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否逮捕彭柏山，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存在着兩種不同的意見。
彭柏山，又名彭冰山，193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抗日戰争初期參加新四軍，解放戰争時期擔任第三野戰軍第二十四軍副政治委員。1951年轉業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協助部長陳望道工作。
此時我在華東軍政委員會民政部任政權建設科科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南辦公廳在衡山路十号，民政部在前面的大樓，文化部在後面的大樓，我與彭柏山經常見面，但由于不是一個部門，很少交談。彭柏山當時穿一身舊軍裝，頭上有時戴一頂軍帽，腰挺得很直，走路步子很快，是一個标準的軍人形象。可是，他與别的軍隊下來的幹部不同，上衣口袋上，總是别着一支鋼筆，面部顯得很清秀，明顯帶着幾分書生氣。
1953年，彭柏山調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
早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左聯”時期，彭柏山就與胡風相識，并有過一定的交往。胡風非常欣賞彭柏山的文章，認為有一種向上的朝氣與文學的靈氣。1950年二十四軍在徐州駐防的時候，胡風因事路過，彭柏山在軍部熱情地接待了他——這成了彭柏山的一條重要罪狀。
1955年5月，《人民日報》公布了有關“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其中在有的信件中牽涉到了彭柏山。
根據中央和公安部對于清查“胡風分子”的要求，中共上海市委立即召開有關會議。
會議上，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第二書記陳丕顯，副書記馬天水、魏文伯，常委、副市長兼警察局局長許建國等人主張立刻逮捕彭柏山。
絕大多數參加會議的人員也都同意。
可是，這個決定卻遭到了市委組織部部長王一平和另一位市委有關部門上司的反對。他們認為，這些公布的材料不是彭柏山本人寫給胡風的，也不是胡風與彭柏山之間的交往信件，在沒有對這些材料進行調查核實的時候就抓人，而且被抓的人卻是我們市委的一個部門上司，一個黨的進階幹部，這樣有些不夠慎重。提出作為内部審查，可不必逮捕。
兩種意見在會上發生了争論，争吵得也相當激烈。
可是，市委主要負責人卻仍然堅持要抓人，這種主張在會上得到了多數人的同意。
會議結束，市委主要負責人之一的陳丕顯簽署了逮捕令。
逮捕彭柏山的任務由警察局文保處執行。
當锃亮的手铐戴上這位宣傳部部長的手上時，他感到十分驚訝，對執行任務的人員問道：“你們是不是搞錯了?”
執行任務的人員将逮捕證遞給他說：“不會錯的，這種事情還能搞錯?”
彭柏山痛苦地搖搖頭說：“好吧，我就跟你們走。不過事情弄清楚後，我還是要求你們幾個陪着回來。”
彭柏山是被捕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中職位最高的幹部。
上海被捕的“胡風分子”，大都被關在市警察局南市第一看守所和建國中路二十六号，唯獨隻有彭柏山一個人沒有被關進監獄，而是被單獨關在淮海中路一個局處級幹部所住的宿舍裡，這個地方名叫新康花園。在這套房子裡一切生活設施齊全，算是對他的一點“優待”。
由于上海被認為是胡風活動的“老巢”，是胡風集團在全國最頑固的一個堡壘，是以攻下這個“堡壘”，對于整個胡風案子事關重大，“胡風專案”辦公室除了接受市委上司之外，還同時接受公安部的直接訓示。 為了加快進度，對于被捕的“胡風分子”的審訊，從開始時的不太明确，到後來進行了一定的分工，王良負責審訊的是羅洛，張一天(文保處科長)負責審訊的是賈植芳，張振奎(文保處科長)負責審訊的是耿庸，我除主要負責審訊張中曉和尚丁之外，還參加了對梅林、何滿子、彭柏山的審訊，主要負責審訊彭柏山的是從公安部調來擔任我們“胡風專案”辦公室負責人的宋若俠。
