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講述了阿根廷是如何從一個殖民地變成20世紀初的發達國家，但政治的動蕩使得繁榮變得不可持續，在經濟惡化的情況下，阿根廷人在民主與威權中左右搖擺，冷戰也迫使人們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選擇站隊，但阿根廷人選擇了走第三條道路的胡安·庇隆，然而人民的忠誠是不穩定的，況且所謂第三條道路還把左右都得罪，是以該國政局再次陷入動蕩，胡安·庇隆最終被曾經将他推上台的人民給趕走，軍人政客再次上台，阿根廷經濟又将走向何方？
現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
一、政府幹預時代
胡安·庇隆下台後愛德華多·洛納迪将軍成為新任上司人，然而他的溫和作風令軍中激進者不滿，僅執政兩個月便被趕下台，接替他的佩德羅·尤金尼奧·阿蘭布魯将軍并未有成為傳統的考迪羅，雖然打壓庇隆主義者，但是廢除了1949年有關國家上司人無限連任和集權的法律，恢複原憲法，重建了被庇隆壓制的大學自治權、新聞業等。1958年阿根廷舉行總統選舉，此前被庇隆壓制的激進公民聯盟UCR複出，不過該黨就如何處置庇隆派産生分歧，律師、記者出身的阿圖羅·弗朗迪茲認為不應禁止庇隆主義者參選，而UCR黨魁裡卡多·巴爾賓堅決反對庇隆，于是弗朗迪茲組建公民激進不妥協聯盟UCRI與UCR對抗，由于庇隆主義在該國仍具有影響力，在原UCR同志的基礎上及庇隆主義者的加持下，弗朗迪茲當選阿根廷新一屆總統。
佩德羅·尤金尼奧·阿蘭布魯
雖然軍方警惕弗朗迪茲的親庇隆色彩，但還是如約移權給他，不過弗朗迪茲接手的其實是個爛攤子。出于右翼色彩的政治目的和消除庇隆時期對經濟的不良影響，此前軍方上司的阿根廷加入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并大舉借債，但為了擷取這筆貸款阿根廷接受了其中的苛刻條件，私有化和外國資本的浸入擠壓了國内民族經濟，使得庇隆時期建立的民族經濟體系被瓦解，最終不僅未有解決經濟問題，反而貿易上出現逆差以至于未能如期還款，阿根廷開始陷入外債漩渦，弗朗迪茲上台時阿根廷已欠外債18億美元。為了改變現狀，弗朗迪茲采用的經濟政策被稱為發展主義，即發展工業，主要措施包括吸引外資推動工業化、促進石油自給自足、減少政府對公共交通的營運成本等。
阿圖羅·弗朗迪茲
石油自給自足是工業化的關鍵，當時面臨的困境是五百萬噸的産量滿足不了國内一千五百萬噸的需求緻使需要進口，弗朗迪茲延續庇隆的石油國有化政策，但先進的開采技術需要與國際合作遭到左翼的反對，可弗朗迪茲表示“甯願放棄不切實際的知識分子态度也要維護國家利益”，軍方基于國防考量也支援弗朗迪茲的政策。石油國企YPF透過與美國公司的合作，讓該國于1960年基本建成石化工業和自給自足，石油和天然氣産量在三年裡三倍增長，先前被用于購買能源的外彙終于能用來進口工業裝置，1958年國有煤炭公司YCF成立以解決煤炭自給不足問題，除此之外還大力發展鋼鐵産業，在國有企業的基礎上吸引投資促進鋼鐵業的擴張。由于這一時期的美國企業正處于擴張時期，是以弗朗迪茲的吸引投資獲得成功，投資的突然增多緻使經濟過熱。
公民激進不妥協聯盟( UCRI )
1959年初阿根廷通貨膨脹率達到了113%，但由于石油開采和産量增加，以及再次向IMF的求助，通貨膨脹在 1960 年下降，鋼鐵和石化工業的發展還促進了農業現代化，化肥、農藥和機械化促進農業生産力提高。汽車産業是弗朗迪茲的重點産業，透過增加私家車持有量減輕公共交通壓力是其中一個目的，雪鐵龍、通用汽車等國際知名品牌紛紛落地阿根廷，這不僅創造了15萬就業崗位，還節省了此前汽車進口的消耗，阿根廷的汽車産量從1957年的2.9萬輛提高到1962年的12.8萬台。交通改革需廢棄32%的現有鐵軌、解雇7萬名鐵路員工、将所有蒸汽機車、以及7萬輛貨車和3000輛火車全部報廢，此舉引發勞工罷工運動，導緻了該國再次陷入動蕩，削弱了憲政政府的權威。
1958年正在修建的天然氣管道
