來是1965屆的。因他是政治輔導員，延遲離校，也和1966屆同時走出了清華園，走向了甘肅劉家峽工程局，成為一名水電建設勞工；
無線電系的吳邦國從這裡走出來了，他從這裡走向上海電子管三廠，成為工廠中的房間裡的一名運輸工：
動農系的吳官正從這裡走出來了。他是1965年大學畢業後留校當研究所學生，他從這裡走向武漢市葛店化工廠，在工廠中的房間當了一名儀表操作工；從清華大學校門，走出了2300多名年青人，其中有108名研究所學生。他們帶着對未來的憧憬和忐忑不安，走向了工廠、農村、建設工地……他們拿到的“派遣證”的“職務”欄上，寫的都是兩個字：勞工。
清華，清華，這個工程師的搖籃，搖來搖去，卻搖出來了一批勞工!當時，勞工這個稱呼比技術員光彩得多。走出校門以後，他們腳踏實地地從普通勞工做起，一步一個腳印，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了成績。多數人在企業、在科研崗位上做出了貢獻。也有一部分人因機遇、性格、能力、人品走上了各級上司崗位。
一批分不出去的畢業生
多數同學走出校門以後，還是有200多人的配置設定一直沒有落實，也就是說沒有接收他們的機關，需要再等待着配置設定。分不出去的畢業生有以下幾種情況：
很大一部分是幹部子弟，原來他們是都可以分到如二機部至七機部等國家機要部門，而那時他們成了“走資派”、“黑幫”的子弟，那些機關不可能再接收他們。
有一部分是文革中發現有海外關系或家庭出身由“紅五類”變為“黑五類”，也沒有資格去國家的機要機關。
李黎風，清華大學工程實體系66屆畢業生，原計劃配置設定在二機部絕密機關，因受其父親李井泉的牽連而被“待配置設定”，由學校重新聯系他的接收機關。他于1968年11月去青海省電動工具廠報到。
桑爾俠：清華大學工程實體系66屆畢業生，原計劃配置設定在二機部絕密機關，因受其嶽父龔子榮的牽連而“待配置設定”，經多方聯系，重新配置設定到遼甯省。他于1968年10月27日到遼甯鶴崗133師部隊報到，在北大荒部隊農場勞動一年，1969年底配置設定到沈陽市精密儀表廠當勞工。
劉濤，劉少奇之女。清華大學自控系自903班學生。對劉濤的畢業配置設定問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對校方有明确訓示：劉濤的工作不能留在北京，但又要配置設定在離北京很近的機關，能随叫随到。經過配置設定小組的努力聯系，最後落實劉濤的接收機關是北京鐵路局承德機務段。
還有按1965年所确定的配置設定方案中有180名留校當教師或擔任其他工作的名額，當時老師是“臭老九”，大家都不願意當老師。更是由于在學校兩派武鬥，文攻武衛，大家都很厭惡這個環境，希望早一點逃脫這“苦海”。許多人不願意留校，最後隻有四十多人留校。也就是說，有近140個本來是留校的同學，要重新确定配置設定方案。
大部分同學已離校奔赴工作崗位，而待配置設定的同學現在還走不了，他們十分着急。但要解決他們的配置設定問題，關鍵是要落實他們的配置設定方案，要有接受他們工作的機關。前面說過我們66屆配置設定方案早在1965年就确定了。确定高校畢業生的配置設定方案不是一件小事情，是要由國家計劃委員會牽頭，連同高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到第八機械工業部，還有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等部門，經過多次會議商定。對于一個學校有那麼多的再待配置設定學生，困難很大。經過與國家計委、高教部及北京市配置設定辦公室多次協商，我們學校提出了一個辦法：配置設定方案還應該由國家計委下達到接受機關(或接受機關的上級主管部門)，而這些接受機關由我們自己來跑。于是我們配置設定小組決定發動各系各教研組負責配置設定的老師幫助去找接受機關，同時也發動待配置設定同學自己根據所學專業，到自己老家或有關機關去找願意接受他的機關(一個同學跑1至2個機關)，跑來的結果報到系配置設定小組，由校配置設定小組集中統一報到國家計委，再由國家計委下達到接受機關。由于各方面的支援，這些待配置設定的同學也先後走上了工作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