二
同其他被定為“胡風分子”的人一樣，彭柏山同樣也是因為那些被公安機關所掌握的有關信件被定罪的。與其他人不同的是，彭柏山的這些“信件”全是胡風或别人寫的，沒有一封信是他自己寫給别人的。
1949年5月30日，胡風在北京寫有一封信給路翎，這封信中談到了彭柏山：
得彭冰山(柏山)信，他到了南京，已給你信約見。或者已經見了面罷。但不知談得怎樣?看情形，新寫的東西，可先給他看看。南京做文教工作的白丁，從前也在一起過，也許柏山介紹你見他。
杭州幾個人，我曾給柏山介紹過。這次來信沒有提。看情形，問到時可提出談談。如見到白丁，也可提出談談。在介紹給柏山時，我曾說到政治上我絕對保證。小劉、羅洛在上海，有機會時也可提出談談的。
這裡所說的白丁就是徐平羽，在北京出差時被當成“胡風分子”逮捕。
其實這是一封友人之間互相請求對方給以幫助的信件，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存在着任何的“反黨行為”。可是《人民日報》在公布這批材料時，将其中的“小劉、羅洛”注釋為“均胡風分子”，這“畫龍點睛”的一筆，問題就搞大了，“革命覺悟”極高的人們一下子警惕起來，原來彭柏山是在接受胡風的“訓示”，準備将一部分“胡風分子”安插在他所管轄的區域裡，為胡風培植反動勢力。
這麼一分析，又加之當時處在全國上下一緻聲讨“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高潮中，彭柏山就是有一千張嘴也是辯不清楚的。
1952年3月4日，胡風在給路翎的信中再次談到彭柏山：
華東一塌糊塗，上海當然也如此。現已調柏山接黃源副部長的工作，可見是迫不及待了。但在柏山，如果沒有可能開辟崗位，那隻能是一個打掃前人的臭茅房的玩意兒。……他後天來報到接事，大概一兩個月内能見端緒。
這是一封有關彭柏山工作調動後告訴友人的信。胡風在這封信中，對于這種工作調動談了自己的看法，當然其中有一些不太文雅的說法，但這在私人的通信中也是常有的事情。就是這樣的一封信，《人民日報》也作為“胡風分子”的一條罪狀進行了公布，專案辦公室在學習時，卻左學右學學不出一點相關的“敵情”來，可是又不敢公開否認，大家都隻好保持沉默。
《人民日報》卻對此進行了一種令我們這些辦案人員都感到不可了解的注釋，這個注釋莫名其妙的在“副部長”三個字上做起了文章。
注釋稱：“副部長”是“即前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由胡風集團分子之一的彭柏山擔任這個工作，胡風是抱着‘開辟崗位’的‘希望’的”。
如此地分析一封平常友人之間的通信，将這些人生拉硬扯地往胡風集團的身上套，這是造成胡風集團冤案的一個重要方面。
這封信是在1955年5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公布的，而此時彭柏山仍擔任着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的職務，并沒有将其定為“胡風分子”。《人民日報》采用先入為主的辦法，首先将其定成了“胡風分子”，是以柯慶施為首的市委主要上司立即準許逮捕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同中央保持一緻”的。
1952年5月29日，胡風在上海給路翎寄了一封信，信中稱：
這裡提出，華東劇院(話、歌、交響樂三團共二百餘人)，或者還有一個刊物。好處是：獨立機關，接觸群衆。到北京，無論如何不會有這樣工作機會的。但困難很多：(一)不在北京，總是若即若離的狀态，(二)接觸面不能大，被限住了，(三)夏管文藝(副部長)，(四)柏、雪二人肩膀隻那大，柏在華東可以頂住，但在上面他是不能回嘴的。
就是這麼一個情況。我想，文章寫起了，争取到京一次，不得已，隻好在華東弄一兩年再看。此事望與謝、徐二兄談談，但不要告訴别人，你們看如何?