1958年弗朗迪茲解除對庇隆主義的禁令，1961年将勞工總聯合會的上司權交還給庇隆主義者和獨立工會成立的 20 人委員會，這些措施提高了勞工的自主權，但也增加了經濟改革的阻力，此前弗朗迪茲曾賦予軍隊更大自主權鎮壓颠覆活動。在1962年的立法機構選舉中庇隆主義者斬獲九個選區，對庇隆主義者的寬容令軍方不滿而于該年3月發動政變，參議院臨時議長何塞·瑪麗亞·吉多來完成弗朗迪茲剩下任期，政治動蕩使得經濟形勢惡化并向IMF借貸1億美元，庇隆主義再次被禁止，1963年總統選舉中UCR候選人阿圖羅·翁貝托·伊利亞當選新一任總統，其一上台就廢除了YPF在弗隆迪齊執政期間與外國石油公司簽訂的合同并大額賠付，外商大幅撤資，石油産量下降而再次需要進口。伊利亞無畏得罪美國，打開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貿易市場并維持與蘇聯的關系。
視察汽車的弗朗迪茲
伊利亞并未因為與美國商業關系的惡化而向IMF借一分錢，而是憑借貿易順差将外債從21億美元減少到17億美元。伊利亞加強對經濟的國家幹預，通過匯率管制避免了比索在經濟擴張階段升值促進出口，由于生産強勁增長，财政赤字相對于GDP的比重從1962年的6.79%和1963年的6.13%下降到1964年的5.82%、1965年的3.59%和1966年的4.19%，GDP在1964年增長了10.3%、1965年增長了9.1%，社會層面伊利亞将23%的國家預算用于教育，并頒布藥品法加強對藥品價格的監督，1964年阿根廷頒布最低工資法規定月薪最低為82.67美元，同期中國的年均工資僅為580人民币，以當時匯率約為235.78美元，月薪為19.65美元，也就是說人家一個月的最低工資就等于我們四個多月的平均工資，可見此時的阿根廷還是實力雄厚。
阿圖羅·翁貝托·伊利亞
然而伊利亞犯了與弗朗迪茲一樣的錯誤，就是對庇隆主義者的寬容，導緻庇隆主義者利用寬松的媒體環境攻擊伊利亞，1965年的衆議院選舉庇隆主義的人民聯盟取勝也讓軍方不滿。伊利亞的經濟政策也出現失誤，為了彌補财政赤字而又不借外債的印鈔導緻貨币貶值，而國會拒絕準許1966年的财政預算導緻增長減緩，雖然人民的在他執政期間平均實際工資增長了近 25%，失業率從8.8% 下降到4.6%，但事實證明群眾是難以取悅的，增長就算未有停止而隻是減緩就已将此前的好抛之腦後，反對派也借機批評他的政策實際是無所作為，财團和軍方也更傾向更徹底的市場化改革而嫌棄伊利亞的穩健，1966年6月，在阿根廷人民的一片冷漠中，軍方借機順利的發動政變，憲政再次被當機。
針對伊利亞的示威遊行
二、市場改革嘗試
前陸軍總司令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亞成為新一任上司人，他任用阿蘭布魯将軍時期的經濟部長即自由派經濟學家阿達爾伯特·克裡格·瓦塞納，其建議“私人資本應該增加其對該行業的參與，而民族國家主要負責為投資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條件”，實質是阿根廷特色的市場經濟，具體措施包括貶值貨币促進出口、增加出口預扣稅來彌補财政赤字并減少對外債的依賴、建設大壩解決缺電問題、改善交通基礎實施提高出口效率、向私營公司開放石油生産以及降低進口稅促進競争等。從 1966 年到 1969 年，通貨膨脹率成功從 31.9% 下降到 7.6%，GDP 增長達到 6.8%，宏觀經濟上來看解除貿易壁壘國家經濟形勢确實向好，但外國資本的進入擠壓了本國的民族企業，出口稅的增加還一定程度上抑制農産品的生産，不過這畢竟是國家層面的事，若真要惠及百姓倒無所謂。
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亞
瓦塞納的改革環境可比現今的米萊好得多，在軍方的保駕護航下改革阻力較小，搗亂活動會被處以三個月至兩年的監禁、集體勞動協定被取消等，是以改革較易推行，但實際上犧牲了廣大群衆的利益。瓦塞納改革的一項措施還包括當機工資，失業率雖低，但實際收入下降，農業部門也因出口的高額預扣稅而受到損害，批發和零售價格上漲，群衆生活壓力增加，阿根廷群眾為自己的冷漠付出了代價，群眾不願意忍受改革帶來的陣痛，而此前在憲政政府時期不斷被“疼愛”的勞工階級哪受得了這般氣，于是在庇隆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等思潮的鼓動下，1969年遊擊戰、示威等活動風起雲湧，翁加尼亞并未有鐵血般的改革意志，雖然有鎮壓行為，但為了平息怒火他立馬換掉瓦塞納，改革中斷緻使外資逐漸逃離，經濟增長減緩，勞工運動的激烈也讓經濟形勢惡化。
阿達爾伯特·克裡格·瓦塞納
