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探險者案是美國法理學家富勒于1949年發表的假想公案：五名探險者受困洞穴，為生存“不得不”分食其中一人，被抽簽選中的是最初提出該建議、卻在實施前反悔的威特莫爾。最終獲救的四人以殺人罪被起訴，并被初審法庭判處絞刑。
——他們是否犯有謀殺罪？富勒虛構了上訴法庭五位大法官的意見，将當時各個法哲學流派的觀點納入其中。
1998年，薩伯續寫了有關此案的九個新觀點，又将20世紀法哲學的新發展引入讨論。
今天中譯本《洞穴奇案》便是由富勒與薩伯的十四份陳詞構成的。“洞穴奇案”被譽為史上最偉大的法律虛構案，它被視作“法理學經典”，學界對它的讨論從未停止。
“洞穴”深處的誘惑
文 | 秦濤
雖然我的大學不是法學，但和許多法本學生一樣，在法理學課堂聽到了著名的法律虛構案例“洞穴奇案”。
出于緻敬，更為了後續研讨的便利，将該案簡述如下：
公元4299年5月上旬，紐卡斯國的五名業餘探險者因山崩被困于一個洞穴。救援人員抵達現場，開展營救。
因事發地點偏遠，山崩接連發生，救援難度極大。
救援工作不僅付出了巨大的物質代價，還有十名救援人員因一次山崩而遇難。
在被困的第二十天，救援隊才得知被困的探險者随身攜帶着一個無線電裝置，便立即設法與洞内取得聯系。
被困的探險者詢問：還要多久才能獲救？
工程師回答：至少十天。
受困者問：他們随身攜帶的少量食物早已吃光，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有沒有可能再活十天？
醫生回答：可能性微乎其微。
洞内沉默了。
八小時後，通信恢複，洞内又問：如果吃掉一名成員的血肉，能否再活十天？
盡管很不情願，醫生還是給予了肯定的答複。
洞内又問：通過抽簽決定誰應該被吃掉，是否可行？
包括醫生、法官、政府官員、神職人員在内，沒有人願意對此提供意見。
之後，洞内再也沒有傳來任何消息，大家誤以為是無線電裝置電池用完了。
在被困的第三十二天，受困者終于被救。但其中一名成員威特莫爾，已經被其他四人吃掉。
四名受困者的證詞表明：是威特莫爾提出了抽簽吃掉一名成員以讓其餘四人活命的想法。
五人反複讨論了抽簽的公平性，最終一緻同意以擲骰子決定生死命運。
但是擲骰子之前，威特莫爾忽然撤回約定。他認為應該再等一個星期。
其他人指責他出爾反爾，堅持繼續擲骰子。
輪到威特莫爾時，一名成員替他擲骰子，并詢問是否認同投擲的公平性。威特莫爾沒有表示異議。
結果威特莫爾被抽中，他被同伴殺死吃掉了。
其他四名成員以謀殺罪被告上法庭，初審法院認定罪名成立，判處絞刑。被告不服，上訴到最高法院。
“洞穴奇案”是美國法學家朗·富勒的傑作。他可能是以1842年美國訴霍爾姆斯案、1884年英國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為原型，創作了《洞穴探險者案》（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在1949年發表于《哈佛法律評論》。
盡管本案被譽為“史上最偉大的法律虛構案”，但該文的主體并非案例，而是五位法官的陳詞。
案例與陳詞，有兩個容易被初學者忽視的設定：
第一，法官沒有自由量刑的權力。
很多中國讀者看完本案，第一反應是：四名被告于法有罪，于情可憫，死罪可免，活罪難饒。
這是在用一種中國式的便宜政策，對本案進行情理法的折中，進而取消富勒的嚴肅設問。
但是須知，在紐卡斯國，“在刑罰問題上，聯邦法律并不允許法官有自由裁量的餘地”。
而《紐卡斯聯邦法典》第十二條 A 款規定：“任何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須被判處死刑。”