這裡的“夏”是指的夏衍。“柏、雪”是指的彭柏山和劉雪葦。“謝、徐”是指的謝韬和徐放。
這同樣是一封普通的友人之間的通信，内容是有關工作問題。我反複看了多次，沒有發現有“反動言論”，也沒有發現彭柏山與胡風之間有什麼特别的關系，或者是在這封信裡密謀一些什麼。
然而，這封信的确又是彭柏山被定為“胡風分子”的一條重要證據，其理由是這封信中所說到的“謝、徐”均是“胡風分子”，胡風在信中所談到的另外兩個人——彭柏山和劉雪葦難道不也同樣是“胡風分子”嗎?
如此類推，也是造成胡風集團冤案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有一封信同樣牽涉到彭柏山，這封信是路翎1952年3月11日從北京郵給胡風的。
信中說：
柏山接那攤子，實在是很難的。甸兄說，現在不接這些玩意最好!不過我以為，他也可以和那裡面的那些現象打一仗，揭露出更多的蝗蟲來的。積極的建設，現在是不可能的，那麼，就希望他不至于被那黑壓壓的一大片拖得不能動彈。
這裡的“甸兄”指的是盧甸。
這封信是在彭柏山被捕以後公布的。
信中的内容，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是關于彭柏山工作調動的事情，友人之間在互相談着各自不同的看法。當然，信中用了一些常人所無法看明白的詞語，也許這些詞語路翎的确是有所指的，或者說的确是對這次彭柏山的工作調動與當時文藝界的形勢有着自己個人的不同看法。這些在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裡，也是合乎憲法的。
公安偵察人員認為這封信中所提到的一些不同看法，可以通過幫助和教育得到解決，不能将此列人為彭柏山的一條罪狀。
可是，這封并不是彭柏山自己所寫的信，卻成了他的一條無法擺脫的“罪惡”。
這封信後來還是被《人民日報》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在第三批材料中公布了。
對于“柏山”，《人民日報》的編者注釋為“即上海的胡風分子彭柏山”。“接那攤子”注釋為“指彭柏山獲得了前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的位置，北京的胡風分子們把這看成是胡風反動集團的一件大事，對此十分注意”。“‘那些現象’‘蝗蟲’‘黑壓壓的一大片”’注釋為“這些都是胡風分子咒罵革命的文化工作和文化工作者的說法”。“積極建設”注釋為“指胡風集團的反革命事業”。
在決定逮捕彭柏山之前，《人民日報》公布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中，牽涉到彭柏山的隻有四封信，而且都是胡風直接寫給路翎的，有些事情彭柏山并不知道詳細情況。在公布的第三批材料中，沒有胡風給彭柏山的信。僅僅根據胡風寫給路翎等人的信，就草率的認定了彭柏山的“關系”。
經過了這樣的一番注釋，作為共産黨進階幹部的彭柏山，自然就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胡風分子”了。
三
彭柏山被定為胡風分子的另一條罪狀，就是他曾企圖幫助胡風解決工作問題。
建國之後，由于解放前設在上海的舊文學工作者協會被在北京新成立的文學工作者協會所取代，并換了新的上司人。而胡風對于安排在《文藝報》的工作不太滿意，是以一直沒有正式的工作。
除了這個以外，胡風在思想上也很苦悶，對周揚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滿，認為現在革命勝利了，但卻沒有了自己的位置，顯得有些不公平，認為這些都是周揚和林默涵、何其芳等人所為。
為此他曾找過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可是最後仍未得到較為滿意的答複。
就在這個時候，彭柏山接任了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的職務。