1970年前軍政府上司人阿蘭布魯被庇隆主義者遊擊隊綁架處決，軍方内部對政府無能的不滿導緻翁加尼亞被罷黜，準将羅伯托·馬塞洛·萊文斯頓替代其。為了應對自由化改革的不良影響，萊文斯頓又刹車重回保護主義和國有化政策，并提高工資企圖獲得群眾芳心，但外資撤離導緻通貨膨脹惡化，抗議活動更加頻繁，九個月後萊文斯頓黯然下台，陸軍總參謀亞曆杭德羅·阿古斯丁·拉努斯挂帥，拉努斯開展務實外交，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經濟層面向中小企業貸款400億比索并暫停進口以防止資本外逃，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經濟情況不好不壞，1972年就貿易而言開始出現順差，但軍政府為了安撫民心已決定交權，經過與反對派的談判，1973年舉行總統選舉，埃克托·何塞·坎波拉受在國外的庇隆委派以正義黨候選人身份當選新一任總統，庇隆主義再次強勢回歸。
亞曆杭德羅·阿古斯丁·拉努斯
三、第三庇隆主義
坎波拉上台後旨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又兼顧各方利益，于是抛出了社會契約論。該理論由猶太裔的阿根廷共産黨人何塞·貝爾·格爾巴德提出，其任經濟部長，通過讓政府、中小企業的代表CGE（經濟聯合會）和總工會CGT三方達成，協定要點為當機價格阻止通脹、普遍加薪後暫停工資集體談判兩年以使勞資沖突停止，目标為在未來四年實作雇員參與國民收入的40-50%以提高實際工資、解決通脹問題、鞏固經濟增長。坎波拉的上台其實是在為庇隆的回歸鋪路，是以僅上台一個多月便主動辭職由同黨的勞爾·拉斯提裡擔任臨時總統，并安排庇隆回國參選下一屆總統，當年9月阿根廷再次舉行總統選舉，庇隆以61.86％的得票率再次當選總統，總統更疊并未影響格爾巴德的改革，通貨膨脹率放緩至 12%，實際工資在第一年上漲了 20% 以上。GDP增長率從1972年的3%加速到1974年的6%以上。
埃克托·何塞·坎波拉
經濟形勢的改善鼓勵庇隆推行類似于他在40年代推行的幹預主義社會和經濟政策，即推行國有化和提高勞工待遇，然而該國再次陷入新的政治鬥争。正義黨中的右翼将黨内左翼視為社會主義勢力而要求對左翼采取行動，而左翼将右翼官僚視為“叛徒”而開展暴力鬥争，正義黨溫和右翼的代表人物CGT秘書長魯奇被暗殺緻使庇隆與左翼的沖突不可調和，雖然庇隆在最後時刻依然試圖整合左右派，但患上了前列腺肥大和心髒病的庇隆于1974年7月去世，享年 78 歲，身為副總統的庇隆妻子伊莎貝爾·庇隆順位成為代理總統，伊莎貝爾與右翼聯系密切，政府中的左翼被踢走，社會契約的執行者格爾巴德被解職。
1974 年 6 月 12 日，庇隆在他最後一次集會上向支援者緻意
事實上契約早在此前已名存實亡。1973年底，石油危機導緻出口被限制，進口成本的增加也導緻政府必須補貼企業受生産限價的損失，一些企業受限價影響也降低生産使得商品消失，黑市随之産生，最終政府同意價格上漲，生活成本的加劇也讓勞工要求提高工資，1974年3月應總工會的要求工資調整獲得準許，可見契約中的價格當機和工資當機已失敗。為了應付成本政府采取擴張性政策，不過這些危機憑借庇隆的威望尚可壓制，然他的去世讓社會契約徹底不複存在。在此背景下阿爾弗雷多·戈麥斯·莫拉萊斯成為新任經濟部長，其采取更加靈活的價格政策，但未能解決危機，反而在次年讓比索貶值一半，而工會的壓力也迫使政府再次同意加薪，于是該國再次陷入通貨膨脹。
伊莎貝爾·庇隆
1975年6月塞萊斯蒂諾·羅德裡戈成為新任經濟部長，羅德裡戈采取休克療法的政策。首先宣布加薪 45%安穩人心，但将比索貶值1.5倍、公共服務價格提高一倍、燃料上漲1.8倍等，其反對消費主義而偏向緊縮政策，工會拒絕此提議而發起總罷工，最終迫使羅德裡戈僅任職一個多月就下台，接替羅德裡戈的博納尼則因試圖繞過工會制度經濟政策任職三周便被趕下。這種不連續的政策導緻隻有通貨膨脹沒有任何改善，受工會支援的安東尼奧·卡菲羅成為新任經濟部長，他曾試圖調和工會與商會的沖突，但政治鬥争的逐漸激烈使得調和變得不可能，期間他也期望尋求得到IMF的貸款，不過由于擔心違背庇隆主義者民族經濟的心理削弱他在工會中的聲望，而拒絕IMF派遣考察團的提議，是以他雖任職有五個多月，但未有解決危機，民主政府的軟弱性緻使一場更大陰謀的來臨……
伊莎貝爾·庇隆于 1976 年 3 月 10 日在 CGT 大會上發表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