是以，如果法官認定四名被告屬于“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人”，從邏輯上就必然得出“必須被判處死刑”的結論。
接受了這個設定，中國式的便宜政策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富勒精心結撰的法官陳詞才得以凸顯出意義。
第二，紐卡斯聯邦有獨特的法律史。
盡管富勒設計的紐卡斯聯邦近乎架空，時代背景也盡量進行了虛化處理，但法官們的陳詞仍然顯示：該國有獨特的法律史。
法官們陳述的法理，不是空想的、永恒的定律，而是特定法律史的時代産物。
首先，本案的審理發生于公元4300年。
富勒的《後記》特别提醒：“我們距離4300年的時間，大約相當于伯利克裡時期距離現今的時間。”
這麼長的時間跨度，既是為了阻斷（我們所生活的）現實對該案的影響，也為現時代的法理學賦予了相當于古希臘思想之于今日的古典意義。（事實上，福斯特法官的陳詞的确将1600年到1900年間的思想家稱為“古典思想家”。）
盡管未必随時察覺，在今日的西方，誰能擺脫古典時代的巨大投影呢？
其次，紐卡斯聯邦的立國之基，是大毀滅的幸存者們締結的契約。
福斯特法官的陳詞特别提道：“我們有決定性的考古學證據證明，在大螺旋之後的第一時期，大毀滅的幸存者自願集合起來起草一份政府憲章。”
最後，紐卡斯聯邦曾爆發一場針對司法機關的内戰。
基恩法官陳詞提及：大約在公元3900年之前，紐卡斯聯邦曾爆發一場“短暫的國内戰争”，這是聯邦曆史上“不體面”的“悲劇”。
“該戰争是由司法機關作為一方，與行政和立法機關共同作為另一方之間的沖突所引起的。”
原因是在内戰之前，司法機關權力過大，“法官事實上可以立法”，當然還包括“時任首席法官的性格魅力和廣受擁戴的程度”等因素。
這次内戰，确立了紐卡斯聯邦政體中的“立法至上原則”，以及引申出來的“法官有義務忠實适用法律條文”等。
盡管富勒和薩伯還虛構了若幹可供最高法院參考的判例，但毋庸置疑，這些判例對本案的影響隻是技術性的，而法律史的影響則是規定性的。
不難發現，紐卡斯聯邦的原型就是美國。“大螺旋”是流放、殖民與獨立戰争，“締結契約”是制憲會議，“内戰”是南北戰争。
歐洲的法哲學，對于美國，不啻是“古典思想”。更不必說本案的司法程式與英美法系的相似之處了。
簡而言之，盡管《後記》強調“本案并無刻意關注與當代的相似點，所有那些力求對号入座的讀者，應被提醒他陷入了自己設定的陷阱之中”，但是如果不察覺富勒或精心或無意設計的“與當代的相似點”，那麼讀者将陷入富勒設定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自覺。
我經過十餘年的閱讀與思考，才察覺到這一點。
先按下不表，讓我們回到我大學的時代。
法理學老師講完驚心動魄的案件與異彩紛呈的陳詞，便笑眯眯地向我們發出邀請：“希望你們能給出第十五個觀點。”
事實上，這份邀請來自《洞穴奇案》本身，或曰來自“洞穴”深處的誘惑。
早在1998年（《洞穴探險者案》發表五十年後），美國法學學者彼得·薩伯便巧妙地追加了一名幸存的被告，延續“洞穴奇案”的讨論，新增九份法官陳詞，反映了法哲學的最新發展。
今天中譯本《洞穴奇案》便是由富勒與薩伯的十四份陳詞構成的，是以法理學老師期待的是“第十五個觀點”。
我深知自己不具備外語能力，無從知曉西方法哲學有沒有發展出“第十五個觀點”。
我也模糊感覺到中文世界的現代法學缺乏原創性，大概不容易給出“第十五個觀點”。
大學生的思維，慣于在自己構造的“古今中西”之間穿梭。
排除法的結論，我隻能乞靈于中國的古哲：假如孔孟老莊遇到“洞穴奇案”，他們會給出怎樣的判決？
我深信，以軸心時代中國思想的原創性，應該有能力給出“第十五個觀點”；但我當時并沒有料到，當我冒出這個念頭之時，我已經被源自“洞穴”深處的誘惑牽引着，一步一步深入了富勒的陷阱。
那個阱口，不可能望見中國的天空。
除非幻視。