在彭柏山接任之前，擔任這個副部長職務的人名叫黃源，這個黃源是當年魯迅給徐懋庸的公開信中曾經為之辯誣的三個人之一。可是在建國初期，在文藝整風中，他被認為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在經濟上很混亂，是以被上海的報紙點名進行了批判，很快就下台了。
胡風與彭柏山的關系一直很好。彭柏山擔任這個重要職務後，處在困境中的胡風無疑會感到高興。
1951年，曾在彭柏山手下擔任過文藝處長的劉雪葦負責籌備華東地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時，曾提議讓胡風出面擔任主席，後來上報時卻被否定了。
彭柏山上任後，曾極力幫助胡風，努力解決他的工作問題，以幫助他弄一個栖身之地，消除心中的煩惱。
1952年3月17日胡風自上海給路翎寫了一封信，談了這件事情：
柏山來後，想幫我弄到華東，留在上海。但探問一下，覺得中央不會準許(他的意見可以在此通過)，是以主張隻弄自己的問題，不要提意見雲。
由此可以看出，彭柏山的确是幫助過胡風的。
可是胡風是一個知名人士，彭柏山說了不會算數，得有中央的準許才行。是以在彭柏山到北京時，胡風便找他了解了一下情況。彭柏山如實地告訴了胡風，說是中央不同意胡風的某些文藝觀點，希望胡風能夠作一些自我檢讨。如果胡風能及時對自己的文藝觀點提出自我批評，那麼上面到一定的時候就會将這件事情公開的提出來。
彭柏山同時還告訴胡風，你的問題不搞清楚，得不到徹底的解決，就不要急着搬到北京去，去了也沒有用。
胡風聽從了彭柏山的話，認為自己現在急着搬到北京去也沒有用的。一來工作的事情一直被擱着不理，搬去了也沒有什麼意思，二來隻要将自己的事情弄清楚了，随時都可以搬，也用不着這麼着急，現在自己遠在上海，離那些人遠一點也有好處，否則對自己不利。
不久，彭柏山告訴胡風，說是周揚将到上海來，讓胡風好好的與他談談。
于是，胡風遵照彭柏山的建議，在上海專門找過周揚，但兩個人談得很不投機。
在談話中，周揚指責胡風是在“抽象地看黨”，是“個人英雄主義”。并說胡風已經将全國的黨員作家都“批評盡了”。同時還指責了胡風當年在重慶時，與喬冠華等人的“才子集團”的親密關系。至于工作問題，周揚則同意回北京後再商量一下，并約胡風如果有機會到北京再談。
在這種情況下，彭柏山建議胡風寫信給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将自己的情況反映一下。并同時勸胡風，應該寫一些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心得體會之類的文章，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以此将自己的問題解決。
要是在過去，個性倔強的胡風是不會聽這樣的話的，這次他卻聽從了彭柏山的勸告，寫了一篇題為《學習，為了實踐》的理論文章，談了自己學習、紀念“講話”的體會。
彭柏山想幫助胡風解決工作的問題未能實作，可是卻通過他的老部下劉雪葦，為胡風解決了幾個友人的工作問題，他們是羅洛、何滿子、王元化、張中曉、張禹、耿庸等人，這些人後來大都成了“胡風分子”。
也就是這個時候，胡風開始着手準備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信反映自己的情況。
四
彭柏山開始是作為“胡風分子”拘捕的，在審訊中主要也是追問他與胡風集團的關系，可是不知怎麼，後來又冒出了一個新的更為嚴重的問題，說彭柏山是出賣早期黨的上司人之一的郭亮的兇手。
專案辦公室每天加緊審訊，可是審去審來也審不出一個結果。
于是，負責彭柏山一案的宋若俠便多次赴湖南調查，回來後對于所說的彭柏山帶領國民黨特勞工員抓郭亮的事情基本上給予了否定。
1956年宋若俠調離“胡風專案”辦公室，他的辦公室負責人的位置由公安部新派來的方治華接任。
這年4月，我從四川調查尚丁、曾卓的特嫌問題回來，就被方治華叫住，讓我同他一同去新康花園審訊彭柏山。
當彭柏山被帶進審訊室時，他顯得很平靜，坐在我們的對面，用一雙顯得有些憂郁的目光看着我們。
方治華問道：“彭柏山，你想一想，你的問題還有什麼沒有談的?”
