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文明在中國曆史上有它的獨特韻味。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品味中國傳統文化的精彩，無論是物質世界的光彩奪目，還是精神世界的審美意趣，宋文化總讓人感到意味深長。讓我們跟着《夜聽宋韻》，回眸兩宋文明，品味文化精髓。
宋代官方金融工具度牒
元佑四年（1089年）七月，蘇轼以“兩浙西路兵馬钤轄龍圖閣學士”的身份任杭州知州。不想杭州大旱，饑馑瘟疫一起發生，作為杭州最高長官，蘇轼赈災民、穩物價，還向朝廷請求減免供米，終于幫助百姓渡過難關。為增強城市的抗旱能力，他決定整治淤塞的西湖。于是，蘇轼在元佑五年（1090年）四月給朝廷上呈了一份《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懇求朝廷賜給杭州一百道度牒來開浚西湖，朝廷準許了蘇轼的申請，這一百道度牒真的幫助蘇東坡完成了開浚西湖這項大工程。那這度牒到底是何物，又為何會有這麼神奇的力量呢？
度牒其實就是古代官府發給僧尼用來證明身份的檔案，寫明持有人的法名、俗名、身份、籍貫、年齡、所住或請住持寺院、所誦經典、師名等，起源于南北朝。由于當時的統治者崇佛，手握度牒的出家人享有免稅的特權，百姓為了逃避官府的賦稅徭役紛紛遁入空門，俗稱“出家”。唐朝時為了防範群眾通過私自出家逃避賦稅和兵役，防止罪犯入寺為僧，聚衆造反，擾亂社會治安，将頒發度牒的權力收歸國家，通過控制度碟的發放數量來限制寺院的發展。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庫匮乏，唐肅宗開啟了出售度牒補充财政的制度。于是度牒開始從身份證明向寺廟建立許可的方向轉化，變得值錢起來！
明代度牒
宋代崇道，對度牒的管理更加嚴格，這就使得度牒成為一種稀缺資源。正所謂物以稀為貴，在這種情況下，朝廷自然也意識到了度牒的價值和經濟屬性，嘗試用空名度牒回籠超發的紙币，後來在官府采購中為了省錢，也會采用度牒進行估值支付。甚至榷貨務在兌付商人的鈔引時亦會搭配度牒來提升交易的價值。像蘇東坡疏浚西湖就是度牒在地方救災和公共事務上的應用案例。蘇轼曾言“度牒三百道，值錢五萬餘”，他為開浚西湖所乞求的百道度牒有學者推測最起碼可換錢一萬五千貫左右。因為有文獻記載，宋神宗元豐年間出售度牒時每道價格就達一百三十貫錢，還供不應求。由于朝廷将度牒作為貨币屬性價值物進行管控，使得兩宋時期度牒一直保有較高的信用和價值。甚至因其官方估價不斷增長，能保值，宋人競相購買度牒，“商賈富民，為之奔走”。根據程民生先生著《宋代物價研究》的資料，南宋建立初期（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為了擴充國庫，宋代的空白度牒直接由朝廷定價一百二十貫發行，當時的度牒為黃紙所制，易于僞造。紹興六年（公元1136）朝廷下令由文思院專門在绫面上織出“文思院制敕绫”六個字樣的花绫，用來專造度牒，是以購買時另需紙工費十貫。然而随着宋金戰争的原因，發行價不斷變化。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為了籌措軍費，度牒提價到五百貫，宋甯宗開禧北伐時曾暴漲至一千二百貫，後紹熙三年（公元1192）回落穩定在八百貫。度牒在民間成為了一種有價證券，炒作度牒成為人們熱衷的一種投資理财行為，甚至有現代專家認為宋朝能在外敵環侍的形勢下堅持數百年，與度牒帶來的經濟支援是離不開的。
清代度牒
宋代度牒和現代有價證券以及國債雖然在發行背景目的、功能範圍、技術基礎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但它們在金融工具屬性、信用基礎、價格波動等方面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處，對現代金融體系建構，帶來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