彭柏山說：“該說的我都向組織上說了，現在沒有什麼要談的了。”
問：“你怎麼這麼肯定?”
答：“是的，就這麼肯定，因為我不會編造事實。”
問：“彭柏山，你曾經是黨的進階幹部，你應該知道你問題的嚴重性。”
答：“是的，我知道。正因為這樣，是以我不能随意亂說。”
從審訊的情況來看，彭柏山态度不錯，沒有我審訊張中曉時的那種抵觸情緒和拒絕回答問題的現象，他是每問必答，有根有據，也從不牽連别人，隻談自己的事情，遇着有關的人，他都說主要是自己的責任，與别人沒有關系。
當問到與胡風的關系時，他也毫不隐瞞，一點一點的都作了交待，特别是近一年多來，他如何為胡風的工作問題想辦法，又如何動員胡風找周揚面談等等，與我們掌握的事實基本相同。隻是他認為這些都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正常交往與活動，根本就沒有組織反革命集團的目的，更沒有反黨的意圖。而我們則認為他與胡風的這些活動，都是在進行一種反革命陰謀。
對于公安機關的說法，他表示不能接受。
我由于剛外調回來，不太了解情況。加之在調查尚丁“軍統特務”的過程中，我逐漸明白了一些事情，感覺到胡風集團一案有着許多與事實不符的人為的因素。在當時的形勢下，我雖然也有“左”的思想，做過一些“左”的事情，但作為一名辦案人員，尊重事實應該是最基本的東西，這一點我還是始終不能忘記的。對于彭柏山一案，我一開始就有看法，但又不好說，是以在陪同方治華對其進行審訊時，我一言未發。
審訊下來後，方治華問我為什麼不說話。我說彭柏山與胡風的那些事情，都比較清楚了，我問還是那一套，沒有什麼好問的。
後來，審訊接觸到了最實質性的問題，關于郭亮之死。
郭亮，湖南長沙人，1921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後從事勞工運動。1927年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先後任中共湖南、湖北省委書記。1928年3月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後被殺害。
方治華問：“你認識郭亮嗎?”
彭柏山搖着頭說：“不認識。”
方治華說：“可是有人說你認識。”
答：“别人說是别人的話，但我真的不認識。”
方治華說：“我們希望你能向組織上老實交待，不要隐瞞，否則後果得由你自己負責，我想這個道理你是明白的。”
答：“我當然明白，但我不能無中生有，這樣做也是欺騙組織嘛。”
方治華見彭柏山始終不肯接觸實質性的事情，就追問道：“你知道郭亮是怎麼死的嗎?”
答：“從黨的報刊上知道，是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
方治華：“請你說詳細一點。”
答：“我就隻知道這麼多。”
方治華見這樣審下去沒有結果，就單刀直入地說：“有人揭發說，你曾帶人去抓過郭亮。”
彭柏山一聽立刻站了起來，顯得很激動，大聲地說：“這是有人故意造謠迫害!”
方治華說：“你先别激動，我們也沒有給你任意定罪，但你得說出讓人信服的理由來。”
彭柏山是一個很有修養的人，他很快的冷靜了下來，朝我們笑了笑說：“你們能相信這樣的話嗎?在胡風的問題上我可能有錯誤，但這郭亮之死與我卻毫無關系。你們想一想，我現在才多大歲數，1928年郭亮死的時候，我還隻是一個社會上的普通青年，還沒有加入黨組織，而且後來我主要在上海參加‘左聯’的文藝工作，怎麼會認識郭亮?怎麼有可能帶人到湖南去抓他?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嗎?難道你們也相信這樣的話?”
彭柏山于是與我們展開了說理“鬥争”，我們聽了覺得他的那些話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審訊無法再進行下去。
我們将對彭柏山的審訊情況通過“胡風專案”辦公室向上級作了彙報，但最後還是将他定成了“胡風分子”。
在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省又遭受到嚴重的摧殘，最後被迫害緻死。 一場悲劇以生命的結束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